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朱德舊居紀念館。（本刊記者 付玉梅 / 攝） 昆明，小梅園巷，綠意滿滿。幾幢古香古色的二層小樓坐落其間，枝葉從墻內探出，汪出水來。院內一棵10余米高的紫薇樹，尤其顯眼。
這是百年后的潔園（今昆明朱德舊居紀念館），依然和它初建時一樣，幽致中不乏富麗。一位本地老人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他從未見過這么大的紫薇樹，8月花開，烈日下像火一樣。據(jù)說，這是朱德親手種的。
朱德在瀘州與家人合影，朱德（左二）懷中抱著兒子朱琦。 1921年，重九起義十年后，35歲的旅長朱德為了安頓抵昆的親人，買下五華山下一處宅院和附近的空地，建造了這處仿照老家儀隴建筑風格的潔園。再早前，1919年秋，朱德曾將全家二十幾口人接到四川瀘州居住，為全家做了安排。“為了證明他是一個孝子，能夠而且做到了養(yǎng)活一個大家庭，很有面子，他又退回到封建主義去了。”后來，在延安的窯洞里，朱德曾向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回憶往昔那個他。
功名利祿，榮華富貴，這時的朱德似乎都有了。
但史沫特萊感受到，盡管朱德過著物質豐厚的生活，卻在“政治上表現(xiàn)出分裂的人格：外表上是卷入軍人混戰(zhàn)的一員，但內心總認為自己是五四運動的追隨者，在家里的學習小組上繼續(xù)討論新思想”。“這時，朱德已經(jīng)從農家子弟成了豪杰，從下級軍官升至少將旅長，很容易再成為師長，但他不愿意了。他不再只簡單追求事業(yè)上的成功，他要思考一下真正的救國救民之路。”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劉波這樣分析。
重九起義后的十年，是朱德希望漸失的十年——一面被迫卷入軍閥混戰(zhàn)的泥潭中，一面對新思想與新道路心生好奇，偶爾還陷入鄉(xiāng)紳階層的傳統(tǒng)情感中。這種矛盾一度讓青年時期的朱德感到彷徨與苦悶。1922年春，朱德贈詩文給昆明曇華寺住持映空和尚，談到自己投筆從戎、奮身軍界，他說：“初意掃除專制，恢復民權，即行告退。詎料國事日非，仔肩難卸，戎馬連綿，轉瞬十稔。”
這之后不久，逃亡香港的滇軍原首領唐繼堯返回昆明，作為當初“討唐”一員的朱德首當其沖，遭到通緝。“在云南的家被唐繼堯沒收了，母親攜帶小孩，后來也回到四川家里去了。這一場民主革命斗爭，自信還是一個頑強者，但還不能擺脫封建關系而失敗，最后還借著唐繼堯的手將封建關系代我斬斷，使我更進入了共產主義的階段的革命。”朱德后來回憶。
云南，成為朱德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者轉變?yōu)楣伯a主義者的涅槃之地。
“這些軍事品質貫穿了朱德的一生”
憶曾率隊到宜賓，高舉紅旗援弟兄。
前軍到達自流井，已報成都敵肅清。
——1961年，《辛亥革命雜詠·其五》，回憶北上援川
革命的熱潮滂沱到各處。
重九起義成功后，1911年11月10日，以蔡鍔為領袖的大中華國云南軍都督府成立，云南成為西南各省中第一個獨立的省份。但在云南的北部，清軍已攻入四川，重兵壓陣，向南壓迫云南，向東威脅武漢，革命的成果岌岌可危。于是，云南軍政府決定遣師北上，援助四川起義軍。朱德仍以排長身份隨第二梯團（相當于旅）出征，不久便正式升任連長。
這是一次非傳統(tǒng)的、幾乎不需要作戰(zhàn)的軍事行動。朱德回憶：援川軍一路受到了老百姓的熱烈歡迎。“到處巡防軍跑掉，老百姓便來歡迎。碰上少數(shù)土匪，一打就垮了……那時，自己預先還沒感覺到，老百姓對于‘革命’都有著那么好的興趣。我們這一營，四個連，都蠻強。”軍隊順利地占領了敘府（今宜賓）和自流井（今自貢市內），不久，四川宣布獨立。
一個更好的消息隨之傳來。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宣布中華民國成立。此前，從沒有哪個時刻，朱德心中升騰起如此清晰的希望：他希望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不再受到帝國主義欺侮；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一個民主的國家，人民不再受封建專制的摧殘；一個進步的國家，有廉潔的政府；一個幸福的國家，逐漸走向富裕。
