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環(huán)球人物》雜志2017年9月的原文報道》》》
2017年7月17日,黃旭華在湖北武漢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本刊記者 姜琨 / 攝)
如果我們把武裝撤僑、海外護航、沙場閱兵視作國家英雄主義的經(jīng)典場景,那么這些場景里最堅實的支撐物,是軍艦,是兩彈一星,是核潛艇,是“北斗”,是“嫦娥”,是航母……
有了大國重器,方有國家英雄主義的底氣。
這一年,我們頻頻在寫科技人員。都說科技人員難寫,我們怎么寫了這么多?原因只有一個:大國重器在井噴式進入公眾視野,點燃了我們庸常生活里常告缺失的、純粹的敬意。
和軍人、外交官不一樣,科技人員的舞臺安靜、理性,不會自帶大氣磅礴的背景,也缺乏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但在日積月累的安靜與理性中誕生的大國重器,又走向了大氣磅礴的舞臺。哪一場驚心動魄,少得了它們和他們?
他們的講述特別平淡、嚴謹。我們聽著聽著,卻有流淚的沖動。
孫家棟,88歲,負責中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總體設計工作,“北斗”和“嫦娥”的總設計師。他坐在沙發(fā)一角,手一直抓著一個巨大月球儀的軸,這個月球儀是按照嫦娥一號采集的數(shù)據(jù)繪制的:“我退下來,不再管天上的事,就做地上的事?,F(xiàn)在騎的共享單車,就是靠天上的信號在導航。我往全國各地跑,告訴企業(yè),你可以用美國的GPS,但還是我們的‘北斗’好!”
歐陽自遠,82歲,和孫家棟一起搞“嫦娥”。他讀書時學的地質(zhì),蘇美登月刺激了他,假如我們也能往地球表面上飛,考查各種礦產(chǎn)搞地質(zhì),還用得著人像螞蟻一樣去爬山?嫦娥一號繞月成功時,他哭了。“我們從沒去過月球,心里沒底。嫦娥一號到了月球附近,要是飛了或者撞上了,那可前功盡棄。我和孫家棟坐立不安,嫦娥一號走了13天14小時19分鐘,我就擔心了這么久。最后說,月球抓住嫦娥一號了!再次確認,抓住了!哎呀,我倆抱起來就哭。”
黃大年,生命止于58歲,做的是最前沿的、利用海洋和航天移動平臺進行地球深部探測。這涉及國家戰(zhàn)略部署,西方對中國實行最為嚴格的技術禁運和封鎖。2009年,黃大年歸國,以一身破封鎖,“能讓某國航母演習整個艦隊后退100海里”。臨終前,他對自己帶的研究生反復說:“你們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來;你們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報國。”
程不時,87歲,幼時日本的飛機在頭頂上投炸彈,他下決心要設計中國人的飛機。后來,他成了我國第一代大型噴氣式客運機“運十”的副總設計師,跟著試飛員一起飛西藏。試飛成功了,缺錢,下馬;轉(zhuǎn)而跟美國麥道公司合作,麥道被波音并購,又下馬。今年,中國第三代客運機C919試飛成功,滿頭白發(fā)的專家組成員程不時目送C919上天,然后回到那架沒能投入商業(yè)生產(chǎn)的“運十”跟前,摸著飛機默默掉淚。
張利興、朱鳳蓉,夫妻倆都是75歲,去年才從新疆馬蘭基地回到上海老家。那是中國首座核試驗基地,“八百里瀚海無人煙,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石頭跑”??墒撬麄儾徽f這些,他們只說,最大的難題是借不到資料,要坐一天汽車+三天四夜的火車去北京查資料。
科技人員都很平靜,一點煽情的答案都追問不出來。“苦?不覺得,大家都是這樣工作的。”“出名?沒想過,搞科研的要出名干嗎?”
