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要‘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chuàng)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
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借用這段話勉勵全國青年人。2018年4月，在世界讀書日、五四青年節(jié)到來之際，李大釗之孫，浙江省政協(xié)原副主席、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原部長李青，也應媒體之邀，朗誦了這段話。這是1916年9月1日，李大釗在《新青年》雜志第二卷第一號上所發(fā)表文章《青春》的結尾。
時年27歲的李大釗在文中寫道，當時的中國已是“白首中華”“漸即廢落之中華”“地球即成白首”。對于這樣一個中國，當時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中，不少人對國家的前途感到迷茫，有的甚至產(chǎn)生悲觀厭世思想。李大釗卻截然相反。五四運動時期，他以赤誠而堅定的信念感召了一大批青年，成了那一代青年的“摯友與導師”。而正是那一代青年，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成就了驚天動地的偉業(yè)。
來圖書館看書的人多了好幾倍
五四運動時，在青年人中傳誦著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羅章龍寫的一首詩：“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好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
這里的“北李”即李大釗，“孤松”是他用過的筆名。“南陳”即陳獨秀。陳獨秀1879年10月生于安徽安慶，李大釗1889年10月生于河北樂亭。兩人都曾留學日本，都是章士釗的好友。
1914年11月，章士釗在日本東京創(chuàng)辦的《甲寅》雜志第一卷第四號刊登了陳獨秀的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此時，國內已發(fā)生辛亥革命成果被竊取、孫中山領導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解散國會等一系列令國人憤慨之事，陳獨秀在文中寫道：“夫貪吏展牙于都邑，盜賊接踵于國中，法令從心，冤獄山積……此非京、津、江南人之無愛國心也，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為其自覺心所排而去爾。”李大釗看到后感到“傷心無已”。1915年5月，袁世凱又接受了日本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大釗揮筆回應陳獨秀文，寫了篇《厭世心與自覺心》，肯定了陳獨秀憂國憂民的情結，同時也指出對革命形勢不能過于悲觀。李大釗還給章士釗寫信，希望他代約陳獨秀面談。陳獨秀看到李大釗的文章后很受感染，在給章士釗的信中說：“大作讀畢，同意和這位大釗先生面談，請安排時間。”這樣，就有了“南陳北李”的第一次見面。
后來，兩人先后回國。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青年雜志》（《新青年》的前身），李大釗在北京創(chuàng)辦了《晨鐘報》。1916年底，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1月，李大釗被聘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兩人成了同事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相比陳獨秀，李大釗性格親和許多。在學生許德珩印象中，穿著褪色布袍子的李大釗誠懇謙和，總是含笑接待來向他求助的青年，沒有架子。
當時在北京大學教哲學的梁漱溟后來回憶：“李大釗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稱呼他‘守常’——這是他習慣用的別號和筆名。在1916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學講課，在上課之前和下課之后，必定去他圖書館主任辦公室盤桓10分鐘至20分鐘。因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進門或離去，均不打招呼……他有時主動地要我看什么書刊，便順手遞給我，亦不加說明。我接過翻閱后，往往亦無表示。遇有重要書刊，我就聲明帶回家去看，下次來時交還?？傊?，彼此十分隨便，沒有什么客氣俗套。”
那時，李大釗月薪100多元，足以養(yǎng)活四五十人，可還是很樸素。有學者認為，李大釗清晰感覺到自己身為“新舊文化之間過渡一代”的困境，必然會尋求年輕的同盟者。他致力于北京大學圖書館的革新，把原來灰塵滿積的“藏書樓”改造成現(xiàn)代化的大學圖書館。為擴充圖書館藏，他大量購進中外新書，特別是反映國外研究新成果的書籍。據(jù)《北京大學日報》記載，李大釗多次把自己的圖書雜志捐獻給圖書館。館址從馬神廟遷至紅樓后，他在保管和借閱圖書等方面采取了新的辦法，還開辟了新的閱覽室。擴充后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設有21個書庫和6個閱覽室。
圖書館里那些英文、日文和中文的進步書籍，吸引著青年學生，來圖書館看書的人比以前多了好幾倍。作為《新青年》的著名撰稿人，有不少學生是慕李大釗之名特來請教。學生中的骨干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等，與李大釗均有密切往來。
“陳獨秀年紀大一些，對于北京大學學生來說是長輩。李大釗比這些學生只大10歲左右，和他們更加合得來，共同語言比較多。”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
“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11月，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我們勞苦的民眾，在二重乃至數(shù)重壓迫之下，忽然聽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顛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呼聲，這種聲音在我們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嚴重，格外有意義。”李大釗曾這樣回憶。