革命也確實朝著充滿希望的方向發(fā)展。從四川回到云南后，蔡鍔在云南軍政府內部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營長以上的官（月薪）一律是六十元……所以省下來的錢很多，用來多養(yǎng)活一點軍隊……主要的就是能夠搞出一個廉潔的政府來，軍隊真正看做是國家的軍隊……不管在政治、財政上都好。任用私人的事是很少的。把清朝那一套都改掉了。”朱德月薪是48元，他嚴格遵守軍隊紀律，不敲丁稅，拒絕送禮。
云南省中國近代史研究會名譽會長吳寶璋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盡管蔡鍔只比朱德大4歲，卻已經(jīng)做出了朱德還只能夢想的大事。“親弟弟從老家湖南遠道而來，蔡鍔讓他打道回府。在蔡鍔治理下，當時云南的政治、經(jīng)濟呈現(xiàn)出一種新面貌。從此，蔡鍔成為朱德青年時期北極星一樣的存在——他怎么做，朱德就怎么學；他讓做什么，朱德就全力去做好。”
1913年秋，朱德升任營長，考慮到朱德的政治頭腦和軍事天賦，蔡鍔派朱德與云南陸軍第一師另一個營在臨安（今建水）、蒙自、個舊一帶布防。這里地處邊界，同法屬印度支那（越南等國）相鄰。法帝國主義以武器裝備豢養(yǎng)土匪，讓他們四處襲擊，自己便可借口驅逐土匪，侵擾云南。朱德的任務就是打土匪，鞏固邊防。“但這里多為熱帶山丘叢林，炎熱多雨，山高林密，多瘴氣。土匪很難打，嘯聚山林，神出鬼沒。”劉波說。
能怎么辦？朱德反復琢磨與土匪交戰(zhàn)失敗的戰(zhàn)例，研究出一套戰(zhàn)法：有時化整為零，有時化零為整，聲東擊西，忽北忽南，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機動、靈活、迅速、秘密地打土匪。
這就是日后游擊戰(zhàn)的雛形了。“學了土匪的戰(zhàn)術，又高于他們，朱德的軍事思想就是從那時開始成熟的。”在劉波看來：“游擊戰(zhàn)不僅僅是一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軍事要訣，也是門系統(tǒng)精密的軍事藝術。一是和百姓保持友好關系，嚴格遵守紀律，所以朱德可以通過老百姓獲得土匪情報，土匪卻向百姓問不出什么來；二是愛兵如子，講義氣，朱德體格強壯，能跟弟兄們共同生活、密切接觸，獲得他們的信任；三是講究民主，不靠權力壓倒別人，每次作戰(zhàn)不管大小，朱德事前總要勘察地形，精密計劃一切。這些軍事品質貫穿了朱德的一生。”
對此，吳寶璋持有類似的看法。“回望那一代領導人的青年時期，毛澤東是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既有革命浪漫主義，又有扎根于中國大地上的堅定追求；周恩來眼界開闊，將立場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高度結合在一起；朱德則是經(jīng)過正規(guī)軍校軍事理論學習，又在軍事實踐中走上革命道路的，包括朱德的詩，都充滿軍人的氣概，是血與火的凝練和鋼鐵般意志的表達。他們各具鮮明的性格，卻選擇了共同的信仰，殊途同歸成為終生的、偉大的戰(zhàn)友。”
“打大仗我是那時學出來的”
蓬萊昕夜覓仙山，堪笑貪夫轉念間。
信有佳兵來北地，那知國士出南關。
言猶在耳成虛誓，老不悲秋亦厚顏。
報國歸來天欲暮，笑看北地廢朝班。
——1919年，《秋興八首用杜甫原韻·其五》
從1913年到1915年，在云南邊境的兩年，朱德剿匪屢建奇功，被提升為團長。他不時去蒙自取信件和報紙，但報紙上全無令人振奮的消息。袁世凱當選為正式總統(tǒng)，加強北洋軍閥的統(tǒng)治，后又公然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圖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西方世界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將30多個國家拖進深淵中。
1915年，朱德任護國軍支隊長。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消息如驚雷般，徹底打破了革命志士們的幻想。朱德憤怒地寫了一首詩，言語間心有戚戚：“回首劇憐民國土，幾?；米鞯弁踔?。”
這之后不久，朱德收到一封寫在碎布上的信。蔡鍔密令他，以12月25日拂曉為期，率部和昆明同時起義，宣誓效忠共和，隨后前往昆明待命出師，討伐袁世凱。這就是彪炳史書的護國首義。12月25日，朱德果斷控制了部隊中的擁袁軍官，一切按照計劃進行。
