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德國時的朱德。 1922年端午節(jié)前后，四川軍閥楊森在重慶設宴招待朱德。席間，楊森大手一揮，對決心旅歐的朱德說：“何必浪費精力和時間，你去峨眉山的廟里躲幾天算了！”
朱德沒有笑，他知道楊森所言并非玩笑。當時，四川地區(qū)的軍閥和政客遭遇失敗，都喜歡跑到峨眉山避世，美其名曰“韜光養(yǎng)晦”。他們住在寺廟里，看似每日寫詩寄意，實則無時無刻不揣摩著東山再起。
朱德的堅持出乎楊森的預料。“那時朱德已經認定軍閥混戰(zhàn)無法救國，所以即便楊森對他許以師長之職，他也斷然拒絕了。”南昌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韓佳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朱德的青年時代與眾不同，是一種‘穩(wěn)健的熱血’。穩(wěn)健表現在他對救亡圖存運動的堅持，不管嘗試什么路線，目標始終未變；而熱血則表現在當他意識到工農群體的力量后，多次拒絕高官厚祿，在血與火中走向了共產主義。”
面見陳獨秀
1921年，朱德的好友孫炳文接受了北大的教職，舉家前往北京。
此時的北大，是中國進步力量的風云際會之地。歷經校長蔡元培的教育改革和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北大校園內承學脈而開風氣，各種思想激烈碰撞，蕩開了封建、腐朽、迂腐的迷霧。
就在孫炳文抵京的前一年，一位留著八字胡須、戴著圓框眼鏡的男子聯系北大學生鄧中夏、高君宇等人，在紅樓內成立了一個研究會，并為研究會取了一個別稱——亢慕義齋?？耗搅x是音譯詞，來自德文Kommunismus，意為共產主義。
那位男子就是李大釗，那個研究會的全稱就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幾個月后，李大釗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成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共產黨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釗擔任書記。第二年7月，黨的一大在煙雨氤氳的嘉興南湖上閉幕，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孫炳文正是在這個時期來到北大的。受十月革命影響、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他，與李大釗迅速成為朋友。
1922年，朱德從上海來到北京，準備找孫炳文商討出國游學一事。他一路觀察著中國社會，見到孫炳文后滔滔不絕地說道：“好像曾有什么東西在他們（工人）身上滾壓而過，壓得他們的身體又瘦又癟。”“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么悲慘。”
孫炳文向朱德提起了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我的朋友李大釗組織了一個新黨，名叫中國共產黨。這個黨代表的是無產階級利益。”
朱德聽完有些興奮，說：“我想見見李大釗。”
“吸引朱德的是，中國終于出現了一個維護工農利益的黨派。朱德出身貧苦，后又參加北伐戰(zhàn)爭和軍閥混戰(zhàn)。這些路線的通與不通，他是有發(fā)言權的。十月革命、五四運動相繼爆發(fā)后，朱德看到了以工人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朱德認為這不僅是一條新的革命路線，也幾乎是拯救中國唯一可行的路線。”韓佳分析道。
不巧的是，當朱德與孫炳文趕到李大釗住所時，李大釗已因事南下。于是孫炳文又提出：
“我們可以到上海找另一位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兩人隨即趕往上海。
1922年盛夏，朱德在上海閘北的一所房子里見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
曾在延安采訪過朱德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中，對這一會面有著頗為詳盡生動的記載：
朱德去見陳獨秀時，原以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產黨的申請，就可以被接受。因為國民黨就是如此。但陳獨秀平靜地打量著朱德，沒有立即答應朱德的入黨要求。
中國十多年來的軍閥混戰(zhàn)，以及混戰(zhàn)對中國的影響，大概是陳獨秀在那個瞬間思索的問題。為什么一個出自滇系軍閥的將軍要加入中國窮人的黨呢？
朱德不知道如何面對當時的情景，陷入了窘迫。陳獨秀說，要參加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yè)為自己的事業(yè)，并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于像朱德這樣的人來說，就需要長時間地學習和真誠地申請。
“陳獨秀的態(tài)度是謹慎的，沒有答應，但也沒有拒絕。當時吸收共產黨員有一套標準流程和規(guī)定，再考慮到朱德身份的敏感性，陳獨秀的反應可以理解。”韓佳說。
