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安東尼·卡蒂在北京大學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本刊記者侯欣穎/攝）
安東尼·卡蒂
著名國際法學者。1947年出生于北愛爾蘭，1973年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曾執(zhí)教于威斯敏斯特大學、德比大學、阿伯丁大學、香港大學，現(xiàn)任北京大學榮譽訪問教授。著有多部學術作品，最近出版《南海的歷史與主權》。
5月31日至6月2日，第二十一屆香格里拉對話會在新加坡舉行。其間，菲律賓總統(tǒng)馬科斯發(fā)表演講，闡述菲律賓領土范圍的所謂法律依據(jù)，聲稱《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南海仲裁裁決均承認菲合法權利，是菲南海政策的基石。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6月3日回應說，菲方有關表態(tài)罔顧歷史和事實，宣揚其涉海錯誤立場，歪曲渲染海上事態(tài)。
而就在香格里拉對話會開幕前不久，一位英國國際法專家出版了新書《南海的歷史與主權》，明確提出并嚴謹論證：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這是轟動性的。這位國際法專家叫安東尼·卡蒂，今年77歲，目前正在北京大學任教?！董h(huán)球人物》記者邀請他談談南海問題，不到2個小時就得到回復：“感謝你的邀請，當然可以！”
我們約定在他的辦公室見面，但一走進北大靜園，正好撞見剛剛散會的卡蒂。他愉快地帶著我們來到他的辦公室，換上提前準備好的襯衣、西裝，還特地打上了領帶，才鄭重地坐到我們面前。
《環(huán)球人物》記者拿出一張中國南海地圖，中文版的，在桌上鋪開?？ǖ俨徽J識中文，但他對南海是如此熟悉，完全不需要借助文字標注，立即在地圖上指給《環(huán)球人物》記者看：“這里是南沙群島，這里是西沙群島。”如數(shù)家珍。接著，他指尖落到香港島上：“我在這里生活過一段時間。在島上看南邊的大海，風景很美麗。”
采訪中，卡蒂在中文版地圖上指出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位置。（本刊記者侯欣穎/攝） 卡蒂與中國南海的緣分始于2009年。那年，他從英國阿伯丁大學來到中國的香港大學任教。當時，因為域外大國的介入，菲律賓等國提出在南海經(jīng)濟專屬區(qū)和島礁主權的主張，南海爭端迅速升溫。有關當事國頻頻示強，南海問題遂成為國際熱點之一。“據(jù)我當時的了解，這背后是美國人在煽動、攪局。”卡蒂回憶。他決定回到英國后，要去英國檔案館查閱，看看有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令人驚訝的是，我發(fā)現(xiàn)了大量直接涉及南沙群島主權問題的檔案。那些英國檔案表明，南沙群島屬于中國。”
后來，卡蒂受邀參加一個關于南海問題的國際會議。當他詳細介紹了這些研究材料后，遭到了他人——尤其是一個德國人相當嚴厲的批評。之后，卡蒂又查閱了法國檔案。他發(fā)現(xiàn)，法國人也曾寫下：西沙群島屬于中國。
“就這樣，一門興趣發(fā)展成了一項事業(yè)。”卡蒂說。從2009年到2018年，他查閱了大量19世紀以來關于南海諸島所有權問題的國家檔案。近期，他將這些歷史檔案的研究集結為《南海的歷史與主權》一書，正式出版。
“自古以來每年都有中國漁民到訪”
《環(huán)球人物》：您能否用一句話介紹《南海的歷史與主權》的主要結論？
卡蒂：從英國和法國的官方歷史記錄來看，它們過去長期持有的立場是：南海諸島都是中國領土。美國的立場，二戰(zhàn)前是中立的。但二戰(zhàn)后，出于戰(zhàn)略考慮，美國認為，“帕拉塞爾群島（即我西沙群島）和斯普拉特利群島（即我南沙群島）不應落入‘共產(chǎn)黨中國’之手”。
《環(huán)球人物》：有哪些重要的檔案能夠支持您的結論？
卡蒂：在我多年的研究過程中，有兩份文件最為突出。1921年，時任法國外交部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認為，西沙群島顯然是中國的。1931年，白里安還為此征詢了法國外交部法律顧問尤里斯·巴德萬的意見。巴德萬給出的法律建議與白里安自己的觀點相同：西沙群島屬于中國。我在法國外交部檔案館，找到了巴德萬的這份建議書。
