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了，路面變得有些濕滑。母親彎腰幫女兒緊了緊衣領(lǐng)，又牽著她繼續(xù)匆匆趕路。母女倆的衣衫都算不上厚實，行李也只有手提肩扛的幾個包裹而已。
女孩圓圓的小臉被凍得有些發(fā)紅，那雙眼睛卻靈動明亮。她一邊走，一邊好奇地打量著飛舞的雪花、吆喝的攤販和街道兩側(cè)異國風情十足的建筑。
此時是1910年底，女孩名叫鄧玉愛。不同于那個年代大多數(shù)深鎖閨門的女孩子，只有6歲的玉愛已經(jīng)跟母親“行萬里路”了——從家鄉(xiāng)南寧，到繁華的廣州、上海，再到北方的通商之埠天津。初至天津的玉愛還不知道，這座城市將成為她的第二故鄉(xiāng)，以及她一生革命事業(yè)的起點。也是在這里，她改名叫“鄧穎超”。
2024年2月4日，是鄧穎超同志誕辰120周年?！董h(huán)球人物》記者懷著對這位偉大女性的崇敬和緬懷，試圖通過其身邊人的講述和對其歷史足跡的探尋，還原一位明亮又堅毅、溫暖又智慧的“小超”……
與母親走南闖北
新中國成立后，鄧穎超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廳。她的臥室床頭常年掛著一張與母親楊振德的合影。鄧穎超秘書趙煒先后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工作了37年，她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鄧穎超每晚就在這張照片的陪伴下入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鄧穎超人生的前20年里，母親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她剛出生時，重男輕女的父親要把她送人，是一向溫和的母親楊振德以命相搏，護了女兒周全。”
趙煒說，思想開明、追求進步的楊振德是鄧穎超最早的啟蒙老師。在她的教導下，鄧穎超兩三歲就開始識字背詩。故鄉(xiāng)的庭院里有一株高大的木棉，春天時開得一片火紅。聰慧的鄧穎超常在楊振德充滿母愛的目光中繞樹玩耍，奶聲奶氣地吟誦“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父親在鄧穎超3歲那年被流放至新疆，未待返鄉(xiāng)便因病身故。從此，鄧穎超與母親相依為命。“除了偉大無私的母愛，楊振德沒有任何財富來供養(yǎng)鄧大姐，只能帶著她顛沛流離。1910年，楊振德帶鄧大姐前往天津謀生。一間育嬰堂需要醫(yī)生，精通中醫(yī)的楊振德在那里謀到了職位。育嬰堂供給食宿，每月給10元零用錢，母女倆勉強可以維持生活。”趙煒說。
母親的自立自強，給鄧穎超以潛移默化的影響。當時的天津已開辦了嚴氏女學、貞淑女學等女子學堂，鄧穎超常能看到背著書包上學的女孩子，很是羨慕。但她知道母親負擔不起學費，便堅持自學。為了減輕母親的壓力，鄧穎超還在育嬰堂辦的編織所里織布、繡花，有時候一天工作10個小時，能掙六七個銅板。
鄧穎超（右）與母親楊振德的合影。
動蕩年代，機構(gòu)常因經(jīng)費短缺停辦。楊振德?lián)Q了許多工作，終于湊夠?qū)W費，將鄧穎超送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以下簡稱女師）附小念書。據(jù)當時的同學回憶，鄧穎超“口才好，腦子好，功課好，作文總在八九十分以上”。
1915年，楊振德再次失業(yè)，母女倆只能織布為生。眼看讀了兩年書又要失學，鄧穎超很焦急。她聽說女師預科不要學費，但最小錄取年齡為13歲，便虛報2歲去考試。她一考即中，以第三名被錄取，一年后順利升入女師本科繼續(xù)學習。因為用功過度，鄧穎超得了肺病，身體一直虛弱，但想到母親終于不用再為學費發(fā)愁，她仍感到欣慰。