但這對于朱德來說稱得上是“當頭一棒”。后來他告訴史沫特萊，那段時間他“真難過”：“我的一只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只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朱德并未因此動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信念。1922年底，朱德與孫炳文按照原計劃，踏上了駛向歐洲的輪船。
結識周恩來
在歐洲，已經有一批中國共產黨人。
1921年，面容消瘦、生活拮據的留法學生周恩來，經中國共產黨組織早期成員張申府、劉清揚的介紹，加入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
周恩來自此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說：“我認定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第二年，周恩來搬到德國，投身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備工作。
10月22日，周恩來在柏林的萊茵河畔，見到了兩位風塵仆仆的中國同胞。其中一位上前握住了周恩來的手，說：“我叫朱德，字玉階，四川人；這位叫孫炳文，是我的好朋友。我們是專門來找中國共產黨的。”
朱德不顧周恩來拉過來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這個比他年輕12歲的青年面前，用平穩(wěn)的語調，對周恩來講述自己的經歷，剖析自己為什么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
周恩來也沒有立即答應朱德的入黨請求，他微笑著、溫暖地說道：“我可以幫你們先找個住的地方，替你們辦好申請入黨的手續(xù)。在入黨申請書寄往中國且未獲批準之前，暫作候補黨員。”
當時，中共駐歐洲組織的負責人是張申府，周恩來向他匯報了朱德的入黨問題。自此，張申府記住了朱德。晚年時候，張申府曾回憶：
“朱德過去是軍人，但拋棄了優(yōu)渥的生活，到歐洲尋找新的革命道路。他事事走在前頭，許多時候，大家坐在一起說話，他卻悄悄地忙著做事或是忙著做飯了。一段時間后，我與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朱德是以秘密黨員的身份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并且得到了遠在中國的陳獨秀的同意。“這說明，黨對朱德的考驗是成熟的，而他也經受住了考驗。”韓佳說。
1923年，朱德來到德國中部城市哥廷根，攻克語言關后，入讀哥廷根大學。如今，朱德入學時的注冊簿仍保存在校圖書館中。2021年，有記者走訪哥廷根大學發(fā)現，當年朱德填寫的最近一個原住址是“柏林，維爾默斯多夫”，這正是當時周恩來的住址。
在德國求學時，朱德格外關注歐洲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朱德同志在我們中間年齡最大，閱歷豐富，考慮問題比我們這些青年人深刻、透徹、現實。”朱德同窗、時任旅德青年團支部書記的劉鼎在回憶錄里記錄了朱德在德國求學的歲月。有一次，同學們感嘆資本主義工業(yè)化的成就，但朱德說：“先進的科學技術固然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成果，在資本家手里卻變成了壓榨工人血汗的桎梏。”
當時的德國剛經歷一戰(zhàn)的戰(zhàn)敗，社會凋敝，貨幣瘋狂貶值，2.4億德國馬克才能兌換1美元。德國資產階級政府把經濟危機轉嫁到廣大人民群眾頭上，群眾生活不堪重負。朱德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些問題。
哥廷根大學學生會曾以5美元的超低價買下一棟樓房，后來房主反悔，到法院申訴要回樓房。此時朱德站在了房主一方，他在開庭前控訴了帝國主義對德國人民的野蠻經濟掠奪。
“世界上哪有5美元買一棟樓的便宜買賣？德國經濟破敗到如此地步，遭殃的是老百姓。我建議把樓房無條件地退還原主，如果學生會不同意這樣辦，那末由我出錢贖這棟樓好了。”最終，朱德說服了在場的同學。
開庭時，站在法庭上的房主聽完朱德物歸原主的聲明，一言不發(fā)，頻頻點頭，最后紅了眼眶。這件事轟動了哥廷根，從此連附近的德國鄰居們也尊稱朱德為“將軍”。
有對人民的同情，就有對敵人的果斷。結束在哥廷根大學的求學后，朱德回到柏林。他時常前往康德大街上的某棟樓，那里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學生的活動場所。本來，各派學生都有鑰匙，自由出入。有一天，右派學生突然把門鎖換了，說“過去這里被共產黨霸占了，我們要收回”。后來，兩方人馬發(fā)生了數次沖突。
朱德遇到過其中一次沖突。當時，劉鼎、孫炳文和朱德正在樓里裝訂刊物，右派學生忽然闖進來尋釁打架。朱德一看來者不善，迅速抓起一把椅子往地上一摔，隨手抄起兩根椅子腿。劉鼎在回憶錄中如此記錄那個場面：
“朱德往墻根一站，像一尊怒目金剛，朝著右派學生怒吼道：‘滾出去！否則別怪我手下無情！’”
