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沙塵暴造訪京城。塵埃落定,今日美術館迎來了一個“自拍”攝影作品展——《尋找隱匿的天才:薇薇安·邁爾》。本次展出分“保姆外衣”“隱形人”“攝影師”幾個主題,共展出83張自拍系列以及9個超8毫米影像作品,講述著這位天才女攝影師的傳奇人生。
展廳內(nèi)靜悄悄的。不少觀眾獨自前來,與薇薇安·邁爾照片中的她對視,但照片里的她通常并沒有望向觀眾,而是望著更遠的遠方;結伴而來的觀眾則低聲交談,時而搖頭、時而頷首,試圖通過交流去更深地理解這位女攝影師。偶爾傳來的背景音,來自展廳里的影音室,里面滾動播放著紀錄片《尋找薇薇安·邁爾》。黑暗中,有人潸然淚下。
惋惜也好,感動也罷,觀眾各懷心緒。展廳門外豎立的巨大展板海報上,薇薇安·邁爾端著那臺祿萊相機,右臉隱于黑暗,左臉袒露在1953年紐約初秋的陽光下,摩天大樓、陽光、穿白色短袖的行人都成為她的背景。對著玻璃窗,她按下快門。
此刻,她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保姆,倒像是一個無冕的君王。她靜靜地觀察著這個世界,帶著一點嘲諷、一點自大、一點卑微、一點憐憫,還有十分的熱愛。
01 尋找薇薇安·邁爾
2009年初,密歇根湖邊的芝加哥尚未從冬日復蘇,一個瘦高的老太太佝僂前行,陳舊大衣壓在她的身上。突然,她被一個冰塊滑倒,頭撞在地上。附近有人圍上來,人們急切地呼叫救護車,其中一個人認識老太太,老太太對此人說:“你能幫幫忙嗎?我要回家。”這人無奈地聳聳肩。救護車到來,老人被送到醫(yī)院。
4月,密歇根湖面的冰融化之時,老人病逝。
這位老人名叫薇薇安·邁爾,她幾乎沒有遺物。早些年,薇薇安曾將個人物品存于儲物倉,因未支付租金,大部分家當都已于幾年前被拍賣——由于欠租金,存放物品被拍賣。
2007年,26歲的約翰·馬盧夫正在寫一本關于芝加哥建筑歷史的書,為搜集資料,他參加了一場舊物拍賣,花380美元買了一只舊皮箱,里面有4萬張底片。拍賣行的人告訴他,皮箱的主人是個攝影師。當晚,他瞥了眼皮箱里的底片、信件等遺物后,便將其擱置了。某天,他心血來潮,突然對那些底片產(chǎn)生好奇,于是將照片沖洗出來,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立即上網(wǎng)搜索底片的主人——薇薇安·邁爾,什么信息也沒有。
之后,馬盧夫購買了更多薇薇安·邁爾的物品。他得到了約15萬張底片??粗@些照片和舊物,馬盧夫心中充滿疑問:這個攝影天才是誰?
