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興業(yè)路76號，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 一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徐云根說，中國產黨的成立在“當時沒有產生什么漣漪，意義是慢慢顯示出來的，越到后面，意義越重大”
2020年12月21日，《環(huán)球人物》記者走出那扇陳舊黑色木門的一刻，腦海里有兩張街景照片不斷閃回。一張是現(xiàn)在：2020年末，上海市興業(yè)路76號，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一大”）會址。冬日陽光下，有年輕人穿著短袖在附近的馬當路跑步。會址北面是繁華的上海新天地廣場，南面臨著一排店鋪，人群熙熙攘攘。一張是從前：1921年，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一幢舊式沿街石庫門住宅，業(yè)主姓陳，沿街并排的房屋被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租住，人稱“李公館”。那時望志路一帶還是偏僻的城郊接合部，“李公館”房前有一片農田，放眼望去，頗有些荒涼。
相同的地點，不同的景象，這中間跨越了近百年。對中國來說，這100年間發(fā)生的變化，更可謂地覆天翻、換了人間。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fā)展的趨勢和格局。”
博文女校迎來“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
1921年7月，黨的一大是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召開，但大部分參會代表住在法租界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樓上，今太倉路127號。
那年7月，博文女校放暑假時迎來一個“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9位“團員”陸續(xù)來到。學校里為他們做飯的是個校工，而他身負一個任務——不能放任何一個生人進來。校工眼里的“團員”是這樣的：個個斯文有禮，說話也不大聲，總是客客氣氣，對一日三餐從不挑剔。他們講的都不是上海話，有的說湖南話，有的說湖北話，還有幾位講北京話。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國內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和旅日共產黨早期組織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為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除住在博文女校的9位代表，還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他們是上海代表李漢俊和李達，代表上海14個黨員；張國燾和劉仁靜代表北京16個黨員，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漢的8個黨員；毛澤東、何叔衡代表湖南6個黨員；陳公博代表廣東4個黨員；王盡美、鄧恩銘代表山東的3個黨員；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學生中的兩個黨員。合計代表13人。加上周恩來等5位旅法中共早期組織成員，共計黨員58人。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體則約在350人左右，這就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夕的全部陣容。
7月23日一大開幕，除了13位代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也在現(xiàn)場。大會在“李公館”進行，當時樓上是主人臥室，會議在樓下客廳里舉行?？蛷d約有18平方米，內部陳設很簡單。“房間不大，中間擺著一張餐桌，四面擺上十五張椅子，靠樓梯處放著一張長條茶幾。小小的房子，十五個人坐下來，差不多擠得滿滿了。”
左圖：1921年7月23日，夜幕中的上海，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悄然開幕，圖為當時的場景再現(xiàn)。
中圖：博文女校毛澤東臥室布置草樣。右圖：博文女校董必武臥室布置草樣。 包惠僧記錄了開幕會議的情況，他寫道：“第一項是馬林的報告。馬林當時大概是40歲上下的年紀，身材高大，胡須刮的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的聲音笑貌，對人很有吸引力。據(jù)說他原是一個荷蘭人。他報告的內容是：（一）國際形勢；（二）第三國際的使命和工作狀況；（三）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他是用英語做報告，由劉仁靜、李漢俊輪流擔任翻譯，報告的時間很長。他報告完了。接著尼克爾斯基報告赤色職工國際的任務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說話很慢，聲音很低，但很樸素。報告完畢，已經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會。”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本地區(qū)黨、團組織的情況。7月25日和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和今后實際工作計劃。7月27日、28日和29日，連續(xù)3天舉行3次會議，對黨的綱領和決議作了較為詳盡的討論。
大會前4天比較順利。陳潭秋曾回憶：“張國燾被選為主席，秘書為毛澤東和周佛海。大會共開了4天，討論以下問題：目前政治狀況，黨的基本任務，黨章和組織問題。”當然，代表們也就一些問題產生了分歧。美國作家尼姆·威爾斯1937年訪問陜甘寧邊區(qū)時，董必武同他談話時就提到一點：“我記得辯論的一個觀點是黨員可以不可以當官和做技術工作。一些人反對這樣做。通過的決議是一個‘關門’政策，保持黨員的秘密和純潔。我們還決定黨員不能參加別的政黨，像孫中山的黨。我們的主要工作是發(fā)展黨。”
一大的召開有歷史必然性
《環(huán)球人物》記者對一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徐云根的采訪在館內一間會議室里進行。紀念館正在修繕，我們的談話不時加入電鉆的“嗡嗡”音。這樣的環(huán)境并沒有影響徐云根，談起100年前上海的情況，他有些激動。在他看來，一大在1921年召開有其必然性。