那群右派學生哪敢輕舉妄動，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劉鼎打趣朱德，“你把當年在戰(zhàn)場上沖鋒陷陣的威風拿出來了”，朱德聽完哈哈大笑。
“朱德在歐洲還有許多經歷，比如曾因學生運動入獄，以及在蘇聯潛心研究軍事戰(zhàn)術。”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劉波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
前往蘇聯學習是在1925年。此前一年，周恩來從歐洲回國，進入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當周恩來在廣州投身北伐戰(zhàn)爭時，朱德進入蘇聯東方大學學習馬列主義，隨后到軍事培訓班學習現代軍事理論。因為有大量的實戰(zhàn)經驗，朱德的軍事理論學得異常扎實。他還會主動教同學們如何使用機關槍、迫擊炮等兵器。
“到后期，蘇聯教官已經不跟朱德討論軍事，覺得教不了他了。”劉波說。
也就是在蘇聯學習期間，朱德結合中國的實際，總結了“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拉上隊伍入山打游擊”的思想。劉波說：“軍事方面，朱德最難得的才華在于靈活地融會貫通。他系統(tǒng)學習了日本、德國、蘇聯的軍事思想，但全部能融合于中國的軍事實際。”
然而蘇聯教官不同意朱德的軍事理念，認為這套想法是怯敵畏戰(zhàn)，給了他“差”的成績——沒過幾年，中國革命的事實就會證明，朱德的軍事理念與毛澤東的游擊戰(zhàn)思想不謀而合，成為人民軍隊戰(zhàn)勝強敵的法寶。
南昌起義的火種
1926年底，江西南昌，剛剛回國不久的中共秘密黨員朱德夾著一個黑色公文包，出現在花園角2號。這里是他在南昌的住所。
駐扎江西的是朱德在講武堂的老同學朱培德和他的部隊。此前，朱培德遭遇軍事失利，急需人才，朱德便利用這個機會進入朱培德部。朱培德下轄第三軍、第九軍和第六軍，前兩者是滇軍的流亡部隊，其中不少人是朱德的舊相識。
有了這層關系，朱德在南昌開展革命活動顯得游刃有余。1927年1月，朱德在第三軍中創(chuàng)辦了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以下簡稱為教育團），地址就在花園角2號門前街角的拐角處。這個團體明面上是為朱培德部培養(yǎng)軍官，實際上秘密為中國共產黨培養(yǎng)軍事人才。
建立教育團的消息公布后，僅一個多月，入團學員就達1000多人。學員被編為3個營。第一營的學員，是原滇軍的連排級軍官。第二營的學員，是原滇軍的中、上士銜士兵。這兩個營的學員絕大多數受國民革命的影響，傾向進步，其中還有個別中共黨員。第三營的學員，大部分是江西各縣來南昌投考的知識青年。
今天，在教育團舊址展覽館中，陳列著許多教育團成員的回憶錄。《環(huán)球人物》記者看到，其中一名叫佳椽的成員寫道：“朱德在教育團內建立了共產黨支部，最初，每個連隊有一到四名黨員，后來發(fā)展到十多人。個別連隊甚至達到了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1927年4月，朱德又兼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長，這是個要害位置。但當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致使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此前就懷疑朱德“通共”的朱培德，就此將朱德調離了南昌。沒過多久，朱德返回南昌向朱培德辭職，并讓教育團第一、二營提前畢業(yè)，只留下了第三營的幾百人。
此刻，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周恩來正在上海目睹反革命政變的血雨腥風。慘重的代價，讓中共中央認識到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何等重要。7月，中共中央進行改組，后決定在南昌發(fā)動武裝起義，周恩來任前敵委員會書記，領導此次起義。
當時，黨統(tǒng)計掌握的武裝力量主要有：葉挺領導的第二十四師，賀龍領導的第二十軍，由葉挺獨立團為骨干編成的第二十五師，蔡廷鍇的第十師的一部，以及正在趕來的盧德銘領導的國民政府警衛(wèi)團等。
周恩來想起了朱德這位戰(zhàn)友：“在南昌還有一支武裝力量可以爭取。”幾天后，周恩來出現在花園角2號。
歐洲一別，再度重逢。
朱德尤為高興，親自下廚炒了幾個菜，與周恩來把酒言歡。飯桌上，周恩來把策劃南昌起義的具體事宜告訴了朱德。電影《建軍大業(yè)》藝術地再現了這段交談——
周恩來：“你現在手里有多少人？”
朱德：“幾百人。”
周恩來：“起義的時候，我需要你打掉一個團。”
朱德大笑：“別說一個團，就是一個師也不在話下。”
“在真實的記載中，朱德確實早有計劃。”韓佳說，當時朱德手里只有教育團三營和南昌市警察武裝，人數并不多。但朱德非常了解對手的情況，他有智取之計。
起義前一天，朱德向第三軍第二師第三團團長盧澤明、第二十四團團長肖曰文等人發(fā)出邀請，讓他們帶著團副來赴宴。這兩個團正是朱培德部的主力團。
晚上，盧澤明等人如約而至，一群人推杯換盞至深夜。飯后，眼見起義時間還沒到，朱德又提出打麻將，于是幾個人又轉戰(zhàn)麻將桌。
