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作之根在民間

       人物簡介：許江，1955年出生于福建福州，中國當代油畫家、教育家，1982年畢業(yè)于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2001年至2020年擔任中國美術學院院長，為該校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院長，現擔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浙江省文聯(lián)主席、中國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站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qū)的辦公樓高層向下俯望，幾乎能將整座校園收入眼底。一面是郁郁蔥蔥、紅綠相間的象山，宋河繞山流淌，流經校園流向錢塘；另一面是大名鼎鼎的校園建筑群，灰瓦層疊，飛檐如浪，設計者便是中國首位普利茲克建筑獎獲得者王澍，現中國美院建筑藝術學院院長。然而20年前，這片剛剛落成的校區(qū)備受爭議，一度被稱為“杭州最錯誤的建筑”。作為決策者和總統(tǒng)籌，時任中國美院院長許江辦全國研討會，一次次親自為來賓做導覽，許多人都以為他是導游。后來，王澍拿下建筑界最高獎，象山校區(qū)頻頻登上“最美校園”榜首，人們才對許江當年力排眾議的決定刮目相看。

　　對許江而言，這片校區(qū)意義深遠。當《環(huán)球人物》記者問他：“身為中國美院歷史上任職最久的院長，你最自豪的三件事是什么？”他把象山校區(qū)放在了第一個——另外兩個則是“構建以東方學為核心的學科鏈”和“進一步鍛造中國美院深厚的人文學風”。

　　象山校區(qū)也是許江心中“大學望境”的象征，是“空間建造與精神塑造共構”的典范。他指著玻璃外的景色，與記者回憶起20年前在此眺望的心境：“那時校園周圍都還沒有如今的高樓，回想起來真的很感慨。”

　　這是許江身為藝術家的感性面，而作為參政議政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他又有極為理性的一面。從2003年起，許江便開始參加全國兩會，做了15年全國人大代表，如今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工作也來到第七個年頭。每一年，他都花十足的精力和時間用于社會調研和建議、提案研究。采訪尚未開始，許江打開已經背得有些磨皮的自制挎包，皮面上壓印的是他自己繪制的葵花。他從挎包中拿出一摞筆記，每一頁上都手寫下滿滿的信息，重要之處還用熒光筆標注出來。

　　“中國畫教學很吃力”

　　參加全國兩會的21年里，許江的建議和提案涉及方方面面：2014年，他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提出“活化傳統(tǒng)、弘揚美德、社會動員、全民推廣”的建議，為傳統(tǒng)文化傳播和發(fā)展提出6個方案；2018年，初次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他提出了“發(fā)展鄉(xiāng)土文化”的提案；前年，他將目光轉向生態(tài)文明建設，呼吁盡快設立“錢江源—百山祖”國家公園；去年，他又提出“藝建美麗鄉(xiāng)村”，把“藝術鄉(xiāng)建”的概念推向臺前。

　　到了今年，許江的提案又回到了他最熟悉的領域：高等教育。涉及的話題便是近兩年被廣泛熱議的“藝考改革”。“現在確定要提的是‘關于高等美術人才選拔和教育的建議’。”2021年，教育部啟動了藝考招生改革，2024年則是改革全面落地的第一年。“全國藝考改革是為了更加統(tǒng)一、更加公平，出發(fā)點是好的，但中間難免也會出現一系列問題，我想對這些問題做一些反映，希望引起重視。”

　　他的提案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關于“如何堅守中國傳統(tǒng)的繪畫藝術，構建中國繪畫人才自主的培養(yǎng)體系”。在許江看來，全國能夠開展系統(tǒng)性、特色化的中國畫學教育的院校不多，招生規(guī)模很小，而如今所提倡的統(tǒng)考，基本上是用“西畫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使得在招生階段，造成中國傳統(tǒng)筆墨的式微，“所以我們中國畫教學很吃力，專業(yè)越來越窄化，創(chuàng)作和研究脫節(jié)”。

　　“中國畫是民族之畫，中國畫學是國粹之學，在全世界的美術史上，中國畫學都占有極高的藝術地位。”許江以去年引發(fā)熱議的“大道無極——趙無極百年回顧特展”為例。“趙無極為什么在世界享有如此高聲譽，是因為他盡管用西畫的形式，但又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汲取了山水、書法的精神，并把這些精神轉化成當代油畫的表現語言，因此得到西方的高度重視。這一次他的作品在中國展出，成千上萬的人都到杭州來看——這就是中國畫學的意義，它是中國民族價值觀和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載體，是中國美學的根脈。”

　　“上個世紀西學東漸，中國畫學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時至今日，西方的藝術、繪畫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梢哉f，中國畫學的話語權始終面臨挑戰(zhàn)。”在許江看來，除了招生選拔，中國畫學的人才培養(yǎng)機制同樣需要改革。今天的中國畫教學制度，仍以類似西畫的班級制為主，但事實上傳統(tǒng)國畫遵循“師徒相授”的模式：進入師門，老先生們靠著自己親身示范指導學生，從而形成一套注重畫法規(guī)范的教學方法。“師徒制盡管受到師傅學養(yǎng)限制，但有一個好處，就是什么都學，因材施教。”