我們真遇到過一個無名的科技人員,也是搞核武器的,是清華大學“學霸合唱團”團員符毓如的同事。“我就是守著兩顆原子彈,原子彈做好了,我們保證需要用時隨時可以用,保證萬無一失。一輩子就做了這么一件小事。”
他們越平靜,就越有一種穿透歲月、越過山丘的力量,直抵人心一角。這個角落能為《戰(zhàn)狼Ⅱ》血脈僨張,就能為他們悸動不已。
“學霸合唱團”的團長、土木工程師劉西拉,77歲,引述了一段歌詞:“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個?在奔騰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國不會忘記我——這就夠了,我們感覺到了幸福,我們眼看著祖國走到了世界的中央,我們參與了祖國的發(fā)展,這就夠了。”
這是潛藏在中國民族性格里的另一種英雄氣質(zhì)——總是寂靜無聲,其實熱血沸騰。
這一次,我們聽到的,就是“中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的講述。
93歲的黃旭華每天早上準點走進辦公室。他教我們辨認辦公室里一胖一瘦兩個核潛艇模型:“胖一些長一些的是中國第一代‘夏’級彈道導彈核潛艇,瘦一些短一些的是中國第一代‘漢’級攻擊型核潛艇。我們都把核潛艇叫作‘三駕馬車’——水下航海技術、水下機動核電技術、導彈裝備,缺一不可。核就是‘三駕馬車’之一。”
“我們”,是近60年前和黃旭華一起被選中的中國第一代核潛艇人,29個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一個甲子的風云變幻、人生滄桑,從頭到尾、由始至今還在研究所“服役”的就剩黃旭華一個。“我們那批人都沒有聯(lián)系了,退休的退休,離散的離散,只剩下我一個人成了‘活字典’。”
“我不是不貪生怕死,但我必須一起深潛”
這句話聽來傷感。然而慶幸的是,“活字典”黃旭華和1988年共同進行核潛艇深潛試驗的100多人還有聯(lián)系。那是中國核潛艇發(fā)展歷程上的“史詩級時刻”——由于北方的水淺,中國核潛艇在問世18年后,一直沒能進行極限深度的深潛試驗,1988年才到南海開始這項試驗。有了這第一次深潛,中國核潛艇才算走完它研制的全過程。
這個試驗有多危險呢?“艇上一塊撲克牌大小的鋼板,潛入水下數(shù)百米后,承受的水的壓力是1噸多。100多米長的艇體,任何一塊鋼板不合格,一條焊縫有問題,一個閥門封閉不足,都可能導致艇毀人亡。”黃旭華當時已是總設計師,知道許多人對深潛試驗提心吊膽:“美國王牌核潛艇‘長尾鯊號’,比我們的好得多,設計的深度是水下300米。結(jié)果1963年進行深潛試驗,不到190米就沉掉了,什么原因也找不出來,艇上129個人全找不到。而我們的核潛艇沒一樣東西進口,全部是自己做出來的,一旦下潛到極限深度,是不是像美國的一樣回不來?大家的思想負擔很重。”
有一天,艇上的艇長和政委找到黃旭華,他們做了3個月思想工作,但還是沒有把握,有人寫好了遺書,有人哼唱《血染的風采》,“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黃旭華第二天就帶著幾個技術骨干跟艇上的人座談:“這樣吧,我跟你們一起下去。”
一句話點炸了整個會議室。“總師怎么能下去?”“您冒這個險沒有意義!”“您都64歲了,身體怎么受得了?”“這不行,絕對不行!”
面對群情激動,黃旭華拿出了科技人員的范兒:“第一,我們這次去,不是去光榮的,是去把數(shù)據(jù)拿回來的。第二,所有的設計都留了足夠的安全系數(shù)。第三,我們復查了3個月,很有信心。”
其實,他心里比誰都繃得緊。這樣的生死選擇,沒想到妻子李世英成了他的支持者。他和妻子是同事,在工作中相知相愛。她當然知道試驗的危險性,說的卻是:“你是總師,必須下去,不然隊伍都帶不好,沒人聽你的話。再說,你要為艇上人的生命負責到底。”黃旭華明白,妻子比他更緊張,她的平靜,只是為了不動搖他的決心。
深潛試驗當天,南海浪高1米多。艇慢慢下潛,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極限深度時1米一停。鋼板承受著巨大的水壓,發(fā)出“咔嗒”“咔嗒”的響聲。極度緊張的氣氛中,黃旭華依然全神貫注地記錄和測量各種數(shù)據(jù)。核潛艇到達了極限深度,然后上升,等上升到安全深度,艇上頓時沸騰了。人們握手,擁抱,哭泣。有人奔向黃旭華:“總師,寫句詩吧!”黃旭華心想,我又不是詩人,怎么會寫?然而激動難抑,“我就寫了4句打油詩:‘花甲癡翁,志探龍宮。驚濤駭浪,樂在其中。’一個‘癡’字,一個‘樂’字,我癡迷核潛艇工作一生,樂在其中,這兩個字就是我一生的寫照。”
“您當時不怕死嗎?”
“怎么不怕!我不是不貪生怕死,我也貪生怕死的,但當時只有這一個選擇,顧不得了。”
“那么多人哭了,您沒哭嗎?”