在多年的漂泊中，鄧穎超跟著母親接觸了不少教育界的愛國進步人士。他們的言傳身教，推動鄧穎超在小小年紀就開始思考國家與民族的命運。
1916年11月8日，發(fā)動“護國運動”、起兵討伐袁世凱的蔡鍔將軍不幸逝世，女師舉辦了一次雜文比賽，題目是《對于蔡松坡（蔡鍔的字）先生逝世感言》。全校300多名學生的作品中，有4篇被選為優(yōu)秀作品，其中一篇就是鄧穎超的。
在這篇僅有500多字的作文里，鄧穎超概述了蔡鍔從“反對帝制”到“遽爾病逝”的生平，其中有“揭彰正義，共伐民毒”的謳歌，有“東望扶桑，薄海同哭”的傷懷，更有充滿激情的救國宏愿：“望吾同胞從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不僅如此，鄧穎超還響亮地提出：“世事靡常，豈能一定，安知吾國異日不立于萬國之上哉！”少女的愛國壯志，初露鋒芒。
在女師，鄧穎超用的名字一直是楊振德起的學名“鄧文淑”。畢業(yè)前，班主任白眉初因鄧穎超年齡最小卻聰慧超群，取《論語》“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之句，幫她改名為“穎彬”，又叫“穎斌”，希望她脫穎而出，早日成為巾幗英雄。鄧穎超認為“穎斌”念來有些拗口，考慮再三，將“斌”改為“超”字。后來家喻戶曉的名字“小超”，就這樣誕生了。
“覺悟”于五四激流中
天津的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內(nèi)，陳列著一幅油畫。畫面中央的鄧穎超站在高處，正揮舞著手臂進行講演。頭綁毛巾的老農(nóng)、背著麻袋的苦工、穿著背心的幼童、梳著發(fā)髻的婦女……數(shù)不清的民眾簇擁在她周圍。頭頂?shù)奶炜蘸谠频统粒昃鸵湎聛砹?，可沒人愿意離去。
鄧穎超演講的油畫。
畫面上的這一年，鄧穎超只有15歲，校園外的世界在劇烈震蕩。五四運動爆發(fā)了，學潮以最快的速度蔓延到緊鄰北京的天津。過去長年被“遵守女德”“莫談國事”束縛的女生們，提出“愛國不分男女”的響亮口號。1919年5月25日，以女師學生為主要力量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鄧穎超被選舉為講演隊隊長。
當時的講演可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文藝活動——國難當前，學生手無寸鐵，講演就等同于戰(zhàn)斗。聽眾大多文化水平不高，鄧穎超要用通俗易懂、引人入勝的方式向他們宣傳愛國道理。她還常常深入市民家中，將社會變化講給那些無法輕易出門的婦女聽。一位叫李孟氏的婦女聽后深受感動，典當了自己的衣服來印制愛國傳單。
經(jīng)過實踐，鄧穎超發(fā)現(xiàn)戲劇的教育效果更好，便組織同伴一起排演。劇本是女生們自己寫的，分別是歌頌我國古代女英雄的《花木蘭》和描寫朝鮮義士刺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安重根》。那時候男女不能同臺演戲，鄧穎超便反串“安重根”一角。大家在廣東會館演出，門票收入竟得了七八百元，對運動經(jīng)費是很大的補充。
轉(zhuǎn)眼到了這一年秋天。9月16日，20位男女青年聚集在一處青磚院落，宣布成立愛國進步團體覺悟社。男女社交剛剛放開，有的人不免拘束，鄧穎超與所有社員都相識，便主動起身來一一介紹。經(jīng)過討論，大家一致同意，要“睜開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樣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進而改造中國”。社員們抓鬮決定代號，鄧穎超抽到了1號，化名“逸豪”。
社員中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抽到了5號的“伍豪”，就是周恩來。年少的鄧穎超與周恩來并不陌生，早前排演話劇時，有豐富經(jīng)驗的周恩來就指導過她。巧合的是，周恩來總是男扮女裝，鄧穎超則總是女扮男裝。