　　對此，許江提出兩個建議：第一，堅持詩書畫印和文史哲相結合，師徒制度和班級課程相結合；第二，培養(yǎng)中學預科到本碩再到博士的貫通式機制，對人才進行深厚的、長久的培養(yǎng)。

　　提案的第二部分則更為現實，“就是堅持德藝雙馨，義理兼通，構建精英美術人才體系”。許江觀察到，現在藝考對專業(yè)內涵要求高，對文化課要求更高，使得藝術考生疲于應付，考試人數也呈下降態(tài)勢。

　　在許江看來，藝術是一種人類傳統(tǒng)的、且生生不息地發(fā)展著的智性方式，而藝術教育更應該是對人的創(chuàng)造性施教。“對于那些專業(yè)型的美術人才，招生和教育應該給予政策支持，不該簡單地用一把尺子要求所有學校。”他說，“有的人他講不出來，但畫得出來；有的人講得夸夸其談，但是畫不出來。藝術教育不能因噎廢食。”

　　“藝考改革一直以來都深受關注，相關提案也會受到更多人審視，也許會出現很多不同聲音。”記者提到。“說了總比不說好，很多人說總比一個人說好。”許江回應。“我們都希望，通過振興中國畫學的教育，重啟中華民族的大繪畫氣象，展現新時代的風骨精神。”

　　“很多文藝工作者，都已經落后于生活了”

　　除了藝術教育，近兩年許江的另一大課題就是社區(qū)建設，尤其是社區(qū)中的文化建設。每一年的調研，與其說是在找問題、想方案，不如說是在學習、吸收。

　　“我們以前所謂調研，出去講文化、文藝的時候，都有一點高高在上，好像是下來體驗生活的。但事實上，現在好多文藝工作者談鄉(xiāng)村建設、鄉(xiāng)村保護都只是停留在表面，殊不知今天許多地方已經建立起非常綜合、完整的建設模式。”許江說，“真正到實際生活當中去看看，才知道我們已經落后于生活了。”

　　在浙江青龍塢的山坳里，他見到了全村遷移后改成的“書城+客棧”熱門打卡點，大大推動了當地的文旅經濟。在海邊的小漁村，他看到村集體蓋起比都市公寓更精致的居民樓，樓下建起禮堂、服務站，老人可以幾塊錢在服務站吃頓飯，社區(qū)還會解決雙職工父母的孩子接送問題，甚至還有家風館，凝聚起整個社區(qū)的歸屬感……“見識到這些，你才會意識到，我們的鄉(xiāng)村建設已經走得那么遠了，并且文化建設在其中發(fā)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同時，調研也從某種程度上反哺了他藝術家的身份。采訪中，他不斷提及兩個字：“根”和“魂”。“對文藝創(chuàng)作者來說，其創(chuàng)作之根在文脈、在傳統(tǒng)、在經典，也在民間；創(chuàng)作之魂在人，所以要心系人民、情系人民。今天我們的文化就在生活本身，就在鄉(xiāng)土里頭。”

　　在今年中國文聯(lián)的過年晚會上，最后一首歌是所有人齊唱《到人民中去》。一句歌詞一直在許江心里回蕩：“到人民中去，讓靈魂再受一次洗禮。”

　　對他來說，這句歌詞既是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職責，也是身為文藝創(chuàng)作者的使命。
　　“天地真美好”

　　當話題落回藝術，許江的回憶便連綿不絕地展開了——他用珍惜二字形容自己的藝術人生。珍惜可以畫畫的機會，珍惜在中國美院的時光。

　　許江有過幾次差點與美術擦肩而過，但每次最后他都緊握住了機遇。他生于福州，少年時代隨父母來到沙縣山區(qū)，當時便已展現出繪畫天分。中學畢業(yè)后，他作為知青在農村插隊落戶，在茶豐峽山村學校當代課老師。每個星期三，他都要走幾十里山路去教山里的孩子讀書、唱歌。20歲，他又成為福州市紅沙骨膠廠的學徒，工作環(huán)境惡劣，但從未放棄對美術的堅持。1976年，許江憑美術專長進入福州美術公司。

　　1977年恢復高考，22歲的許江決定報考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第一年落榜，他不甘心，又拼了一年，終于在1978年踏進美院校門。他至今仍記得帶著行李來到西湖邊的心情：“天地真美好，天堂就在這！”

　　他印象最深的是剛進學校時，那一批堪稱大師的教授還在“靠邊站”。然而半個月后，他們分別出現在講臺上，出現在領導崗位上。“我進校的時候，掃走廊的是莫樸先生，我心想：這個學校不得了，掃走廊的都這么氣宇軒昂。掃了個把月，人不見了，再過一星期，他成了院長。直來直往的金冶先生當時掃廁所，拎著一個鐵桶過來了，拿了水就沖，搞得所有人‘落荒而逃’。結果一個多月后，他成了學報主編，天天向我們講解什么叫印象主義水彩。”