“一方面是因為中國自身已經走到這一步。”早在1921年以前，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就開始獨立探索和思考建立共產黨的問題。1920年2月，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從北京到天津，途中二人商討了組織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到達上海的陳獨秀開始積極準備創(chuàng)建共產黨的各項工作。1920年6月，陳獨秀與李漢俊、俞秀松等5人在環(huán)龍路老漁陽里陳獨秀寓所里開會，首先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發(fā)起組。上海發(fā)起組成立后，發(fā)函至全國各地，請各地共產主義者成立黨的支部。緊接著，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等地的共產主義者相繼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論戰(zhàn)，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同中國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結合，一批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在這個過程中成長起來。這樣，在中國建立統(tǒng)一的共產黨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
另外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運動是在比較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展，所以列寧等人最開始都是把目光聚焦在歐洲的一些發(fā)達國家。后來共產國際遭遇了比較惡劣的國際環(huán)境，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式提出了共產國際的東方戰(zhàn)略，就是要在一些東方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建立共產黨，增加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
1921年6月初，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并與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李漢俊建立了聯(lián)系。經過幾次交談，他們一致認為應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李達、李漢俊同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徐云根總結說：“內因是主要的，即便當時共產國際不來幫助，我們也會成立共產黨組織。但是，無論從國內環(huán)境，還是國際環(huán)境來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都是歷史的選擇，時代的選擇。”
出席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
出席一大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 一大召開地點在上海，也并非偶然。
1921年，上海是中國最大的開埠城市，很多國外先進的思想最先傳播到上海。上海印刷業(yè)發(fā)達，知識分子匯聚，“具備新思想傳播的條件”，徐云根說。
由于獨特的“政治條件”——租界，上海的政治環(huán)境相對有利一些。租界是三方四界，互相之間有“縫隙”，即便有巡捕來查，也可以盡快離開，不被抓捕。上海作為一個移民城市，五方雜處，人員復雜。“當時，在上海的俄國僑民就有5000人。所以，兩三位共產國際代表混在里面，根本看不出來。”徐云根說。
1920年，上海產業(yè)工人約有50萬人，占總人口的20%。當時，工人階級在全國的比例還不到5‰。上海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大本營，為建立中國共產黨準備了階級基礎。除了以上因素，上海也是當時東亞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1920年5月，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在上海成立。“所以上海具備這樣一個建黨的條件和氛圍。”同時，上海地理位置適中，交通發(fā)達，對來自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來說，到上海的行程都可以接受。
“一千余萬工人能擔負起社會革命的使命”
當然，即便是在各種條件都比較理想的上海，一大還是遭遇了事故：第四天開會時，一個陌生人闖了進來。關于當時的情況，包惠僧在回憶錄里做了詳細敘述：“會議進行到第四天，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參加了。宣布開會不到半點鐘的時候，突然有個穿灰色竹布長褂的陌生面目的人跑上樓來把門簾揭開，一只腳跨進門內，就進到了我們的會場，說一句：‘對不起走錯了’，忙匆匆地就走了。馬林很機警地問這是什么人？都說不認識。馬林說：‘一定是包打聽，我們即刻解散。’在一分鐘內我們都從前門走了。”
此后，過了約兩個鐘頭，包惠僧又折回了會場。李漢俊對他說：“你們走了不過十分鐘，陳公博還沒有走，有十幾個巡捕和包打聽來搜查一番，并沒有搜去什么，他們問我們開什么會，我答應是北京大學的幾位教授談談編輯新時代叢書的問題，并不是開會。好在他們都知道這是阿哥（李書城）的公館，最后還說了幾句道歉的話走了。”
陳潭秋在自述文章《回憶黨的一大》中也清楚地提到此事，“可疑人物的闖入發(fā)生在會議的第四天。通過黨章在這一天的日程上。”但是他對此事的回憶與包惠僧略有不同：“可疑人物，問他是誰，他回答說找社聯(lián)組織的主席王某，后又說找錯了，很快溜了出去。對的，相距李漢俊房子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個社聯(lián)的組織。但大家都知道，這一組織沒有主席，更沒有姓王的人。因此，我們認為這非?？梢?，大家很快收集文件，隱藏了起來。只剩下李漢俊和陳公博。”
當夜，他們一行到李達家里會談。大家的意見很統(tǒng)一，開會地點要改。陳潭秋曾回憶說：“我們計算七天完結大會工作，但是因此不得不縮短到五天。同時在上海找不到繼續(xù)進行大會工作的適當?shù)攸c，后來一度決定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發(fā)前，又做出判斷，西湖不是適當?shù)攸c，因為那里游人太多。隨后，決定改在嘉興的南湖舉行。這里雖然有游人，但較少。到那里以后，我們即租了一條大船，買了食物、酒，好像游人一樣，在湖上的船中進行大會的工作。”
幾位代表對最后一天會議議程的回憶一致，包惠僧曾說：“當時李達的愛人王會悟是嘉興南湖人，帶她去當向導。”“把船開到湖心，就開始開會。通過了黨綱和勞動運動的計劃，便進行選舉，選出三個中央委員即陳獨秀、張國燾、李達，兩個候補委員即李大釗、周佛海，并決定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任組織、李達任宣傳，陳獨秀未返滬以前，書記暫由周佛海代替。”
劉仁靜在《一大瑣記》一文中也有相似回憶。但在出席這一天會議的人數(shù)上，大家產生了分歧。包惠僧曾回憶說：“第二天，大家就從上海南站搭火車出發(fā)到南湖。陳公博沒有去，馬林、尼克爾斯基因不方便也沒去，所以共去12個人。”張國燾回憶道：“代表中只有陳公博未來……其他代表不將這件事（指巡捕搜查）放在心上，身當其沖的李漢俊也滿不在乎。”陳譚秋則回憶說：“這是大會的最后一天。李漢俊和陳公博沒有出席，因為在搜查后，他們就有人盯梢了。”劉仁靜也曾表示，陳公博、李漢俊都沒參會。