1974年，一名英國法律顧問在英國外交部法律意見書上寫道：“斯普拉特利群島（即我南沙群島）是中國的。”不僅如此，這名法律顧問還援引對中國在南海諸島經(jīng)濟活動史的調(diào)查結果：“這些島嶼……自古以來每年都有中國漁民到訪，他們在周邊水域捕魚，不定期地在島上居住。我們殖民部（自1891年以來）的記錄證實了這一情況……”這份法律意見書獲得了英國內(nèi)閣的批準。
白里安雖認同“西沙群島屬于中國”，但他決定，法國無論如何都要對西沙群島提出主權要求，“看看中國人的反應如何”。英國的情況同樣如此。一個英國外交大臣在內(nèi)閣批準的法律意見書上手寫了一句說明，“這是我們的觀點，沒有必要將此告知中國”。
這兩份文件只是我找到的關于南海諸島主權問題的歐美檔案中的一小部分。其他檔案橫跨120年，十分龐大、復雜。它們都壓倒性地支持了這一觀點：南海諸島確屬中國。
《環(huán)球人物》：那么，又有哪些重要的檔案記錄了西方對南海諸島的侵占歷史？
卡蒂：法國檔案中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檔，那就是1974年時任法國駐華大使埃蒂安·馬納克寫給時任法國外交部長米歇爾·喬伯特的一封信，標題是“關于南中國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島（即我南沙群島）和其他群島的領土爭議”。信中說，“法國在安南建立保護國后，奪取了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安南即今天的越南。
法國在南海諸島上的主權宣示，又遭到了日本的搶奪。1933年，日本人提出質疑；到1937年秋，日本已登上南沙群島。當時，英國外交部第三法律顧問杰拉爾德·菲茨莫里斯的論述特別有意思：考慮到日本的威脅，我們應該支持法國，敦促法國人占領這一群島中所有可利用的島嶼。“如果怎么都沒辦法趕走日本人……至少應該采取一些措施來防止情況惡化。”
二戰(zhàn)結束后，日本從這些島嶼撤離，而美國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參與了進來。美國檔案館有一份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記錄。它顯示，1956年，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墨菲在一次會議上表示，雖然菲律賓對南沙群島沒有主權要求，但應該鼓勵他們聲稱對南沙群島擁有主權，這符合美國的戰(zhàn)略利益。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也參與了這次會議，他的判斷是，“此事極其重要，美國應該采取快速、有效的行動”。
《更路簿》是中國海南漁民用方言撰寫的航海手冊，記錄了南海海域的100多處地名和重要的海洋資訊。其最早出現(xiàn)在元代，盛行于明末、清代和民國時期。
2016年6月14日，海南草塘村89歲的老船長盧業(yè)發(fā)（右）向他的兒子傳授《更路簿》的使用方法。 “領土屬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
《環(huán)球人物》：在新書中，您特別總結了中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領土取得方式”。
卡蒂：《南海的歷史與主權》是基于歷史檔案的書寫，闡述法律意見的內(nèi)容非常少。但關于“領土取得方式”的討論，是我這本書最重要的篇章。
在殖民擴張歷史中，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四處攫取、占領土地，然后正式發(fā)出通告：我們擁有對這片土地的主權。這意味著，一片土地的歸屬，完全取決于誰第一個入侵并建立殖民統(tǒng)治。這是西方認同的土地獲取規(guī)則。但像中國人這樣的“土著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一片土地上，并在那里積極從事各種經(jīng)濟活動。居住與活動本身就足以證明——“這是我們的土地。”不需要再去發(fā)個通告宣布對領土的主權。
中西方的領土取得方式有本質不同。毫無疑問，領土屬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那是他們的祖國和家園。