他緣何對十月革命如此敏感？“李大釗1913年東渡日本，就讀于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科。早稻田大學留有他的一份成績單，其中有的科目不及格，像刑法。他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上學時就學過，到早稻田大學后精力沒放在上面。西方古典經(jīng)濟學原著研究科目分數(shù)最高——87分。”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副秘書長侯且岸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李大釗接觸馬克思主義是從經(jīng)濟學入手的。“章士釗之所以看上李大釗，邀他為《甲寅》撰稿，就是因為李大釗1914年寫的一篇關于物價與購買力的文章。章士釗覺得這篇文章有新意，邏輯嚴謹。要知道，章士釗早年到英國學過邏輯學。”
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政治經(jīng)濟學。在日本接觸到經(jīng)濟學，有助于李大釗理解馬克思主義。“在東方，馬克思主義最早傳入的國家是日本，那是在19世紀末。這種學說當時在晚清是不可能流傳的。”侯且岸說。與李大釗同時期在日本留學的高一涵曾回憶：“那時，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經(jīng)濟學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將馬克思的《資本論》譯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著作。守常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河上肇博士的著作。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斷傳來，守常又認識俄國的外交人員。同時，布哈林的著作《共產(chǎn)主義ABC》的英文譯本也有了。種種因素，加深了守常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認識。”
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中國后，很多人對其持觀望、懷疑態(tài)度。1918年7月1日，李大釗在《言治》季刊上發(fā)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文章針對來自不同方面對于十月革命的指責和疑慮，對比了18世紀法國革命和20世紀俄國革命的不同，認為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時代精神不同，革命性質自異，不可同日而語。“法人當日之精神，為愛國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為愛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國家主義，后者傾于世界主義；前者恒為戰(zhàn)爭之泉源，后者足為和平之曙光。”文章進一步指出，法國革命所代表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只有俄國革命才代表了整個世界一種新的向上的力量。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當?shù)聡督档南鞯奖本本┐髮W等院校于14、15、16日放假三天。為慶祝協(xié)約國勝利，北京大學師生在天安門、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講演大會。當時的講演者大都按照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的調子，宣傳協(xié)約國的勝利是公理戰(zhàn)勝強權。此前，東單有一座克林德碑，是以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一名德國外交官的名字命名的，后來被國人看作恥辱的象征。一戰(zhàn)勝利后，人們把克林德碑改為“公理戰(zhàn)勝”碑，還把它從東單移至中央公園。
這次講演大會上，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發(fā)表《勞工神圣》演說，北京大學教授胡適說：“這一次協(xié)約國所以能大勝，全靠美國的幫助。”只有李大釗不同一般，發(fā)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著名演說，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了全世界的庶民慶祝。”“這回戰(zhàn)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chǎn)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zhàn)，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jīng)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而俄國等國的無產(chǎn)階級“不惜在大戰(zhàn)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政府的戰(zhàn)爭”。與此同時，李大釗還發(fā)表了《Bolshevism（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明確宣稱一戰(zhàn)的結局“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上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這件功業(yè)，與其說是威爾遜等的功業(yè)，毋寧說是列寧的功業(yè)，“是馬客士（馬克思）的功業(yè)”。他大膽預言：“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把《新青年》編成“馬克思研究專號”
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更加深入了。
“五四運動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會。我們不是用馬克思，而是用馬爾克斯這個名字，為的是欺騙警察。他們回去報告，上司一聽研究馬爾薩斯（與馬爾克斯混淆），認為這是研究人口論的，也就不來干涉了。這個學會，先是公開的，后來就秘密起來。”高一涵回憶道。
