民俗學家施愛東 抓住一條龍

2024年5月26日，施愛東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張森絢／攝）

施愛東

1968年出生于江西石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秘書長。

2024龍年，施愛東忙壞了。從年初開始，就不斷有記者找上門來，約稿約訪，讓他談?wù)匌埼幕頌橹袊鐣茖W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秘書長，施愛東并不以“龍學家”自居，所以他的內(nèi)心“其實是抗拒的”。

“天天談龍文化，反反復復講述同樣的觀點和材料，把我弄得苦不堪言。”往沙發(fā)上一坐，施愛東便向《環(huán)球人物》記者如此坦言道，“這些年，雖然我一直關(guān)注著龍文化的新進展，希望找到些新話題，但是說實話，中國龍文化延續(xù)了幾千年，任何新變化一旦放到歷史的長河中，也就是轉(zhuǎn)眼一瞬間，幾乎不值一提。”

即便如此，看著市面上毫無學術(shù)背景的人東拼西湊攢出來的所謂研究性書籍大行其道，學人的專業(yè)精神推著他不得不提起筆寫點兒東西，《中國龍的發(fā)明》一書的重新修訂出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促成的。在書里，他借助文化學、民俗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溯源龍是如何成為帝王專屬，又是如何過渡到全民共享的，考證了不同時期龍形象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的變遷。在他的筆下，龍是皇家的、憋屈的，是優(yōu)美的、時尚的，甚至是丑陋的、諷刺的……更重要的是，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他希望借助對龍文化的探討，提供給人們一個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深刻內(nèi)涵的新視角。

一支龐大的龍族隊伍

施愛東最早研究龍文化，其實是個意外。那是2010年，他到東京大學做訪問學者，前期提交的研究課題本是關(guān)于故事學的，可人到了之后發(fā)現(xiàn)，“材料不夠，做不成”。倒是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許多有趣的圖片吸引了他的目光。

“辛丑條約簽訂后，日本人拿出部分庚子賠款在我國大量搜集資料，所以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東洋文庫里有很多近現(xiàn)代以來關(guān)于中國的文獻，里面還配了些插圖，這些插圖中不時有龍元素出現(xiàn)，所以我就想到以這些圖片為線索來構(gòu)筑一個中國龍的變遷史。”施愛東回憶。一年的訪問時間很短，為了提高資料收集、整理效率，他專門買了臺微型相機?；貒?，經(jīng)過斷斷續(xù)續(xù)兩年的時間，文章基本就緒。

“要追溯龍的起源及其本義，和抓住一條龍一樣困難。”在《中國龍的發(fā)明》一書中，施愛東開門見山地寫下這樣一句話，“龍不像馬，它是現(xiàn)實生活中不存在的東西，它自始至終都是被發(fā)明、被建構(gòu)出來的產(chǎn)物。”

《伏羲女媧圖》反映了先民的圖騰崇拜。

“中華第一龍”紅山玉龍。

甲骨文中的“龍”字。

首先，是形象的建構(gòu)。在距今3200年前的甲骨卜辭中，“龍”的象形文字被畫成頭上有冠、巨口長身的樣子。今人能看到的現(xiàn)存最早的龍的樣子可以追溯到“中華第一龍”——紅山玉龍，它是條狀的，像鉤子一樣，出土于內(nèi)蒙古紅山文化遺址；同時還有河南濮陽出土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蚌殼龍，是用許多蚌殼擺成的像老虎一樣的龍形。先秦以條狀的蛇形龍為主流，到了漢唐，則以獸形龍為主。及至宋代，文人開始畫龍，漸漸就形成了固定畫法——三停九似，所謂“三停”指的是從龍頭、龍腹到龍尾的三個等分部分，“九似”則是指龍的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耳似牛、頂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的九種動物特征。龍的地位在元代得到空前提升，統(tǒng)治者開始壟斷龍紋。“三停九似理論極大地影響了后世對龍的塑造，而從元至清龍紋成為皇家專用后，龍形象就基本固定下來了。”施愛東解釋說。