在昆明，朱德與蔡鍔久別重逢。他大吃一驚，此時的蔡鍔正被肺結核威脅著生命，“兩頰下陷，整個臉上只有兩眼還閃閃發(fā)光……他的聲音已很微弱，我們必須很留心聽才能聽得清。當他向我走來的時候，我低頭流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思想?yún)s一如既往，鋒利得像把寶劍”。蔡鍔提醒眾人，這次作戰(zhàn)和辛亥那年大不相同，袁世凱從外國人手里拿了貸款，裝備良好，糧餉充足，四川總兵力達10萬人。
護國軍被分為三軍。第一軍以蔡鍔為總司令、羅佩金為總參謀長，下轄三個梯團六個支隊，任務是出兵四川，后進攻武漢，朱德被委任為第六支隊（相當于團）隊長。聽完，朱德提出意見，反對蔡鍔重病帶隊，“要送命的”。蔡鍔望了一眼他，又把眼光移到別處：“我的日子反正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獻給民國。”
“事實上，在發(fā)起護國起義前，蔡鍔進京，唐繼堯接任云南督軍，蔡鍔就已經(jīng)沒有明確職位，并且受到袁世凱嚴密監(jiān)視。但蔡鍔有一顆誓死維護民主共和的心，從北京繞道日本，經(jīng)過香港，幾經(jīng)周折才回到昆明。蔡鍔的革命精神、愛國品質深深地感染了朱德，后來朱德成為開國領袖，每每在文章中回憶起蔡鍔，總是一往情深。”吳寶璋說。
一開始，護國軍進展順利。不料，1916年2月，川南戰(zhàn)場的形勢突變。護國川軍某團進攻瀘州不成，紛紛潰逃，后撤至30公里外的納溪縣。北洋軍大舉向納溪推進。而距納溪城約5公里的棉花坡是滇軍入川的必經(jīng)之道，一旦失守，意味著護國軍出兵四川的任務基本上宣告失敗。
朱德在成都。1916年秋，駐防四川瀘州時期的朱德。 危急之下，朱德被蔡鍔緊急調往增援，接手第三支隊，“以我孤軍深入，朱（德）曹（之驊）營除去休息，火速兼程前進”。戰(zhàn)機刻不容緩，朱德率隊以每天八九十里甚至一百多里的速度趕往前線。2月25日，行軍至永寧時，他得知前線“因寡眾之故，以至炮陣失守”。兩日后，朱德率隊趕到納溪。
這注定是一場惡戰(zhàn)。雙方兵力懸殊，護國軍第一軍秘書長李曰垓事后統(tǒng)計，在納溪的護國軍“不足十營”，對方“已逾五十余營”，北洋軍的槍炮聲晝夜不歇。
楊履芬的父親楊如軒是朱德講武堂時期的同學，也是第三支隊的營長，他生前曾向女兒多次提起朱德的作戰(zhàn)之“猛”：“朱德下命令，沖到戰(zhàn)壕時，距離已經(jīng)近到能聽到戰(zhàn)壕里敵人的講話聲了，他們都不開一槍，不出一點聲音，必須死等命令。最后拂曉時，他一下命令，所有人都沖到戰(zhàn)壕，敵人還沒搞清楚狀況，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棉花坡被攻下來了，朱德猛將和忠將的名聲也“出圈”了。這場納溪保衛(wèi)戰(zhàn)給了革命者極大的鼓舞，廣東、浙江、陜西等地先后宣布獨立。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憂懼中死去。護國運動勝利了。朱德總結這次經(jīng)歷：“打大仗我還是在那時學出來的。我這個團長，指揮三四個團、一條戰(zhàn)線，還是可以的。”
不過，一種隱憂始終縈繞在朱德心頭。他看到新的革命力量也發(fā)生著腐化，“大家都想做官、搞錢，不去搞軍隊了”，給了袁世凱“趁勢一刀”的機會。
上世紀30年代，和史沫特萊提起袁世凱之流，朱德一字一句地引用了列寧對袁氏的論斷：“這樣的自由派（帝國主義將其美化為‘自由派’）最善于變節(jié)：昨天害怕皇帝，匍匐在他面前；后來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覺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勝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則可能為了同什么舊的或新的‘立憲’皇帝勾結而出賣民主派。”
他還向史沫特萊評價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惡果：“地方軍閥的部隊到處都是，他們把自己的地區(qū)當作私有財產。用外國的金錢豢養(yǎng)出來的軍閥，這就是袁世凱給中國留下的遺產。”但這些認識都是后話了，1916年，剛進入而立之年的朱德還看不清這些。
“從頭進行革命”
岷江沱水，興波逐浪韶華；小市藍田，兵火烽煙劫里。橫槊賦詩，大塊假吾儕以文章；倚馬唱酬，時局開我輩之襟抱。戎事余歡，逢場作戲，苦中尋樂，忙里偷閑。懼一百六日，戰(zhàn)守疏虞，負廿四翻風唱酬寄興。泄腹內牢騷，憂國憂民；舒心中錦繡，諷人諷事……