當時，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北洋政府的賣國活動，反對大小軍閥之間為爭權奪利展開的內戰(zhàn)。標榜“不談政治”的《新青年》已無法滿足這種現(xiàn)實斗爭的需要。1918年12月22日，李大釗和陳獨秀一起創(chuàng)辦了《每周評論》。“一次，陳獨秀來到李守常同志的辦公室，當時我也在。我們三人談起當前政治斗爭的形勢，須出一個刊物，與《新青年》配合，互相補充，密切適應政治斗爭進行宣傳鼓動，最后便商定再辦一個周刊，即《每周評論》。初辦時，集稿校印等具體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負實際責任。有一次，即是在印第四期的時候，不知怎的，本來是印五號字的，印刷所擅自排了四號字。等我們去校對時發(fā)現(xiàn)了，對此守常同志曾大鬧一陣。此雖小事，也可看出他的認真不茍來。”張申府回憶道。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后，群情激昂。1919年5月4日，北京14所大專院校3000多人在天安門集會，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口號，并在會后舉行游行示威。北京的愛國行動得到各地響應。李大釗派鄧中夏等到各大城市進行宣傳和聯(lián)絡。為指導運動的發(fā)展，李大釗于5月18日在《每周評論》上發(fā)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寫道，不僅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強盜世界中的一切強盜團體、秘密外交這一類的一切強盜行為，都是我們的仇敵。單是打死幾個賣國賊、開幾個公民大會解決不了問題，而要改造強盜世界，實行民族自決。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也出版了。這期雜志由李大釗擔任輪值編輯。他把這期雜志編成“馬克思研究專號”，發(fā)表了他精心撰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專號還刊發(fā)了顧孟余的《馬克思學說》、凌霜的《馬克思學說批評》、周作人的譯作《俄國革命之哲學的基礎》、劉秉麟的《馬克思傳略》及轉載自其他報刊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貞操問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馬克思奮斗的生涯》等文章。魯迅的著名小說《藥》也刊登在專號上。魯迅稱李大釗是“革命的先驅者”，自己是“聽將令”的“小兵”：“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huán)……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李大釗說：“我們見面雖不多，但他（魯迅）和我卻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這錯綜復雜的社會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戰(zhàn)友。”
連同當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上刊登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李大釗首次在我國比較系統(tǒng)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jīng)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他寫道：“社會主義的實現(xiàn)，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做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無論贊否馬氏別的學說的人，對于此點，都該首肯。”“我們現(xiàn)在講黨員要不忘初心，這篇兩萬多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就是初心之作，也是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標志。”侯且岸說。
問題與主義之爭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強繼續(xù)在中國享有“勢力范圍”和特權，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蘇俄則改變了對外政策。1919年7月25日，蘇俄政府發(fā)表了第一次對華宣言——《俄羅斯勞農(nóng)政府致中國國民、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通告》，提出廢除沙皇政府與中國簽訂的所有秘密條約及其他不平等條約，無償放棄俄國在華的一切特權和利益。
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本身不帶有社會主義性質，但它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本質，使進步知識分子打破了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加上眼見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越來越多的人對社會主義產(chǎn)生了興趣。1919年，出版業(yè)迅速發(fā)展，滿足了這種需求。蔣夢麟在1919年底時寫道：“自從5月以后，大約有350種周報出版，都是學生和同情學生的人士主編的。這些周報通常印在一張大紙上，有半張日報那樣大，中間折起來，變成4頁。”例如，1919年7月15日，李大釗編輯的《少年中國》在北京創(chuàng)刊；7月中旬，毛澤東在長沙創(chuàng)辦了《湘江評論》；7月下旬，周恩來在天津編輯了《天津學生聯(lián)合會報》。這些刊物都有宣傳社會主義的內容。
知識分子的討論也越來越激烈。李大釗之子李葆華曾回憶說：“1919年夏天，我跟隨父親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父親這次來五峰山，正值五四運動后不久。行前，父親看到了胡適在《每周評論》發(fā)表的反動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中鼓吹所謂點點滴滴改良，把馬克思主義說成是‘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都能談的事情’，提倡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胡適的這種公開挑戰(zhàn)，激起父親的無比憤慨。到五峰山以后，他便寫了一篇題為《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這篇戰(zhàn)斗檄文發(fā)表在《每周評論》第35期上。父親在這篇文章里公開宣布：‘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他批駁了包括修正主義在內的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指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不應把‘主義’變成紙上空談。”