“沒有,沒哭,就是松了一口氣:太好了,沒出事!眼睛里有點濕潤。”
千里之外,終于等來人艇平安消息的妻子李世英,淚如雨下。
黃旭華在核潛艇建造現(xiàn)場。
1985年,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工程四位總師在某專項試驗成功后合影,自左向右為:趙仁愷、彭士祿、黃緯祿、黃旭華。
玩具、算盤和磅秤
對于大國而言,核潛艇是至關重要的國防利器之一。有一個說法是:一個高爾夫球大小的鈾塊燃料,就可以讓潛艇巡航6萬海里;假設換成柴油作燃料,則需要近百節(jié)火車皮的體量。
黃旭華用了個好玩的比喻:“常規(guī)潛艇是憋了一口氣,一個猛子扎下去,用電瓶全速巡航1小時就要浮上來喘口氣,就像鯨魚定時上浮。核潛艇才可以真正潛下去幾個月,在水下環(huán)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際導彈,配上核彈頭,不僅是第一次核打擊力量,而且有第二次核報復力量。有了它,敵人就不大敢向你發(fā)動核戰(zhàn)爭,除非敵人愿意和你同歸于盡。因此,《潛艇發(fā)展史》的作者霍頓認為,導彈核潛艇是‘世界和平的保衛(wèi)者’。”
正因如此,1958年,在啟動“兩彈一星”的同時,主管國防科技工作的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向中央建議,啟動研制核潛艇。中國曾寄希望于蘇聯(lián)的技術援助,然而1959年蘇聯(lián)領導人赫魯曉夫訪華時傲慢地拒絕了:“核潛艇技術復雜,要求高,花錢多,你們沒有水平也沒有能力來研制。”毛澤東聞言,憤怒地站了起來。赫魯曉夫后來回憶:“他揮舞著巨大的手掌,說:‘你們不援助算了,我們自己干!’”此后,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聶榮臻等人談話時發(fā)誓道:“核潛艇1萬年也要搞出來!”
就是這句話,堅定了黃旭華的人生走向。中央組建了一個29人的造船技術研究室,大部分是海軍方面的代表,黃旭華則作為技術骨干入選。蘇聯(lián)專家撤走了,全國沒人懂核潛艇是什么,黃旭華也只接觸過蘇聯(lián)的常規(guī)潛艇。“沒辦法,只能騎驢找馬。我們想了個笨辦法,從國外的報刊上搜羅核潛艇的信息。我們仔細甄別這些信息的真?zhèn)?,拼湊出一個核潛艇的輪廓。”
但準不準確,誰也不知道。恰好,有人從國外帶回了兩個美國“華盛頓號”核潛艇兒童玩具。黃旭華如獲至寶,把玩具打開、拆解,發(fā)現(xiàn)玩具里排列著復雜的設備,和他們構(gòu)思的圖紙基本一樣。“我當時就想,核潛艇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嘛!不需要神話尖端技術,再尖端的東西,都是在常規(guī)技術的基礎上綜合創(chuàng)新出來的,并不神秘。”
黃旭華至今保留著一把“前進”牌算盤。當年還沒有計算機,他們就分成兩三組,分別拿著算盤計算核潛艇的各項數(shù)據(jù),若有一組的結(jié)果不一樣,就從頭再算,直到各組數(shù)據(jù)完全一致才行。
還有一個“土工具”,就是磅秤。造船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沉、不能翻、開得動。核潛艇發(fā)射導彈,要從水下把導彈推出去,這一瞬間發(fā)射的動力、水的壓力與浮力,都會挑戰(zhàn)潛艇的穩(wěn)定性,就需要船的重心準。黃旭華便在船臺上放了一個磅秤,每個設備進艇時,都得過秤,記錄在冊。施工完成后,拿出來的管道、電纜、邊角余料,也要過磅,登記準確。黃旭華稱之為“斤斤計較”。就靠著磅秤,數(shù)千噸的核潛艇下水后的試潛、定重測試值和設計值完全吻合。
中國第一艘核潛艇航行。
1970年,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74年“八一”建軍節(jié),交付海軍使用。作為祖國挑選出來的1/29,黃旭華從34歲走到了知天命之年,把最好的年華銘刻在大海利器上。
如今回想那段歲月,黃旭華別有一份達觀。他會笑著說,最“舒服”的是“文革”時下放養(yǎng)豬的那兩年,白天與豬同食,晚上與豬同眠,但常有“訪客”趁著月色來豬圈找他求教技術問題。他把圖紙鋪在泥地上,借著月光悄聲講解。告別時,“訪客”會偷偷說一句:“明天要斗你,不要緊張,是我們幾個來斗。”黃旭華很感動,忙說:“謝謝!”
“那是我人生中唯一輕松的時候,沒什么責任,也沒有負擔,把豬養(yǎng)好就行了。”
“也沒有牽掛嗎?”