“這種的團體可以說是天津的小明星……會員是天津?qū)W生界中最優(yōu)秀、純潔、奮斗、覺悟的青年……”如今，走進天津三戒里4號的覺悟社紀念館，便能看到百年前北京《晨報》的這段報道。覺悟社之突出，可見一斑。
1919年9月16日，天津愛國進步團體覺悟社成立。這是部分社員合影，前排右三為鄧穎超，后排右一為周恩來。
與多位優(yōu)秀的哥哥姐姐同行，鄧穎超的光芒并未被掩蓋。她既學會了發(fā)動輿論、組織群眾，又學著廣交朋友，團結(jié)各界共同進行救國斗爭。
10月10日，天津又發(fā)生了一件大事：4萬多名學生、市民和各界人士在南開學校操場集合，舉行天津歷史上第一次聲勢浩大的國民大會。
覺悟社社員諶志篤被推為大會總指揮，周恩來、鄧穎超等被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鄧穎超帶領(lǐng)女學生和童子軍站在隊伍最前列，手上拿著以竹竿串起的小旗——這是大家討論后作出的精心安排，萬一與當局發(fā)生沖突，竹竿可作為武器。
會后，群眾按計劃舉行示威游行，遭到數(shù)百個武裝警察阻攔。鄧穎超帶領(lǐng)女生隊伍沖鋒在前，揮動竹竿奮力抵抗。據(jù)當時的《益世報》報道，警察用槍托兇猛毆打，鄧穎超“被傷吐血”。緊急關(guān)頭，學聯(lián)宣傳隊開來大卡車，學生們里外夾攻，沖破了警察的包圍圈。
學生運動的成果讓鄧穎超歡欣鼓舞，但一些消極面也令她憂慮。于是，她奮筆疾書，在1920年1月的第一期《覺悟》雜志上發(fā)表了文章《為什么……？》。
“……但是現(xiàn)在多數(shù)學生，覺得自己有點學問，裝飾得新奇一點，覺得算是社會上特殊的人了。于是見了那無知識的、貧窮的、鄉(xiāng)下的同那勞動界一般苦同胞們，簡直就不愿意理睬……我要問我們這些學生，受的是高等教育，唱的什么‘平等’、‘博愛’、‘互助’，難道連自己的責任同做人的意義，還不知道嗎？大家想想究竟為什么看不起人？”從“為什么看不起人”到“為什么要沾染惡習”“為什么要有華麗的裝飾”“為什么不照著他的話去實行”，鄧穎超思考著、批判著，并在實踐中不懈地改造著自己與社會。
這期雜志出版沒多久，周恩來等人因請愿被捕。過了3個月，眼見當局企圖用“拖”來消磨大家的斗志，被捕代表秘密聯(lián)絡(luò)，決定發(fā)動絕食斗爭。
愛國何罪，竟要遭此涂炭？鄧穎超建議，要代替代表們絕食，向當局施加壓力。建議被采納了，連同鄧穎超在內(nèi)的24名青年結(jié)伴來到警察廳大門前，當面同廳長楊以德理論。楊以德被逼得無話可說，只得安排被捕代表和鄧穎超他們見面。
回到學校后，鄧穎超一邊忙著為獄中戰(zhàn)友聘請律師，一邊還領(lǐng)導了一場爭取愛國權(quán)利的斗爭。
5月7日是日本強迫袁世凱政府承認“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女師學生決定全體參加“國恥紀念大會”。鄧穎超代表全體同學和校長齊璧亭交涉，要求學校5月7日放假一天，但思想保守的齊璧亭就是不答應。第二天，400多名女生干脆直接罷課，齊璧亭氣得下令開除全體學生，要求她們當日就搬離學校。鄧穎超一邊為大家協(xié)調(diào)住處，一邊聯(lián)系社會各界人士尋求幫助。最終，在社會輿論的支持下，學校不得不收回成命。
在趙煒看來，鄧穎超稱得上是一位“出類拔萃的戰(zhàn)士”。“鄧大姐勇敢剛毅、自強自立的特質(zhì)，令她在五四運動的激流中脫穎而出。”她說。
“女星”冉冉升起
1920年，鄧穎超畢業(yè)了。她到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又回到天津，應女師前學監(jiān)馬千里之邀，到新創(chuàng)辦的達仁女校任教。
