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蓋茨比》曾讓菲茨杰拉德走向絕望

1937年，菲茨杰拉德走進好萊塢的一家書店，當他發(fā)現(xiàn)書架上連一本他的書都沒有，他驚愕與不解，開始自我否定甚至瀕臨絕望：“我厭倦透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這個名字，一個與金錢絕緣的名字。”

《了不起的蓋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永遠的痛。

上世紀20年代初，菲茨杰拉德正春風得意。《人間天堂》的熱銷和評論界的追捧使他的野心不斷膨脹，他渴望享譽世界文壇，更希望賺得盆滿缽滿來支撐他和妻子澤爾達奢靡生活的巨大開支。1922年，菲茨杰拉德著手策劃他的第三本小說，一部能讓他名利雙收的作品。7月，在跟他的編輯馬克斯·伯金斯的通信中，菲茨杰拉德第一次透露了他對新作的期待：“我想寫點不一樣的東西，一部非同尋常的、美妙的、簡約而精致的作品。”此時的菲茨杰拉德還是流行雜志的熱門作家，不斷大獲成功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使他深諳作品暢銷的秘籍：“一個作家該為誰而寫？應是他同時代的年輕人、下一時代的批評家，以及之后不同時代的中學校長。” 1924年8月，旅居法國的菲茨杰拉德在南部小城圣拉斐爾完成了《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初稿，在寄給伯金斯之前，他又花了兩個月對它修改，從故事架構(gòu)、情節(jié)設(shè)計、到場景描寫都發(fā)生了顛覆性的變化。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話來說：“我刪掉重寫的那些內(nèi)容幾乎能構(gòu)成一部新小說。”

《了不起的蓋茨比》曾被寄予的厚望、傾注的心力，以及精益求精的打磨，多年后已被評論界公認為成就其卓越的緣由。然而，對菲茨杰拉德而言，這些只不過加劇了小說出版后他的失望。1925年4月20日，《了不起的蓋茨比》問世后的第十天，伯金斯給菲茨杰拉德發(fā)來電報：“書評反響尚可，市場銷量不太樂觀”。事實上，此時的評論界雖有褒贊的聲音，但更多的是不溫不火的評價，甚至不乏質(zhì)疑。有評論稱“小說讀起來夸張怪異、不時顯露出廉價小說的痕跡”；有人將其歸為二流作品，因為“小說沒有激動人心的沸點、沒有醇厚與深刻的回味，作者顯得有些無聊和倦怠”，甚至調(diào)侃它不如干脆把題目改成《長島的十個夜晚》；還有批評稱“小說過于散漫與孱弱，矯揉造作的刻意感會讓它很快被人遺忘”；就連菲茨杰拉德的好友H.L.門肯在肯定小說人物塑造、細節(jié)描寫等方面的亮點后，依然遺憾地聲稱“《了不起的蓋茨比》難以比肩諸如《人間天堂》這樣的杰作”，伊迪斯·華頓私下與菲茨杰拉德通信，指出他對蓋茨比的刻畫還不夠“了不起”，蓋茨比最終的結(jié)局也缺乏“悲劇性”，讀起來更像是晨報角落上的一則“社會新聞”。市場的反應則更令人沮喪，小說出版當年只賣出了兩萬冊出頭，不及《人間天堂》銷量的一半，而同年其他暢銷書的銷售體量都是數(shù)十萬冊計的。直至1940年菲茨杰拉德去世時，簽約出版社的倉庫里還堆著賣不出去的再版庫存，要知道再版的數(shù)量僅僅3000冊。

慘淡的銷量給菲茨杰拉德帶來的不僅是失望，更多的是困惑。在給伯金斯的信中他自我剖白，將滯銷歸于小說缺乏正面的女性人物、因而無法引起女性讀者的興趣；他還抱怨說小說之所以反響不好，都是書名的錯。因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是出版社為小說選定的題目，菲茨杰拉德對此很不滿意。在他看來，相比他自己擬定的幾個題目——《西卵的特里馬爾喬》《通往西卵之路》《戴金帽子的蓋茨比》和《一飛沖天的愛人》，《了不起的蓋茨比》這個題目“含糊其辭且不夠充分，虛飾有余而精準不足”。但菲茨杰拉德最終說服不了伯金斯和出版人，妥協(xié)接受了這個名字。