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把這次‘問題與主義之爭’看作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之間的一場‘論戰(zhàn)’。這是不準確的。”侯且岸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在胡適看來，當時‘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的是什么東西’。他所說的‘阿貓阿狗’不是指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指當時的安福系反動軍閥王揖唐一類的人。1918年8月，安福系以非法手段操縱國會選舉，在全部議員的400多人中，安福系即占380余人，王揖唐為眾議院議長。王揖唐之流卻也在假惺惺地談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李大釗在與胡適的討論中，特別意識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特殊重要性，同時也說服胡適，在宣傳主義的過程中，濫用主義的危險固然存在，卻不要因噎廢食，不能‘因為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因為有了假冒牌號的人，我們愈發(fā)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胡適很感謝李大釗，后來正是胡適當輪值編輯時，把李大釗的《再論問題與主義》發(fā)表在《每周評論》上的。實際上，兩人的共識大于分歧。”
“胡適和李大釗雖然有爭論，但那不是政治上的分野、斗爭。李大釗是個持重的長者，不計較那些雞毛蒜皮的事，和胡適的私人關系也很好。他1927年在蘇聯(lián)大使館被張作霖殺害后，好多人也擔心被害，躲避不及，但胡適牽頭處理了李大釗的后事。”石仲泉告訴記者。
為革命“點種”
據(jù)李大釗家鄉(xiāng)的親戚趙云奇回憶，1918年夏，李大釗回到家鄉(xiāng)河北樂亭度暑假。趙云奇問他：“三姐夫！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釗淺淺一笑說：“點種。”趙云奇對這個回答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繼續(xù)問：“莊稼人種地要點種，你點什么種？”李大釗說：“你是個商人，是不懂我點的什么種的。”趙云奇后來才明白，三姐夫點的種子，“是革命的種，共產(chǎn)主義的種”。
1918年10月，毛澤東經(jīng)老師楊昌濟介紹認識了李大釗，做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負責登記新到報刊和來閱覽人的姓名，管理15種中外文報紙。他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還在天安門廣場聽到了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演說，逐步放棄了他原來贊成的無政府主義主張。他曾于1936年在延安向斯諾回憶道：“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1920年），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shù)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chǎn)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chǎn)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1949年3月，毛澤東由西柏坡北上進京途中又講道：“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
陳望道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時，依據(jù)的是英文、日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其中的英文版就是李大釗通過陳獨秀借給他的。“《資本論》也是在李大釗的鼓勵下，由我祖父侯外廬從德文原版開始系統(tǒng)翻譯。為求準確，李大釗還把從美國留學回來的經(jīng)濟學教授陳瀚笙介紹給我祖父。”侯且岸說。
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李大釗主張把志同道合的人組織起來?！缎虑嗄辍贰睹恐茉u論》在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李大釗認為還不夠。他與王光祈等人商量，決定發(fā)起少年中國學會。在1919年6月30日的籌備會上，大家推舉王光祈為籌備處主任，李大釗為編輯部主任。會議商定了4條規(guī)約：“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fā)展社會事業(yè)，轉移末世風氣。”第二天，學會正式成立。在成立大會上，根據(jù)李大釗等人的提議，將學會的宗旨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毛澤東、張聞天、鄧中夏、沈澤民、黃日葵、惲代英、高君宇、趙世炎、蔡和森、李達、楊賢江、繆伯英、許德珩、田漢、朱自清等來自各個領域的進步青年，都曾是這個學會的會員。當時在北京，唯有李大釗有可能聯(lián)系各種社團和派別，形成統(tǒng)一的社會主義運動，因為他的個性之溫和且極富耐心，都非常人可比。
1919年9月21日，即周恩來發(fā)起組織的天津覺悟社成立5天后，李大釗應邀前往天津給予指導。上午，他做了關于國際形勢的講演。下午，他與覺悟社成員座談，對這個被稱為“天津小明星”的組織打破封建隔閡，男女同學合作，組織起來，表示非常贊許，囑咐他們要好好閱讀《新青年》《少年中國》等刊物上發(fā)表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文章。當時的覺悟社社員諶小岑后來回憶道：“他走后，我們都傳誦了他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幾篇文章，特別是《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戰(zhàn)后之婦人問題》這三篇，后來又讀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是大家第一次從李大釗先生的文章中接觸到布爾什維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先生那次來覺悟社，使多數(shù)社員同他發(fā)生了關系，也就是通過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