帶著疑問,馬盧夫試圖重現(xiàn)薇薇安的人生。但因線索太少,一無所獲。有一天,他挑選出一些照片,掛在Flicker上分享。在薇薇安的鏡頭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街頭極富感染力的圖景被定格下來。沒想到在網(wǎng)上掀起一陣熱潮。
人們議論著這些照片,薇薇安的身世愈發(fā)神秘。直到2009年,網(wǎng)上出現(xiàn)一則訃告:薇薇安·邁爾于老人院去世。訃告是根斯堡兄弟發(fā)的。50多年前,薇薇安·邁爾曾是他們家保姆。
沿著這條線索,薇薇安·邁爾的人生故事被挖掘出來。這年年底,英國《獨立報》刊登報道《小婦人大攝影:一位法裔保姆鏡頭下的50年代的美國》,由此,薇薇安進入主流媒體,她被稱作“神秘保姆”。接著,全球的美術館開始展出她的攝影作品,她被公認為是與黛安·阿勃斯(1923—1971年,美國新紀實攝影的代表人物)等街頭攝影大師齊名的攝影師。
2013年,馬盧夫著手拍攝薇薇安·邁爾的紀錄片。兩年后,《尋找薇薇安·邁爾》登上了奧斯卡,并獲得當年最佳紀錄長片的提名……薇薇安·邁爾去世后被推上了“神壇”,甚至有人稱她為“攝影界的梵高”。
02 “我就像是一個間諜”
“自相矛盾”“大膽”“神秘”“古怪”“內(nèi)向”……在紀錄片《尋找薇薇安·邁爾》片頭,曾在生活中與薇薇安有過牽連的人們?nèi)绱苏f道。在其中一個人的記憶中,薇薇安曾這樣介紹自己:“我就像是一個間諜。”
這并不奇怪,薇薇安·邁爾一生過著隱秘的生活,關于她的生平故事寥寥無幾,且都通過他人陳述。在這些陳述和相關資料的記載中,一個女攝影師的人生被拼湊出來。
1926年,薇薇安出生在紐約市,父親是奧地利人,母親是法國人,父親很早就離開了家。一份1930年的人口普查記錄顯示,著名女肖像攝影師珍妮·貝特朗曾與她們住在一起,人們猜測薇薇安愛上攝影與其有很大關系。1930年她和母親去了法國。1949年,23歲的薇薇安·邁爾在法國阿爾卑斯山間的小村莊里舉起了相機,開始拍攝照片。
1951年,薇薇安·邁爾只身返回美國。初回紐約,為了生計,她在工廠做縫衣工,但很快就厭煩,后來辭去工作,幾經(jīng)輾轉,做起了保姆。有了穩(wěn)定的食宿和相對自由的時間后,她開啟了自己的攝影之路。
對薇薇安來說,她的世界是由“咔噠咔噠”聲組成的。每次出門,她都背著相機,隨時隨地拍攝。其中有一組著名的照片拍攝于1953年圣誕前夜。當時,她走在寒冷的紐約街頭,忽然看到在路燈下有人打斗,一個警官和另一個叼著雪茄的偵探正將一個被打蒙了的男人拖過街頭,她趕緊裝上閃光燈,對著3人按下了快門。緊接著,她還跟蹤拍攝了后續(xù)行動:她站在離路邊幾英尺遠的地方,拍下了兩名血跡斑斑的男人坐靠在一輛黑色的轎車上。這組照片看起來就像經(jīng)典的黑色電影,充滿了血腥與暴力。
1956年,芝加哥的根斯堡一家在報紙上刊登了找保姆的廣告,薇薇安應聘,之后,她開始照顧根斯堡的3個兒子,一直到1972年孩子們長大成人才離開。根斯堡夫婦尊重她,孩子們也喜歡她。在這里,她將專門留給她的廁所改成了暗房,不讓任何人進入。
這16年,是她一生最穩(wěn)定、快樂的時期,也是拍攝照片最多的時期。她游走在街頭,不斷地按下快門,街頭的乞丐、哭鬧的孩子、黑幫分子、面露輕蔑的貴婦、死于街頭的流浪貓、癱倒路邊的酒鬼……各色人等和社會景象,在一張張照片里定格。
在拍攝他人的同時,薇薇安還有很多自拍。本次展覽,集中展出了她的自拍照。這些自拍大多是從鏡子中、街邊櫥窗中、汽車玻璃中反射所得,薇薇安從鏡子里觀看自己,同時,她還框取下外部的情景,比如鞋帽店櫥窗,比如她雇主家的花園洋房。其中有兩張著名的照片,準確詮釋了她與自己的對話:一張是她映在路面上的影子,影子的胸前有一朵花;另一張即為此次展覽的海報照片,她將自己的一側隱匿在陰影中,只留下輪廓剪影,另一側是具體而豐富的自己。
“她有一個自由的靈魂,我的工作是如實將之展現(xiàn)出來。”西班牙diChromaPhotography總監(jiān)、此次展覽的聯(lián)合策展人安妮·莫林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薇薇安用自拍來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確立自己在某時某刻某地不容置疑的存在——一切有照片為證。