期待與現(xiàn)實的巨大落差讓菲茨杰拉德一度消沉，酗酒的惡習再度升級。余生的十幾年，他非但沒被封上他畢生追求的“偉大小說家”的標簽，更是幾乎被市場和讀者拋棄。1937年，菲茨杰拉德走進好萊塢的一家書店，當他發(fā)現(xiàn)書架上連一本他的書都沒有，他驚愕與不解，開始自我否定甚至瀕臨絕望：“我厭倦透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這個名字，一個與金錢絕緣的名字。我很想知道，人們讀我的作品是不是只因為我叫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或者更可能的情況，因為冠上了這個名字，他們不愿讀我的書。”

“《蓋茨比》還有機會嗎？如果把它加進一個暢銷書系列再版發(fā)行，請一位欣賞它的人（而不是我）為它作序，能否為它贏得課堂、大學教授、或任何英語文學愛好者的青睞？它就這樣死了，盡管一點都不公平，它卻徹徹底底地死了，哪怕我們曾為它付出了那么多。”這是1940年5月20日菲茨杰拉德寫給伯金斯的信。

七個月后，菲茨杰拉德因心臟病猝發(fā)逝世。他不得而知的是：過不了五年，《了不起的蓋茨比》成了家喻戶曉的小說；僅在上世紀40年代，它就有17個新版或再版發(fā)行，并開始走進高中和大學課堂；1960年，《紐約時報》將其定義為“20世紀美國小說的經(jīng)典之作”；時至今日，它已累計賣出近3000萬冊，單單電影就拍過五個版本。倘若菲茨杰拉德還活著，他完全可以在版稅里打滾兒，而不是拿著最后一筆僅有13美金的版稅支票抱憾而逝。

促成《了不起的蓋茨比》命運轉(zhuǎn)折的是二戰(zhàn)。美國參戰(zhàn)后，美國紅十字會同出版社合作，推行了一項“口袋書”計劃，一批篇幅不長、可讀性強的小說印成了小開本，寄往美軍前線。截至1945年，共計12300余冊《了不起的蓋茨比》被分發(fā)到了士兵手里，同是一戰(zhàn)軍官的蓋茨比使他們產(chǎn)生了強烈的代入感。這些年輕的戰(zhàn)士不僅被蓋茨比奮不顧身的愛情故事打動，更透過菲茨杰拉德對一戰(zhàn)后美國社會的描述，仿佛預見到他們打完仗回國后的樣子。如果等待他們的和喧囂的20年代如出一轍，那么在一個國力興盛、物欲橫流、價值真空的社會，他們將何去何從？如果力爭上游、致富成名的夢想本身無可厚非，那么為實現(xiàn)夢想而不擇手段、夢想成真后紙醉金迷的生活是否能夠自圓其說？如果蓋茨比的執(zhí)著堅韌令他們心生敬意，那么蓋茨比令人唏噓的結(jié)局是否也讓他們不寒而栗？

“蓋茨比相信那綠色的燈火，相信那年復一年離我們而去的令人迷醉的未來。它在過去曾從我們身邊溜走，不過這算不了什么——明天我們將更快地奔跑……終將有一天——”小說結(jié)尾，菲茨杰拉德將蓋茨比的故事變成了“我們”的故事，為將近一個世紀及未來若干年后的讀者舉起了一面鏡子。從一個恃強凌弱、暴力與腐敗泛濫的世界，一種物質(zhì)至上、信仰蒙塵的社會氛圍，一種貪婪恣意、揮霍浪費的生活方式，“我們”若隱若現(xiàn)地看到了當下。從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一條不斷攀爬、又不斷下墜的生命軌跡，一種充滿樂觀與希望、卻注定消逝與幻滅的宿命感，“我們”同樣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自己。一定程度上，這種重現(xiàn)是否也印證了菲茨杰拉德在小說中最后的預言：無論“我們”多么“奮力地向前劃”，也無法阻擋“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進入過去”？

或許正是這個不免掃興的“預言”讓《了不起的蓋茨比》在問世之初備受冷落，畢竟沉浸于20年代流光溢彩的人們不會相信，經(jīng)濟大蕭條的烏云正在積聚，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場世紀寒冬?；蛟S正是這個具有跨時代警示意義的“預言”讓《了不起的蓋茨比》成為歷久彌新的世界文學經(jīng)典，一代一代的讀者從中獲得啟迪，又在不斷更迭的新時代一次次看到了似曾相識的過去。

作者：孫璐 文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