——1916年，為東華詩社撰寫小引
1916年11月，蔡鍔沒有熬過那個寒冷的冬天，在日本不治而逝。朱德心目中的北極星隕落了。
“蔡鍔在世時，朱德還充滿著活力與希望，感覺前進方向很明確。但蔡鍔去世后，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了。尤其是他駐扎在瀘州和南溪這段時期，按道理，護國軍討袁成功就該打道回府了，云南督軍唐繼堯卻讓他繼續(xù)駐軍在四川，其實是想占領四川的地盤。這時，朱德就開始被迫卷入軍閥混戰(zhàn)了。”吳寶璋說。
護國戰(zhàn)爭結束后，朱德部改編為第七師第十三旅第二十五團，先后駐扎在四川的瀘州和南溪。在1916年至1919年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他的生活看似平靜。
1917年6月，經(jīng)人介紹，朱德與南溪師范畢業(yè)生陳玉珍結婚。陳玉珍的侄女陳德清曾回憶：在戰(zhàn)爭年代，朱德和陳玉珍像生活在一個世外桃源里。朱德特別喜歡茶花和蘭草，家里種的蘭草和茶花特別多。兩人都喜歡音樂，當清晨或傍晚，朱德有空吹簫時，陳玉珍就彈風琴配合他。“看不出來痛苦。”
朱德在南溪家中布置了一間精致的書房，購置大批典籍文獻。他的閱讀興趣特別廣泛，涉獵史籍、兵書、散文集、詩集。他還喜歡在書上圈圈點點，尤其愛在史籍與兵書上批注。《史記》和《三國志》里的批語達100多處，他分析戰(zhàn)爭勝敗的原因——“成大事者起兵以義”“人思自利未有不解體者”“親相離何能成事”。他還寫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亂世有大志無力者，均遠避，養(yǎng)力以待，后多成功。”
“詩文愛好者”朱德這時也有了空閑發(fā)展愛好。他常常穿上長袍馬褂，與瀘州當?shù)氐奈娜嗣饔斡[勝跡，吟詩作對，甚至組織了詩社，出版《江陽唱和集》石印本4冊。他形容那時的生活是“逢場作戲，苦中尋樂”。
朱德構建的桃花源終究不存在，失望、彷徨與苦悶其實堆積在他的心底。
1917年夏在南溪期間，企圖充當“西南王”的唐繼堯，打著“護法”的幌子，組織靖國軍滇黔聯(lián)軍北征。朱德所部改編為靖國軍第二軍第十三旅，朱德升任旅長。“我倒好像成了省奸，是四川人，反帶著滇軍來打四川。”朱德很郁悶，雖然陷在軍閥混戰(zhàn)的漩渦里，他卻認為“實際這時還只有滇軍是革命的支持者……終是為了革命在打仗”。
“魯迅有一句詩——‘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寫得很形象。幾撥人打來打去，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今天還是朋友的人，明天為了金錢或地位就倒戈了。朱德看到很多這樣的人，他看不慣，但又找不到原因和方向。”劉波說。
在西南地區(qū)的重山之外，皖系、奉系等各踞一方。“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這是辛亥革命10年后，討伐段祺瑞的護法運動失敗，孫中山看著那些軍官老爺們娶小老婆，打麻雀牌，才恍然明白過來。“最終，歷史的前進如大浪淘沙，孫中山等人都被證明無法領導中國的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吳寶璋說。
1919年發(fā)生的五四運動猛烈地蕩滌著中國大地，也讓原本沉寂的瀘州小城沸騰起來。川南師范學校、瀘縣中學的學生們涌上街頭，高呼“打倒賣國賊”“堅決收回山東半島的主權”“抵制日貨”。
大量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書刊傳到瀘州。朱德泡在書齋里，和曾加入京津同盟會的摯友孫炳文一起閱讀《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還有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盧梭的《民約論》等很多革命書籍，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
其中，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讓朱德看到了曙光。“不曾想象到無產階級可以領導革命。我們所看到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不過是雜志里的文章，還以為無產階級就是既不能看書又不能寫字的仆役、苦力和鹽工。更增加混亂的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作家都是高級教授、學生和其他知識分子，而不是工人。”直到這時，他才朦朧地感到“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