鄧穎超承擔一年級的教學工作。她深知兒童是國家的未來，不僅僅傳授其知識，更要培養(yǎng)其愛國情懷。“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她給孩子們講工人如何反抗剝削壓迫；五四運動紀念日，她給孩子們講自己參加斗爭的情景；“五七”國恥紀念日，她告訴孩子們，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竟然與日本簽訂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馬千里的小女兒馬翠官時年6歲，是鄧穎超的學生。她回憶，鄧穎超不是“按課本一個字一個字地教”，而是通過簡單有趣的小故事或圖畫引出教學內(nèi)容。她常常引導大家復述，講得好時給予鼓勵，孩子們“學得很有興趣”。
1922年，直系軍閥吳佩孚控制北京政府。黎元洪復任大總統(tǒng)，為了裝點門面，宣布召開議會，制定憲法。各大城市掀起婦女參政的熱潮，天津婦女也在籌備成立參政請愿團。
鄧穎超受邀參加籌備會。面對一些來賓的反對聲，她抓住其中漏洞有力駁斥：“如果按照適才馮先生所說，女子教育不普及，縱然爭得參政權(quán)也無用。然而，我們現(xiàn)在若不爭，后來姐妹也不爭，從此無人去爭，再過二千年，此事也不能實現(xiàn)！我們現(xiàn)在不是為自己爭，是為后來的千千萬萬姐妹爭取平等的權(quán)利。”
鄧穎超不愧是五四時期的講演隊隊長，一番話結(jié)束，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11月，女權(quán)運動同盟直隸支部成立，鄧穎超當選為支部評議委員。
這期間，鄧穎超自己的思想也在不斷發(fā)展進步。她經(jīng)常閱讀《新青年》《中國青年》等書刊，接觸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開始樹立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她認識到，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必須把婦女解放運動和被壓迫階級的解放斗爭密切聯(lián)系起來。
1923年，鄧穎超和覺悟社社友、達仁女校同事們成立了女星社——大家希望它像明亮的星星，照耀中國婦女運動發(fā)展的前途。
1923年，女星社創(chuàng)辦婦女補習學校。這是鄧穎超（前排右三）和學校師生在開學典禮上。
在女星社編輯出版的《婦女日報》的創(chuàng)刊號上，鄧穎超發(fā)表了詩作《實踐之燈》。“掌著《實踐之燈》的我們，將用那鮮紅的熱血，一點點，一滴滴地渲染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勇于實踐，反對空談，腳踏實地，這是女星社的風格，也是鄧穎超一生的風格。
女星社成立的第二年，天津發(fā)生了一樁聳人聽聞的血案：富豪張致和虐待妻子趙氏致死，還企圖通過行賄逃脫法律制裁。鄧穎超協(xié)調(diào)社員們會同記者前往現(xiàn)場調(diào)查，并組織“趙氏昭雪委員會”，在《婦女日報》上連續(xù)刊登文章，揭露事實真相。最終，法庭按律處理，判處張致和極刑。
《婦女日報》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張專門討論婦女問題的報紙，鄧穎超先后任編輯和代理總經(jīng)理。除此之外，女星社還出版《女星》期刊。這些刊物一方面大量發(fā)表女性遭受封建壓迫的事實材料，喚起社會注意，一方面引導廣大女性關(guān)心國家大事，積極參與反帝反封建斗爭。
從小隨母親輾轉(zhuǎn)謀生的鄧穎超知道，婦女解放的基礎(chǔ)既包括自由的思想，又包括自立的能力。因此，女星社創(chuàng)辦了天津女星第一補習學校，學制一年半，以“援助失業(yè)婦女，授以相當知識及簡易技能，使其自謀生活”。學校前后招收了70多名女學生，鄧穎超擔任教務長。她不僅負責學校的經(jīng)費籌措、日常管理，還介紹畢業(yè)生到天津勸業(yè)場等商店去工作。后來，女星社又創(chuàng)辦女星星期義務補習學校，以中下層家庭婦女為對象，學制一年，學費免收。