《山海經(jīng)》中長著翅膀的應(yīng)龍。

其次，是文化的建構(gòu)。經(jīng)過歷代統(tǒng)治者的不斷示范和刺激，龍的形象統(tǒng)一了，但民眾對它的想象日益多樣化，一支龐大的龍族隊伍不斷擴充起來——蛟成了蛟龍，夔成了夔龍，螭成了螭龍，長翅膀的叫應(yīng)龍，天上的叫蒼龍，蟄伏的叫蟠龍，無角的叫虬龍，此外更有金龍、黃龍、青龍、赤龍、黑龍、白龍、紫龍、斑龍等，令人眼花繚亂。“一條張牙舞爪的龍，因為象征了權(quán)力，被人們賦予了濃烈的審美色彩。對權(quán)力的崇拜一旦升華為一種審美體驗，龍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升格為‘權(quán)力美學’的標志性文化符號。”

最后，是身份的建構(gòu)。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對象征皇權(quán)的“惡龍”深惡痛絕，他們扯落龍旗、砸碎龍椅、趕跑“真龍?zhí)熳?rdquo;。等到20世紀30年代，愛國詩人聞一多寫作《伏羲考》，轉(zhuǎn)而提出“龍是我們立國的象征”，“從前作為帝王象征的龍，現(xiàn)在變?yōu)槊總€中國人的象征了”，試圖借助“龍圖騰”號召全民共擎抗日大旗。龍的命運再次得以逆轉(zhuǎn)是在1979年，中國臺灣音樂人侯建德創(chuàng)作了一首《龍的傳人》，旋即風靡華人世界。歌曲將長江、黃河、黑頭發(fā)、黃皮膚等中國意象融入巨龍名下，將每一個中國人定義成“龍的傳人”。“隨著《龍的傳人》一次次走進央視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隨著《伏羲考》的日益經(jīng)典化，龍學者們配合著公眾意愿，配合著社會需求，在這個天時、地利、人和樣樣具備的時代，最終完成了龍就是中國、我們就是中國龍的身份建構(gòu)。”施愛東總結(jié)道。

從屢戰(zhàn)屢敗到首肯門生

“中國龍只是民俗文化的一小部分，民俗學關(guān)注老百姓喜歡的東西，關(guān)注老百姓生活中的邊邊角角。”當記者問起施愛東研究民俗學的初衷時，他一改嚴謹?shù)膶W術(shù)姿態(tài)，變得很接地氣。

1968年，施愛東出生于江西省贛州市石城縣，小時候的他，因為一本《射雕英雄傳》愛上了金庸的武俠世界。后來誤打誤撞讀了門理科專業(yè)——天氣動力學。畢業(yè)后，回到老家水電局做起了秘書工作，卻因為理科背景，被領(lǐng)導嫌棄文筆不好。年輕氣盛的他哪里肯認，“發(fā)奮考研，偏要考寫作學”，結(jié)果失利。還不放棄，又考新聞系，還是沒被錄取。屢戰(zhàn)屢敗，他覺得沒臉在單位再待下去，索性辭了職，跑到廣東打工。“那時候累得很，最后都瘦得皮包骨頭了。”施愛東回憶。這時，中山大學同學兼好友給他指了條路——考中文系吧。說來也巧，施愛東本科時曾出于好奇選修過中文系的民間文學課程，命運兜兜轉(zhuǎn)轉(zhuǎn)竟在多年后送上驚喜，1993年，他終于金榜題名考上中大中文系，師從中國著名民俗學家葉春生。

因為喜歡金庸，研究生期間他寫了本《點評金庸》，十分暢銷，甚至得到了金庸本人的夸贊：“施先生指出了我的小說中有很多中國傳統(tǒng)民間的因素，從民間的智慧中得到好處。有些問題我自己也沒有想到過，他指出我就感到佩服。”畢業(yè)時，施愛東得到留校任教的機會，意想不到的是，曾經(jīng)文筆不被看好的他偏做了寫作教研室主任。10年之后，他繼續(xù)追求學術(shù)，負笈北上，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工作站深造后，最終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