《環(huán)球人物》：您提到的第一種領土取得方式，帶著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環(huán)顧當今世界，不少國家之間存在著領土爭端問題，其中許多是從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
卡蒂：我很高興你看到了這一點。100多年前，在搶奪殖民地的過程中，西方列強之間的沖突加劇。在我看來，這是19世紀末非洲分裂的重要原因，也是后來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和日本對大多數(shù)太平洋島嶼提出主權要求的所謂“重要依據(jù)”。
《環(huán)球人物》：關于此類領土爭端，國際法庭此前是如何進行仲裁的？
卡蒂：在國際法領域，帕爾馬斯島案是著名的領土權歸屬問題仲裁案。帕爾馬斯島位于菲律賓棉蘭老島和印度尼西亞納努薩島交界處。最初，納努薩島是荷蘭的殖民地，棉蘭老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98年12月，《美西巴黎和平條約》規(guī)定，西班牙將帕爾馬斯島割讓給美國。1899年，美國通知荷蘭此條約時，荷蘭對割讓沒有表示反對。但1906年，美國駐棉蘭老島的司令視察帕爾馬斯島時，發(fā)現(xiàn)島上飄揚著荷蘭國旗。美荷在進行外交接觸后，于1925年簽訂了仲裁協(xié)議，將該島主權歸屬問題交給海牙常設仲裁法院解決。1928年，常設仲裁法院院長裁定“帕爾馬斯島完全構成荷蘭領土的一部分”。
我認為，從兩個角度看，這個裁決結果是很有問題的。第一，在仲裁過程中，長期居住在該島的島民被徹底無視了，沒有人尊重他們。第二，仲裁員居然將荷蘭與島民的殖民關系作為荷蘭在該島進行活動的證據(jù)。
在我看來，這種“領土觀”純粹是帝國主義的產(chǎn)物，根本就是一派胡言，是“垃圾法條”。建立國際秩序的基礎絕不應該是與殖民有關的歷史，而應該是各國人民對自己家園的守護和自決。
2016年，南海仲裁案所謂的“最終裁決”為菲律賓“勝訴”。我認為，這一裁決踐踏了國際關系秩序的基本準則，是美國和北約推行遏制中國戰(zhàn)略的一部分。
直到今天，以殖民為底色的思維方式依舊在一些人腦海中揮之不去。在當今的國際社會背景下，想要建立一個真正公正的國際法庭，我認為太難實現(xiàn)了。這樣的西方領土觀，是不能被接受的。
《環(huán)球人物》：在您的新書中，您引用了其他國際法學者的類似觀點。
卡蒂：是的。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也曾指出：以兼并方式來宣布所有權是“西方列強的行為”。他在《大地法》中繼續(xù)推論道，“這種行為具有毀滅性，導致了歐洲國家之間內(nèi)戰(zhàn)不止，彼此消耗”。
《環(huán)球人物》：從國際法角度出發(fā)，在您看來，相關國家應如何處理包括南海問題在內(nèi)的領土爭端？
卡蒂：作為一名國際法學者，我的答案是：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法律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一件外交事務。在南海爭端中，中國與東南亞聲索國之間的海域劃界，應該被視為它們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等領域交涉與合作的一部分。相關國家政府應該好好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討論與談判。
同時，這也是一個關乎正義的深刻問題——各國政府在討論時，應該遵循的基本規(guī)則是——領土屬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
我認為，菲律賓對南沙群島部分島礁的領土主張是荒謬的。1899年至1902年的美菲戰(zhàn)爭過后，美國一直在干擾和塑造菲律賓的政策。如今，菲律賓是一個內(nèi)部聲音十分分裂的國家——有人憎恨美國在戰(zhàn)爭中對菲律賓人的鎮(zhèn)壓，但目前親美勢力又占據(jù)了上風。
必須認識到，美國人對這些島嶼本身并沒有政治興趣，他們挑起南海爭端的目的就是為了遏制中國。
英國和法國目前基本上是美國盟友。他們對南海諸島的歸屬問題持“不介入”立場，即對誰擁有這些島礁都沒有意見——中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和文萊的主張都合理。在我看來，這一立場與它們國家檔案館里的歷史記憶并不相符，這是不真誠、不誠實、不光彩的態(tài)度和行為。