叫“社會黨”還是“共產(chǎn)黨”
正如毛澤東所說，“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建黨做好了思想上的準備。”石仲泉說。
據(jù)羅章龍回憶，陳獨秀1919年6月在散發(fā)《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時被捕入獄后，李大釗“囑咐我們要以全力營救他出獄。經(jīng)多方設法，花了很大力量，歷時數(shù)月獨秀才被釋放。獨秀從獄中出來后，思想更激進了，革命意志更堅定了。我們通過營救活動，彼此也更團結了，逐漸形成了一股政治上的力量。獨秀先生雖是從監(jiān)獄出來，但他的處境仍是很危險的。守常先生和我們，考慮到仲甫先生的安全，決定由守常先生護送他出京。”
魯迅曾回憶：“他（李大釗）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柜。”這次護送陳獨秀出京，李大釗就是扮作了一名下鄉(xiāng)收賬的商人。1920年初，兩人秘密出發(fā)了。他們雇了一輛騾車，李大釗坐在騾車外面的車把上，陳獨秀坐在車里面。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開口，唯恐暴露其安徽口音。到天津后，陳獨秀又坐船去了上海。兩人在路上商量了建黨的問題。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便始于此。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說法是李大釗犧牲之后，高一涵在一次紀念李大釗的會議上講的，這以后慢慢就傳開了。后來大家說這是孤證，只有他這么講，其他人也沒有明確的說法，當時報紙上也沒這么說。但更多的學者覺得‘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說法可信度比較高，現(xiàn)在也成了定論了。”石仲泉說，“陳獨秀鋒芒畢露，勇于沖鋒陷陣，革命家的氣質、感染力比李大釗要強。上海知識青年比較多，活動余地大一些，陳獨秀搞得生龍活虎。李大釗很尊重他，好多事讓他牽頭。”
1920年春，俄共（布）鑒于五四運動以來馬克思主義已經(jīng)在中國廣泛傳播，隨即派遠東局的維經(jīng)斯基到中國了解情況。他到北京后找到李大釗，并向李大釗提出關于建黨的問題，李大釗很贊同他的見解，并向他說明陳獨秀去年曾被捕，不便回京與他見面，而且陳獨秀在上海聯(lián)絡的人多一些，力量比北京強，建議維經(jīng)斯基到上海與陳獨秀商談。于是，維經(jīng)斯基就帶著李大釗給陳獨秀的信去了上海。在維經(jīng)斯基的推動下，陳獨秀開始籌劃建立黨的早期組織。1920年8月，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立，陳獨秀為書記。10月，北京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立，李大釗為書記。各地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也先后建立起來。
不久，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迎來了一名特殊的新成員——林伯渠。他早在1905年追隨孫中山加入了同盟會。1915年，李大釗、林伯渠在日本分別組織了反袁團體中華學會、乙卯學會。第二年，兩團體合并為神州學會，李大釗為評議長，林伯渠為干事，之后兩人回國。“約在1918年3、4月，連續(xù)接到李大釗同志幾次信，詳細給我介紹了十月革命情況及一些小冊子、文件，并對目前中國形勢闡述了他的所見，得到很大的啟發(fā)。”1920年秋，李大釗給林伯渠寫信，介紹了新成立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有關情況，并介紹他去會見陳獨秀，作“主義”上的深談。與陳獨秀多次交談后，林伯渠決心獻身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他后來回憶道：“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經(jīng)過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于是慢慢地從痛苦的經(jīng)驗中，發(fā)現(xiàn)了這路不通，終于走上了共產(chǎn)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jīng)驗，在革命隊伍里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1921年1月，經(jīng)李大釗、陳獨秀介紹，林伯渠在上海加入了共產(chǎn)主義小組。
1921年6月，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發(fā)出通知，要求各地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參加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地的黨員都盼望李大釗出席，但是李大釗正好碰到北京大學工作繁忙。羅章龍說：“守常先生那時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亙十個月之久），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長辛店、南口之間，忙于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7月23日，黨的一大開幕，宣告中國共產(chǎn)黨正式成立。如李大釗所期盼的那樣，中國大地上出現(xiàn)了“和平之曙光”。
“在李大釗犧牲之前，中國共產(chǎn)黨共舉行過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而他僅僅出席了中共三大。他也沒有擔任黨內重要領導職務。在建黨之初，黨的規(guī)模不大，活動范圍有限，但受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深刻洗禮，黨內充滿民主與平等氣息。黨員把黨內的職位首先視為工作崗位，并沒有當成榮譽與資本。李大釗通常讓年輕一代替他參加會議，也為黨培養(yǎng)了新生力量。比如1922年黨的二大選出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5名成員中，鄧中夏、高君宇都是當年圍繞在李大釗身邊的北京大學青年學生。”侯且岸說。
1927年4月，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殺害。陳獨秀評價說：“‘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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