“有,我放心不下核潛艇。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造不出核潛艇,我死不瞑目。”
“為什么我連讀書的地方都沒有”
準確地說,黃旭華是把最好的年華隱姓埋名地刻在核潛艇上。
“別的科技人員,是有一點成就就搶時間發(fā)表;你去搞秘密課題,是越有成就越得把自己埋得更深,你能承受嗎?”老同學曾這樣問過他。
“你不能泄露自己的單位、自己的任務,一輩子都在這個領域,一輩子都當無名英雄,你若評了勞模都不能發(fā)照片,你若犯了錯誤都只能留在這里掃廁所。你能做到嗎?”這是剛參加核潛艇工作時,領導跟他的談話。
93歲的黃旭華回憶起這些,總是笑:“有什么不能的?比起我們經(jīng)歷過的,隱姓埋名算什么?”
他所經(jīng)歷的那些——一個廣東海豐行醫(yī)之家的三兒子,上初中的年齡卻遇到日寇入侵,附近的學校關閉了,14歲的他在大年初四辭別父母兄妹,走了整整4天崎嶇的山路,找到聿懷中學。但日本飛機的轟炸越來越密集,這所躲在甘蔗林旁邊、用竹竿和草席搭起來的學校也堅持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繼續(xù)尋找學校,“慢慢越走越遠,梅縣、韶關、坪石、桂林……”1941年,黃旭華輾轉(zhuǎn)來到桂林中學,他的英語老師是當過宋慶齡秘書的柳無垢,數(shù)學老師是代數(shù)極好的許紹衡。
1944年,豫湘桂會戰(zhàn)打響,中國守軍節(jié)節(jié)敗退,戰(zhàn)火燒到桂林。黃旭華問了老師3個問題:“為什么日本人那么瘋狂?想登陸就登陸,想轟炸就轟炸,想屠殺就屠殺。為什么我們中國人不能好好生活,而到處流浪、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為什么中國這么大,我卻連一個安靜讀書的地方都找不到?”老師沉重地告訴他:“因為我們中國太弱了,弱國就要受人欺凌。”黃旭華下了決心:“我不能做醫(yī)生了,我要學科學,科學才能救國,我要學航空學造船,不讓日本人再轟炸、再登陸。”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他收到了中央大學航空系和交通大學造船系的錄取通知書。他想了想:“我是海邊長大的,對海有感情,那就學造船吧!”
交通大學造船系是中國第一個造船系。在這里,黃旭華遇到了辛一心、王公衡等一大批從英美學成歸國的船舶學家。辛一心比黃旭華大一輪,他留英時,在家書中寫道:“人離開祖國,如螺旋槳之離水。以兒之思念祖國,知祖國必念念于兒也。”戰(zhàn)火中,他趕回祖國,一面在招商局做船舶實業(yè),一面在交通大學教課。正是辛一心教給了黃旭華那三條造船的規(guī)矩:“船不能翻,不能沉,要開得起來。”在黃旭華入選建造核潛艇的1/29時,辛一心卻因積勞成疾,45歲英年早逝了。
王公衡授課則是另一種風格。當時,上海的學生運動如火如荼,黃旭華加入了“山茶社”。課間,他走到王公衡講臺邊,恭敬地說:“王教授,我們‘山茶社’下午有活動,我向您請個假。”王公衡一聽,故意拍桌訓斥道:“班上的同學都讓你帶壞了!”吼罷,睜只眼閉只眼,默許了黃旭華的“胡鬧”。新中國成立后,師生二人重逢,王公衡笑呵呵地說:“要不是解放了,你畢業(yè)考試都通不過我這關。”黃旭華連連向他道謝。
一代名師薈萃,成就了黃旭華這日后的火種。而“山茶社”的經(jīng)歷,則在他心中開出了另一條道路。在這個學生社團里,他口琴吹得極好,指揮也很在行,登臺演進步話劇更是不在話下。但這些都比不上其他事情精彩:去南京請愿的“護校”運動中有他,掩護進步同學厲良輔逃跑的是他,躲過憲兵抓捕的還是他……終于有一天,“山茶社”一名成員找到他,問:“你對共產(chǎn)黨有什么看法?”
黃旭華又驚又喜:“共產(chǎn)黨在哪里?”
同學笑了笑:“我就是。”
多年后,黃旭華絲毫不以隱姓埋名為苦時,總會回憶起秘密入黨的這段往事:“有人同我開玩笑,你做核潛艇,以后整個人生就是‘不可告人’的人生了!是的,我很適應,我在交通大學上學時就開始‘不可告人’的地下黨人生了!”