如果說1919年，15歲的少女鄧穎超在覺悟社中是個活躍的小妹妹，那么到了1923年，樹立了共產(chǎn)主義信仰的青年鄧穎超，已是女星社這個進步婦女組織的核心了。
1923年，女星社舉行演劇募捐活動，為補習學校籌措經(jīng)費。這是鄧穎超在《新聞記者》中飾演男角的劇照。
“信里談的是革命”
鄧穎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女星社，但仍然同覺悟社的社員們保持緊密聯(lián)系。一些社員遠赴歐洲勤工儉學，鄧穎超便通過書信與他們交流。正是在女星社成立的這一年，鄧穎超同遠在法國的周恩來確立了戀愛關(guān)系。
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覺悟社剛成立時，社員們曾經(jīng)約定不談戀愛、不結(jié)婚，免得影響工作。而鄧穎超目睹周遭婦女，特別是覺悟社好友張嗣婧婚后的不幸遭遇，對婚姻更是有抵觸心理，在路上碰到花轎，都會覺得“這個婦女完了”。
張嗣婧迫于家中壓力出嫁，在婆家飽受苛責，于病痛中抱憾離世。鄧穎超發(fā)表多篇文章，悼念好友并發(fā)表獨立宣言。她號召：“新人生，新事業(yè)，新天地，新光明，全是憑人的力量，人的努力，和勇敢創(chuàng)造的精神去尋求開墾得來的，不是天賦的，不是命定的。親愛的姐妹們，起喲！作一個真獨立的‘人’吧！”
鄧穎超對婚戀的態(tài)度為何發(fā)生了變化？在周秉德看來，伯父伯母是“根據(jù)他們的革命事業(yè)和共同理想相愛的”。“伯父早年在法國留學，給伯母寫了很多信，其中有一張明信片印著李卜克內(nèi)西和盧森堡畫像，伯父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這可是情書啊！你們能想象嗎？”周秉德說。
這樣的情書在今人看來可能頗為激進，胸懷壯志的鄧穎超卻恰恰能夠欣賞其中的浪漫。楊振德建議鄧穎超等周恩來回國后再考慮戀愛問題，但這一次，鄧穎超罕見地沒有聽母親的話。
兩人通信，談的多半還是家國前途。鄧穎超后來如此評價她和周恩來之間的信：“可以說是情書，也可以說不是情書，我們信里談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
1925年，五卅運動席卷全國，推動鄧穎超馳騁于更廣闊的政治舞臺上。此時，她已經(jīng)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并擔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在黨的領(lǐng)導下，她的斗爭藝術(shù)更趨成熟。
6月14日，天津各界聯(lián)合會發(fā)動游行示威，當選為聯(lián)合會主席團主席的鄧穎超走在隊伍最前面。到了省公署，升官當了省長的楊以德聽到“老對手”鄧穎超來了，避而不見。隊伍又前往督辦公署，督辦李景林迫于壓力，同意了聯(lián)合會的愛國要求。
鄧穎超的領(lǐng)導能力與她在天津民眾中的巨大聲望，使得反動當局又恨又怕，于7月初悍然發(fā)出通緝令。黨組織決定讓鄧穎超火速離開天津。
自1910年到1925年，除了在北京待了2年，鄧穎超在天津生活了13年，真是熱土難離！何況母親還在這里。在過去的歲月里，母親擔憂時局的變化，又揪心于她的安危，但從未反對她從事革命事業(yè)。母女倆相依為命21年，頭一回面臨分別。
為了國家，鄧穎超縱然有千言萬語，也只能將其藏在心中。這一天，穿上灰布衣褲、裝扮成普通家庭婦女的她，鄭重地告別了母親，在戰(zhàn)友們的目光中，登上了南下廣州的火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