午夜時分，一個士兵慌慌張張地闖進朱德宴會，報告有內線傳出消息，共產黨要在8月1日凌晨4點暴動……幾個敵團團長聽聞此話后迅速告辭，朱德也不好強留。散場后，朱德迅速來到第二十軍指揮部，將叛徒告密的事告訴了賀龍。
經過緊急磋商，南昌起義的時間從凌晨4點提前到了凌晨2點。隨著南昌城傳來三聲清晰的信號槍聲，起義部隊以“河山統(tǒng)一”為口令，向著南昌城的敵人發(fā)起猛攻。
當時南昌守軍大約有1萬人，起義軍有2萬多人。戰(zhàn)斗開始后，起義軍攻勢如潮。賀龍指揮第二十軍迅速攻占舊藩臺衙門，消滅了駐在該地的國民黨軍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及其下屬部隊。后續(xù)的戰(zhàn)斗中，起義軍其他部也陸續(xù)完成了殲敵任務。
起義軍中的親歷者曾在回憶錄里記下戰(zhàn)斗過程：“從午夜兩點鐘起，整個南昌好像沸騰了，槍聲砰砰，炮聲隆隆，火光閃閃。我站在高處，面朝敵軍駐地的方向，根據槍聲的緩急疏密，推測著各路起義部隊的進展情況。我聽著激烈的槍聲，心中思潮起伏。”
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烈戰(zhàn)斗，在東方現出一片曙光的時候，南昌城內的槍聲逐漸平息。是役，南昌守軍幾乎全部被殲滅，起義軍占領了南昌城。戰(zhàn)斗結束后，舉行了一次集會，周恩來快步走上臺，宣布起義成功。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本刊記者 隋坤 / 攝） “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打響的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朱德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主要分為兩部分。”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陳列保管科科長劉小花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第一部分，就是起義過程中，他利用自己的人脈關系，設宴拖住幾個主力敵團，還獲取了叛徒泄密這一情報；第二部分，則是起義后，部隊南下遭遇嚴重挫折時，他穩(wěn)住了部分起義部隊的軍心。這充分說明了朱德自身思想成熟的特質。”
南昌起義后，起義部隊按照原計劃南下廣東。朱德帶領少部分承擔掩護任務的部隊，準備南下與主力部隊會合時，路上卻聽到了主力部隊已失敗的噩耗。頓時，這支余部軍心渙散，不少人相繼離開。到10月下旬，部隊只剩下1000人左右。失敗的情緒不斷在部隊蔓延，南昌起義留下的革命火種隨時會熄滅。
危急關頭，朱德沒有動搖。10月下旬，他帶領剩下的起義部隊到達江西天心圩地區(qū)，他決定在此整頓軍心。
在河邊大榕樹下的河灘上，穿著短褲和草鞋的朱德以臨時練兵的名義召集起部隊，發(fā)表了一場在他的人生中、也是在人民軍隊的歷史上至關重要的演說，一舉凝聚軍心、保住火種：
“同志們，大家知道，大革命失敗了，我們的起義也失敗了！但我認為革命的旗幟不能丟，武裝斗爭的道路還是要走下去。武裝斗爭是要吃苦的，甚至流血犧牲，我們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信念，要有革命到底的決心。1927年的中國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1905年的俄國革命雖然失敗了，但1917年的十月革命終于成功了。失敗只是暫時的，只要我們堅定信心，認清前途，堅持斗爭，中國的革命也會像十月革命一樣取得最終的勝利！”
現場的起義軍戰(zhàn)士都被朱德的話語和情緒深深震撼了，一個個把目光聚集在朱德身上。隊列里不知誰高喊了一句“革命必勝”，頓時全場將士齊聲高呼“革命必勝”，呼聲響徹天心圩的上空。
多年后，在場的同志回憶：我們站在下面，誰都不知道俄國的1905年是怎么回事，但是大家從朱德這種充滿激情的信心中，感受到了力量！
后來，朱德將這支南昌起義的余部整編成了800多人的縱隊，千里轉戰(zhàn)，直至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組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
從天心圩開始，41歲的朱德成為這支隊伍的靈魂人物之一，直至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八路軍總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當“朱老總”的形象深深定格在人們心中時，回望天心圩的吶喊和朱德整個青年時代的熱血，更會深刻地感悟到：人在青年時代的理想和信仰選擇，何其重要。
若干年后，朱德仍記得，當初楊森在重慶設宴，自己是如何堅定地拒絕了楊森的邀約。朱德對身邊人說：“當初我決定去歐洲是對的，在峨眉山的廟里，是找不到馬克思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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