03 “我的一生就在這些箱子里”
拍得多了,薇薇安的心中涌現(xiàn)出一個龐大的攝影計劃。1959年,她向根斯堡家提出環(huán)游世界的請求。雇主給了她8個月的假期。她提著沉重的箱子、挎著相機,只身一人去了也門,印度,北京,香港,歐洲。她拍笑起來露出大金牙的酋長、戴草帽的沒有牙的老農(nóng)民、街市上包著頭巾的男人、穿紅色僧袍的和尚、正在做祈禱的穆斯林。
旅程結束時,她帶著1萬張照片回到了芝加哥。
“薇薇安·邁爾的鏡頭語言非常豐富。這與她強烈的個性有關。她又時刻以孩子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所以,我無法判定她到底是什么樣的人,她的個性包含了太多面。”安妮·莫林說。
除了拍攝街頭故事、記錄各種人的生活,薇薇安·邁爾還追星——奧黛麗·赫本以及艾娃·加德納。1953年9月30日,《紐約先驅(qū)論壇報》上刊登了一則消息:“艾娃·加德納將于今天下午3點親臨國會劇院大廳。”薇薇安早早給雇主家做了午飯,挎上相機去了城里。等到艾娃·加德納出現(xiàn),人群里響起尖叫聲時,她擠到加德納身邊,借著她簽字瞬間按下了快門。
上世紀70年代,薇薇安還追蹤名人事件背后的故事,包括肯尼迪家族故事、水門事件、芝加哥政壇風云。此外,她還用各種方式記錄著這個世界。有時,她會拿著錄音筆去超市或街頭采訪人們對于新聞時事的看法;有時,她端起攝像機拍攝,甚至通過走訪拍過一部DV《1972年芝加哥母嬰命案》。在這次展覽的“保姆外衣”展區(qū),一面墻上靜靜播放著薇薇安拍攝的孩子們的無聲影像。
離開根斯堡家后,薇薇安·邁爾開始輾轉于多個家庭做保姆。沒有結婚,沒有孩子,陪伴她的只有照相機。她沒完沒了地到處拍照,結果很多照片都沒錢沖洗出來。上世紀80年代后,經(jīng)濟上的壓力和生活的不穩(wěn)定使她的攝影陷入停滯,但那時她已經(jīng)積攢了很多照片和底片,還有一些藝術書籍、剪報、錄影帶,等等。她把它們裝在一個個箱子里,1987年她曾在面試時告訴眼前的雇主:“我的一生就在這些箱子里。”
04 隱形的記錄者
沒有人知道薇薇安后來的人生是如何度過的。直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根斯堡家的孩子又重新聯(lián)系上她,為她租了一個小公寓。此后,她獨自過著貧困的生活,直到2009年去世。
生前隱匿而低調(diào),死后卻名聲大噪,這是薇薇安本人未料到的。隨著照片公布于世,她本人及其作品的價值也得到重視。“對于什么構成了美國社會,她有一種非常開放而又包容的態(tài)度,是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大部分攝影師所缺少的。”美國著名攝影師喬爾·邁耶羅維茨說。
“如果說這些照片、影像宣告了薇薇安的存在,那或許是因為她本來是‘隱形的’,與眾多相似社會環(huán)境中的人一樣。60年代‘美國夢’盛行開來,在全速躍進的美國經(jīng)濟、社會以及政治中達到頂峰。那里曾是充滿可能的機會之地,而社會底層的工人,被遺忘、被邊緣化的人,在美國夢中并未獲得一席之地。”安妮·莫林說,薇薇安關心社會,她既是自身畫像的記錄者,也是平凡生活寫照的在場者。
平凡卑微的保姆,才華橫溢的攝影師——真實的她到底什么樣?通過這些自拍照大致可以勾勒出一個特立獨行的女性形象:高大、短發(fā),常常穿男士襯衣、大衣和靴子,愛戴氈帽,脖子上總掛著一個方形的祿萊相機。展覽的最后一幅自拍照,攝于1986年。畫面里,一個佝僂著的老太太戴著一頂歪斜的紅帽子,系著圍巾,布滿皺紋的左手舉著相機,相機遮住面孔。她蜷縮在厚厚的黑色大衣中,歪靠在墻上,孤獨而神秘。
在生前留下的資料中有段錄音,她是這樣說的:“我想,沒有什么可以成為永恒。我們必須為其他人騰出空間,就像一個滾動的車輪,一直走到盡頭。然后會有人替代你的位置,循環(huán)往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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