“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我惟一的出路了”
“映空和尚，天真爛漫，豁然其度，超然其象……身之榮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風，渴思飲兮饑思飯。不管國家存亡，焉知人間聚散。無人無我，有相無相。時局如斯，令人想向！”
——1922年，贈昆明曇華寺住持映空和尚詩文
朱德和孫炳文討論馬克思主義，討論民主、自由和平等，但多數(shù)時候，都是“紙上談兵”，“討論又討論，可是得不出結論”。朱德告訴史沫特萊，在四川駐軍那幾年“是一個充滿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時期”。
1920年5月，戰(zhàn)火再次在四川燃起。唐繼堯以“阻撓北伐”為借口，主動發(fā)起“倒熊（四川督軍熊克武）”戰(zhàn)爭，卻以滇軍潰敗而告終。滇軍將領們無法再忍受唐繼堯的荒淫無度與專橫跋扈，密謀推翻唐繼堯。
“朱德和其他很多人不同，他始終沒有忘記革命。”吳寶璋說，朱德曾多次上言，“撤回部隊，還政于民，滇川和解”，奉孫中山之命北伐，均不被采納。對于看不到出路的革命事業(yè)，朱德早已疲憊不堪，他同孫炳文商定，“倒唐行動”成功后，就一起到國外去。
從1920年到1922年，朱德的生活如走馬觀花。先是唐繼堯被推翻，逃到香港；隨后，朱德被再三挽留任云南陸軍憲兵司令官，為新政權效力；不久，唐繼堯歸來，發(fā)動舊部進攻昆明，朱德被通緝。但在這段時間里，出國的決心卻已下定。朱德常去昆明育賢女子中學，向英文教師許岫嵐學習英語，為出國作準備。
唐繼堯的通緝令發(fā)出后，朱德和代理滇軍總司令的金漢鼎等匆匆逃離昆明，經(jīng)滇北，渡金沙江，繞至四川老家，又趕往重慶。這才基本脫離險境。
1922年6月的一天，船行駛在長江上，水高浪急，空氣清新，云南的山、云南的水、云南的“洋房子”似乎都成了前塵往事。朱德決意，出國前完成三件事：一是去醫(yī)院治療失眠；二是要去沿海地區(qū)和北方轉轉，這36年一直待在華西和西南，他想看看那座“建筑在近代科學上的都市”上海；三是希望先他一步抵達北京的孫炳文介紹他認識五四運動的領導人和孫中山先生。
在重慶，朱德碰到了一位老熟人——川軍第二軍軍長楊森。楊森和朱德同為四川順慶府（今南充）人，是老鄉(xiāng)；早年間一起在滇軍共事，是戰(zhàn)友；后來滇川兩軍交戰(zhàn)，兩人又成了敵人。沒想到的是，他這個“敵人”受到了楊森的熱情款待，楊森以師長一職相許，勸朱德務必留在川軍。朱德表示自己已決心出國，婉言謝絕。
船行至上海，朱德參觀了很多小工廠，接著又跑到北京這座大城市開眼界。
北京的國會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逢上曹錕賄選……很不好。在北京到處看了看，封建味道蠻濃厚……到處充斥著王公大臣，街上彎腰請安的很多，中國已是破爛不堪了”。又繼續(xù)往北，朱德去了歸綏（今呼和浩特），“到雞鳴山參觀了新式的炭洞（煤礦），坐了那到洞里去的新式吊車”。
再回到上海時，朱德見到了孫中山。談及這次見面，他回憶，“對于孫先生的印象很好……聚首談了幾個鐘點”。但當孫中山提議，要朱德和金漢鼎回到已移駐廣西的滇軍中去，組織滇軍到廣東攻打陳炯明，會先付軍餉10萬元時，金漢鼎接受了，朱德拒絕了。孫中山又向朱德建議，要出國學習，不如到美國去。朱德卻說想去看看歐洲的情形，去德國，“那時，我已認清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我惟一的出路了”——他要和過去決裂。
“朱德能從那樣一個偏僻的小村莊走出來，一步步成長為共產黨的領袖，跟他身上所具有的特質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他有一種共產黨人的自我革命精神，會不斷糾正自己前進的方向。”吳寶璋說。這一年，朱德已經(jīng)36歲了，臉上的青澀和稚氣早已褪去，棱角越來越分明。他知道，自己即將踏上一條新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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