時至今日,我輩年輕人在面對黃旭華時,很容易以為,像他這樣天賦過人、聰明勤奮的佼佼者,是國家和時代選擇了他。然而走近他才會懂得,是他選擇了這樣的人生。1945年“棄醫(yī)從船”的選擇,與1958年隱姓埋名的選擇,1988年一起深潛的選擇,是一條連續(xù)的因果鏈。
他一生都選擇與時代相向而行。
黃旭華在交通大學造船系的恩師辛一心(1912年—1957年)。
學生時代的黃旭華。
是母親的信箱,是妻子的“客家人”
人生是一場“舍得”,有選擇就有割舍。被尊稱為“中國核潛艇之父”的黃旭華,他的割舍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
從1938年離家求學,到1957年出差廣東時回家,這19年的離別,母親沒有怨言,只是叮囑他:“你小時候,四處打仗,回不了家?,F(xiàn)在社會安定了,交通方便了,母親老了,希望你?;貋砜纯础?rdquo;
黃旭華滿口答應,怎料這一別竟是30年。“我既然從事了這樣一份工作,就只能淡化跟家人的聯(lián)系。他們總會問我在做什么,我怎么回答呢?”于是,對母親來說,他成了一個遙遠的信箱號碼。
直到1987年,廣東海豐的老母親收到了一本三兒子寄回來的《文匯月刊》。她仔細翻看,發(fā)現(xiàn)其中一篇報告文學《赫赫而無名的人生》,介紹了中國核潛艇黃總設計師的工作,雖然沒說名字,但提到了“他的妻子李世英”。這不是三兒媳的名字嗎?哎呀,黃總設計師就是30年不回家的三兒子呀!老母親趕緊召集一家老小,鄭重地告訴他們:“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諒解!”
這句話傳到黃旭華耳中,他哭了。
第二年,黃旭華去南海參加深潛試驗,抽時間匆匆回了趟家,終于見到了闊別30年的母親。父親早已去世了,他只能在父親的墳前,默默地說:“爸爸,我來看您了。我相信您也會像媽媽一樣諒解我。”
提及這30年的分離,黃旭華的眼眶紅了。辦公室里有深海般的寂靜,我們輕聲問:“忠孝不能兩全,您后悔嗎?”他輕聲但篤定地回答:“對國家盡忠,是我對父母最大的孝。”
幸運的是,他和妻子李世英同在一個單位。他雖然什么也不能說,但妻子都明白。沒有誤解,但有心酸:從上海舉家遷往北京,是妻子帶著孩子千里迢迢搬過去的;從北京遷居氣候條件惡劣的海島,冬天幾百斤煤球,妻子和女兒一點點往樓上扛;地震了,還是妻子一手抱一個孩子拼命跑。她管好了這個家,卻不得不放棄原本同樣出色的工作,事業(yè)歸于平淡。妻子和女兒有時會跟他開玩笑:“你呀,真是個客家人,回家做客的人!”
聚少離多中,也有甘甜的默契。“很早時,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她來看我,見我沒時間去理發(fā)店,頭發(fā)都長到肩膀了,就借來推子,給我理發(fā)。直到現(xiàn)在,仍是她給我理。這兩年,她說自己年紀大了,叫我‘行行好,去理發(fā)店’。我呀,沒答應,習慣了。”黃旭華笑著說。結(jié)果是,李世英一邊嗔怪著他,一邊細心地幫他理好每一縷白發(fā)。
“試問大海碧波,何謂以身許國。青絲化作白發(fā),依舊鐵馬冰河。磊落平生無限愛,盡付無言高歌。”這是2014年,詞作家閆肅為黃旭華寫的詞。黃旭華從不諱言愛:“我很愛我的妻子、母親和女兒,我很愛她們。”他頓了頓,“但我更愛核潛艇,更愛國家。我此生沒有虛度,無怨無悔。”
黃旭華的辦公桌上有張照片,照片上的他襯衣、領結(jié)、西褲,正在指揮一場大合唱。自從2006年開始,研究所每年文藝晚會的最后一個節(jié)目,都是他指揮全體職工合唱《歌唱祖國》。
“對您來說,祖國是什么?”
“列寧說過的,要他一次把血流光,他就一次把血流光;要他把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他愿意一滴一滴慢慢流。一次流光,很偉大的舉動,多少英雄豪杰都是這樣。更關鍵的是,要你一滴一滴慢慢流,你能承受下去嗎?國家需要我一天一天慢慢流,那么好,我就一天一天慢慢流。”
“一天一天,流了93年,這血還是熱的?”
“因為祖國需要,就應該這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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