2020年12月23日，浙江嘉興南湖上泛起一層薄霧?！董h(huán)球人物》記者在南湖革命紀念館館員趙洋帶領下，乘坐快艇來到煙雨樓附近的湖面，“紅船”就停在眼前。它按照一大所用的船仿制而成，長16米、寬3米，內有前艙、中艙、房艙和后艙，右邊有一條夾弄通道，中艙內有一張八仙桌，周圍放桌凳、茶幾和一張床榻，艙頂掛一盞煤油吊燈。中艙只有十幾平方米，十幾人在艙內開會，并不寬敞。我們站在“紅船”旁邊，想象100年前十幾位代表開會的場景。李達曾這樣回憶當晚的情況：“大會討論‘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草案，這宣言有千把個字，我記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過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接著說起中國工人階級必須站起來實行社會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說，中國已有產業(yè)工人百余萬，手工工人一千余萬，這一千余萬的工人，能擔負起社會革命的使命。”
左圖：浙江嘉興南湖上的“紅船”是按照一大所用的船仿制而成。（本刊記者 王媛媛 / 攝）
右圖：“紅船”內部，中艙內有一張八仙桌，周圍放桌凳、茶幾和一張床榻，艙頂掛一盞煤油吊燈。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決議。遺憾的是，這兩份文件的原始版本已經遺失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目前我們看到的均譯自外文。一大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規(guī)定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qū)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lián)合共產國際。綱領明確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并確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綱領還包含屬于黨章性質的一些條文。這份綱領，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實現(xiàn)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奮斗目標。
一大召開的消息沒有登報，也沒有引起太大的社會反響。“好像沒有產生什么漣漪。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意義不是在當時就顯示出來的，是后來慢慢顯示出來的，越到后面，它的意義越重大。”徐云根說。
1949年9月16日，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寫道：“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為何用“開天辟地”來形容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大業(yè)。”中共黨史專業(yè)博士、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博士后鄭寧波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因為中國共產黨承擔著重要的歷史使命。“舊式的農民戰(zhàn)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方案，都不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雖然各有具體原因，但共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們未能觸動封建根基。這些路走不通也不管用，要想解決中國的獨立和發(fā)展問題，非要走一條新路不可，特別是要找到能夠指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進理論，找到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先進社會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誰擁有先進理論的指導，誰是領導中國人民求得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先進力量，誰就會必然誕生并自然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
1921年建黨，也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模式和軌跡。人類歷史進入近代的基本標志是資本主義的勃興，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基本模式將是資本主義模式，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基本軌跡將是資本主義軌跡。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實現(xiàn)了社會主義從理想到現(xiàn)實的偉大飛躍，它在人類歷史走向資本主義的路途中，另辟蹊徑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經歷了從一國到多國的發(fā)展，在世界社會主義重大發(fā)展時期，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口曾占世界人口的1/3，領土面積達世界陸地面積的1/4，深刻地改變了人類歷史走向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模式和基本軌跡。
“其中，中國共產黨成立及其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帶領人口占全人類1/4的東方大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沖破了資本-帝國主義的東方戰(zhàn)線，是對人類歷史發(fā)展模式的重大改變。如今，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開創(chuàng)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成功實踐，充分表明了社會主義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功開辟出通向繁榮昌盛的正確道路，鮮明地展現(xiàn)了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標志著世界社會主義正在開拓新的歷史征程，開辟人類歷史新的發(fā)展模式和發(fā)展軌跡。”鄭寧波說。
李穎在《文獻中的百年黨史》一書的引言中寫道：“100年來，中國共產黨以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歷經幾代人的奮斗、創(chuàng)造、積累，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xiàn)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使命，開創(chuàng)、堅持和和發(fā)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本刊記者 王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