我看到，美國的立場始終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法律或規(guī)則。如果人們遵守法律以及“領土屬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這一規(guī)則，那么英法等國將不得不停止支持美國的說法，即所謂的中國在南海的主張“不合理”。
近些年，我聽到了一些可怕的言論：中國堅稱這些島嶼屬于中國，于是中國被描繪成一個“具有霸權野心的國家”。這荒謬極了。我認為，對中國來說，解決南海問題的辦法就是堅持自己的合法權利，并冷靜地行使這些權利——從法律角度看，中國有權阻止菲律賓等國對這些島嶼的非法占領。
“正義和公平的標準是永恒的”
《環(huán)球人物》：您在本書前言中寫道：“從事這項研究，我并沒有受到中國官方部門委托，也沒有得到反饋。這項研究是完全獨立進行的。”是什么讓您從英國來到中國，一頭扎進與中國相關的國際法研究中？
卡蒂：我出生于北愛爾蘭。我家是中下層階級，我的父母都不是學者，甚至沒有上過大學。我獲得的教育得益于二戰(zhàn)后的免費教育體制。從中學到大學，我的教育經(jīng)費都是由國家支付的。但現(xiàn)在，英國的教育已經(jīng)非常昂貴了。
我的童年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和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度過。21歲時，我就離開家，前往倫敦上學。再往后，我進入劍橋大學，獲得國際法博士學位。畢業(yè)后，我又立即去了巴黎。
就這樣，我從小置身于不同文化中，從不拘泥于某個特定環(huán)境。我覺得，這對于我的人生興趣非常關鍵。去往一個陌生城市從未困擾過我，或阻礙過我的腳步。
《環(huán)球人物》：在您的成長階段，北愛爾蘭歸屬問題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這帶給您怎樣的影響？
卡蒂：關于這個問題，我的答案十分復雜。這涉及我研究中國南海問題的起因和初衷。
從中世紀起，英國開始入侵愛爾蘭。后來，愛爾蘭成為英國第一塊殖民地。為推翻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愛爾蘭人的反抗長達數(shù)個世紀。到了20世紀，事情終于有了發(fā)展。英國試圖通過分割愛爾蘭的方式，解決愛爾蘭問題——北愛爾蘭留在聯(lián)合王國，愛爾蘭獲得獨立。
在我二十來歲時，即20世紀60年代末，北愛爾蘭爆發(fā)了長達30多年的“社區(qū)暴力事件”，直到90年代才結束。有人指出，“社區(qū)暴力事件”背后是北愛爾蘭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在這期間，我目睹了持續(xù)不斷的暴力沖突和大規(guī)模武裝動員。
記得小時候，我問姑姑：“為什么到處都是大英帝國？我們沒有自己的（愛爾蘭）帝國嗎？”后來，我專門寫了一本討論愛爾蘭問題的書，名為《愛爾蘭是被征服的嗎？》。
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歷史，從根本上塑造了我對殖民主義的態(tài)度。因此，雖然我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了解并不深入，但我看到，19世紀的中國遭受了帝國主義的欺凌，我本能地從帝國主義與殖民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南海問題。
在南海問題上，美國與他國聯(lián)手對抗中國的做法，讓我感到惡心厭惡至極。
20世紀60年代末，北愛爾蘭爆發(fā)了長達30多年的“社區(qū)暴力事件”。圖為1972年3月21日，一名居民走過被大火燒毀的房屋和汽車殘骸。
《環(huán)球人物》：您此前接受采訪時提到，美國發(fā)動越南戰(zhàn)爭，對您成為一名國際法學者影響深遠。
卡蒂：那是1968年，我21歲。那年6月，我剛從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畢業(yè)，在收音機里聽到美國出兵越南的新聞。這讓我感到十分震驚。越戰(zhàn)的殘酷驚醒了我，我讀了一本改變一生的書《從雅爾塔到越南：冷戰(zhàn)中的美國外交政策》，作者是歷史學家戴維·多羅維茨。這應該是我這輩子讀過的最重要的一本書。多羅維茨查閱的大量材料表明，自1945年，美國人就開始暗地顛覆一切可能危及其利益的民主運動。從那時起，美國已經(jīng)開始籌備冷戰(zhàn)了。