　　那是中國美院再次“創(chuàng)業(yè)”的階段，大師齊聚，條件艱苦但也別有樂趣。油畫班和雕塑班26個學生住一間房，全校就一個籃球。“下午三四點不上課了，一定要出去寫生。晚上就大家輪流做模特畫素描。我們體育老師，晚上沒事兒干也要到學生班里去，蹭寫生、蹭素描。”

　　二十幾歲的年紀，許江從未想過畢業(yè)，總覺得淳樸單純的校園生活會一直過下去。直到4年過去，他被分配到《福建文學》編輯部才后知后覺。當時的福建，因為舒婷、孫紹振等一批詩壇名家而領軍“朦朧詩”創(chuàng)作，《福建文學》一度成為詩壇桃花源。作為裝幀設計，許江排版出眾，別人要編一星期的東西他半天就能完成。工作好，收入也不錯，但始終放不下內心真正想做的美術。

　　“做編輯對我鍛煉很大，要讀很多文章，應付很多事，更大的鍛煉就是如何在很困難的環(huán)境下擠時間去畫畫，去堅持自己。”隨著畫作越來越多，許江在圈內小有名氣，作品還參加了全國美展。到而立之年，他終于積攢了足夠的能力和底氣，回到中國美術學院任教。他用四個字形容：失而復得。

　　在中國美院，許江一面執(zhí)教，一面進行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華僑姐妹》《軍隊鼓號手》等作品引發(fā)圈內關注。1988年，他嘗試用“中國象棋”為素材，設計創(chuàng)作出一種介于裝置藝術與抽象藝術之間的作品，獲得國內美術界關注。之后，他前往德國深造，創(chuàng)作了裝置藝術《神之棋》，將東方的棋與西方的想象結合，在1989年漢堡美術學院的聯(lián)展中備受好評。

　　1992年，許江出任中國美術學院油畫系副主任，成為當時國內美術界最年輕的副教授之一。整個90年代，他既是創(chuàng)作豐富的藝術家，又是頗具影響力的理論學者。

　　2001年，46歲的許江出任中國美術學院院長，一做便是20年。

　　“回歸意味著新的出發(fā)”

　　除了中國美院校史上任職最久的院長，許江身上還有一個“最”——他大概是全中國最會畫葵的人。過去20年，他創(chuàng)作《葵園十二景》《葵燈》《靜之葵》《葵之樂圖》《被拯救的葵園》等作品，都在用葵這一形象，講述著屬于他和時代的故事。作家余華評價他的畫：“向日葵是我們共同的一個記憶，是讓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熱淚盈眶的一個意象。很多年過去，終于有一個人讓我們的向日葵復活了。”

　　許江與葵的故事起源于2003年。當時，他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馬爾馬拉海峽做考察，突然在荒原上看到一片一望無際的葵園。只是，這些葵花如同被塵世遺忘變成褐色，和亞細亞的荒原融為一體了。太陽在葵花背后西沉，花朵卻堅定地朝向東方，他覺得自己仿佛看到了“一群老兵在等待最后一道命令，特別震撼”。在離葵園不到100里的地方，就是特洛伊古城的遺址，這讓葵花擁有了《荷馬史詩》般的壯闊與滄桑，也深深擊中了許江。從此，葵成為他長達20年的創(chuàng)作繆斯：從內蒙古雪原的“滄桑如醉”，到象山葵園的“重生之煉”，到阿爾泰荒原的“群葵即人”，再到嘉興南北湖的“此在即詩”……

　　許江畫過一幅巨大的葵園。用筆很長，筆力很重，結果在畫上刺出了一個洞，成了永遠的烙印。余華看到后，說仿佛被打了一個槍眼。“我的掌心都是老繭，當我畫畫的時候，我的掌心有一種隱隱的觸覺，葵就帶出這樣一種痛楚。這幅畫非常悲壯，仿佛人被五花大綁了長在這里一樣，帶著鐐銬，但是還是迎著太陽。”許江說，“所以有人說，看到這幅畫，就想起了《義勇軍進行曲》。”于是，這幅畫被稱為“義勇軍進行葵”。

　　許江說：“我們這一代人，從一種文化的責任，一種文化上的焦慮，慢慢地，一步步地回到了真實的人生，回到真切的認識，回到了繪畫本身。這種回歸，和我們一樣，并不意味著重復，回歸意味著新的出發(fā)。”

　　或許是因為卸下了院長的重擔，近些年的許江的確又有了新的出發(fā)——他投入到江南的山山水水，雁蕩山、天臺山、鳳陽山……生活和思想開闊起來，連繪畫也變得越發(fā)詩意。“我希望可以寄情山水，可以深入生活，山水中有深沉、有歡樂，也有知識。”許江說，“同時，我希望能在中國山水中得到一種時代性的體驗，生發(fā)出一種既能與山水相婉轉，又能和心靈共徘徊的創(chuàng)作感受。”

　　許江說，自己心中有三座山，第一座是福州城里的浮山，那是藝術的啟蒙，已在城市建設中消失了；第二座是茶豐峽，那是他顛沛的青少年時代，是藝術的磨煉；第三座是象山，是他藝術世界最寶貴的財富。如今，他面對這所寄情山水的校園，把三座山的故事畫成了生命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