“最開始報考葉老師的研究生，老師其實沒看上我。后來被他首肯，師弟師妹們都叫我令狐師兄。”回憶學術(shù)生涯，施愛東有些感慨，又說：“只要努力去做，堅持去做，人就能成點事。”

熱愛民俗就是熱愛生活

《環(huán)球人物》：有讀者說，讀完《中國龍的發(fā)明》這本書之后對中國龍的認識多了層歷史的厚重感，您怎么看待這個評價？

施愛東：市面上，很多所謂“龍學家”做研究，都是結(jié)論先行，按自己的需求和口味去找相應(yīng)的資料，有的還故意迎合一些喜歡鼓吹、渲染龍文化的讀者，然后寫篇文章、攢本書，這樣其實非常容易。但這些作品往往對歷史缺乏客觀、全面、嚴謹?shù)年U釋。《中國龍的發(fā)明》是一本嚴肅的學術(shù)著作，里面關(guān)于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這段歷史時期，龍文化遭遇西方列強羞辱的部分可能會讓一部分人感到不舒服，其實一個民族和一個人一樣，誰都愿意聽吉祥話。但是一個民族要進步，就要讓更多人去了解歷史的前因后果，從而對未來的發(fā)展作出合理規(guī)劃。

《環(huán)球人物》：許多具有強烈民族特色的文化在國際傳播中，都有被誤解的情況。這也是近些年大家呼吁中國龍修改譯名的初衷，您對此是什么看法？

施愛東：我理解大家的出發(fā)點是好的。西方的“Dragon”外貌丑陋，代表邪惡，所以有人建議將中國龍譯為“Loong”加以區(qū)別。這個生造的單詞是在“Long”的基礎(chǔ)上演化而來，讀音與龍相似，詞義與龍的形體特征相同。但我個人認為，叫“Dragon”還是“Loong”沒什么根本性的影響。

1900年庚子事變，中國在西方媒體上的形象跌至低點，他們以丑陋的龍指代中國，比如美國漫畫中的中國龍，總是與鴉片煙槍、瘟疫、辮子聯(lián)系在一起。反觀16—18世紀，“龍時尚”風靡歐洲：腓特烈大帝按照中國景觀的審美風格，在波茨坦建了一所別院，將它命名為“龍居”；在倫敦，女人穿一件繡著龍紋圖案的中國刺繡服裝，會被認為是最摩登的貴婦。

可見，祥龍還是惡龍，崇龍抑或屠龍，不是由龍的名字決定的，而是由人的情感和態(tài)度決定的。我相信，今天的中國文明、開放，西方人不會因為龍在他們的文化里是惡的就討厭中國龍。

電影《封神第一部》劇照。姜子牙（中）、楊戩（右）、哪吒都是民間文學中的經(jīng)典形象。

《環(huán)球人物》：除了講中國龍，近兩年您還作為電影《封神三部曲》的開發(fā)顧問受到關(guān)注。從民俗學角度來看，大家為什么如此著迷于傳統(tǒng)民間故事？

施愛東：當時導演烏爾善找到我，大家花了幾天時間策劃電影選題，我們商量要對《封神演義》原著情節(jié)進行重塑，如呈現(xiàn)妲己形象時拋開“女人禍水論”，塑造紂王一角時還原他作為“人”的復雜一面。事實證明這些改動是大家喜歡的。

《封神演義》有點兒像我們漢族的史詩，講的是一個民族的征戰(zhàn)問題。一直以來，民間文學、傳統(tǒng)民俗文化就是巨大的IP寶庫，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文本，它本身是動態(tài)的，這種“動”就像一潭深水，任憑外面翻天覆地，水下依然波瀾不驚，因為民俗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guān)，民俗就是老百姓自發(fā)選擇的生活方式，熱愛民俗就是熱愛生活。只要我們還在繁衍生息，民俗就永遠有其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