此后，我又讀了很多和美國有關的書和材料，包括關于“杜勒斯是如何炮制舊金山和約的”幾乎所有的論文。這一切對我影響太深了。于是，我決定研究國際法史。分析事情時，你不能只看表面，而是必須深入其內(nèi)部。對歷史檔案的研究可以幫助我擺脫表面的印象，深入到事情的實質。
《環(huán)球人物》：除南海問題外，您對中國的研究還有什么？
卡蒂：關于南海問題的研究，只是我在中國工作的一部分。2009年我到中國香港后，就開始研究1860年至1911年與中國有關的西方殖民與帝國擴張歷史。我已將這部分成果結集成書，但西方學者對此毫無興趣——我對此也并不感到意外。
此外，我還與一名中國學生就兩次鴉片戰(zhàn)爭及英國占領中國香港的所有法律問題進行了廣泛研究，相關成果將于今年6月或7月發(fā)表。
據(jù)我了解，19世紀的英國律師就已經(jīng)十分清楚，英國政府的行為（指鴉片貿(mào)易與鴉片戰(zhàn)爭）是錯誤的。我必須指出的是，今天，有歐洲學者認為，不應該將19世紀的法律準則與當下的法律準則混為一談。但對于我來說，正義和公平的標準是永恒的，它們適用于所有的世紀。
《環(huán)球人物》：能否簡單分享您的研究過程？您遇到過哪些困難？
卡蒂：我想先說說檔案研究這一方法。很久之前，我還在英國高校工作時，有幸與英國檔案歷史學家理查德·史密斯共事。我們合著了一本名為《杰拉爾德·菲茨莫里斯爵士與世界危機：外交部法律顧問（1932—1945）》的書。從史密斯那里，我學會了研究歷史檔案的方法，他教我如何查閱檔案，如何跳出檔案進行敘事。更重要的是，我認識到，記錄著各種法律史的檔案，就是一扇扇進入各國制度與歷史記憶的大門。
多年來，我一直勸說法律界的同行去各國國家檔案館看看，尤其是對國家檔案持開放態(tài)度的英國和法國檔案館。這樣他們才能發(fā)現(xiàn)這些政府的真實立場。但是因為一些可笑的原因，很多人并不太愿意折騰。我記得有同事跟我說，下午5時他得去學校接孩子回家，所以去不了檔案館。
我已經(jīng)無法統(tǒng)計，自己究竟在檔案館里花了多少時間。特別是在中國南海問題上，我堅持往檔案館跑了許多年，這很費力氣。
我一共去了3個國家的檔案館，它們分別是位于倫敦郊區(qū)的英國國家檔案館、位于巴黎郊區(qū)的法國外交部檔案館，還有位于馬里蘭州的美國國家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離華盛頓特區(qū)很遠。我需要先到華盛頓，來到市中心一座大廈前的公交車站，搭乘一趟公交車，在路上顛簸一個小時后，才能到達那里。到達目的地后，能否找到相關檔案也要看運氣。
英國國家檔案館。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
美國國家檔案館。 《環(huán)球人物》：《南海的歷史與主權》出版后，您得到了哪些西方的反饋？
卡蒂：我必須承認，我得到的反饋很少，只有一條，但這條反饋十分有意義。
反饋提供者是一名英國記者，也是一位政治歷史學家。不過他不是律師，而是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一名顧問。他一直對中國南海問題十分感興趣，查閱過許多相關資料。
《南海的歷史與主權》出版后，他看了書，向我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中國民眾對于南海諸島的熱情遠遠超過了菲律賓等國民眾的熱情。”這一觀點給我?guī)砹撕艽髥l(fā)。我跟他說：“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菲律賓等國民眾并沒有將這些島嶼視作自己祖國和家園的一部分？”
《環(huán)球人物》：未來，您在中國還有其他工作計劃嗎？
卡蒂：作為北京大學的榮譽訪問教授，我希望能繼續(xù)在這里教書。我還希望能與中國學者合作，為中國學生編寫一本關于國際法哲學的教科書。我關心的是，如何在中國學生中更有效地教授國際法，讓他們對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局勢有更深刻的認識，幫助他們在國際社會中更好地維護自己的權利。
責任編輯：李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