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琎：用會通中西的文化雄心，使科學植根于中國土壤

王琎（1888—1966）

浙江黃巖人，生于福建閩侯（今福州）。分析化學家、化學史家、教育家，中國近代分析化學和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先驅者之一。

盡管從廣義上講，我國古代也創(chuàng)造了豐富而獨特的科學文化，但現(xiàn)代意義上的科學仍是源于西方。直到今天，如何更好地對西方科學文化去粗取精，使之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社會有機結合起來，仍是繞不開的主題。因此，歷史上那些關于會通中西科學文化的思考與探索，至今仍有現(xiàn)實意義。

在近代中西科學交流史上，早期庚款留美生是一個重要的群體。他們大多出生于1890年前后，于辛亥革命前后赴美留學，既對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傳統(tǒng)社會結構有較系統(tǒng)的了解，又深入學習過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站在兩種文明的交點上，對于會通中西、復興中華有著天然的優(yōu)勢和極大的熱情。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在科學文化、科學史研究方面有所建樹，中國近代分析化學和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先驅者之一王琎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剪掉的辮子，剪不斷的文化

王琎，字季梁，浙江黃巖人，1888年出生于福建閩侯。因父親長年宦游福建，王琎住在衙署之中，耳濡目染，思想觀念深受當時一般官僚士大夫的影響，很早就對科舉考試的觀念、方法了然于胸。盡管甲午戰(zhàn)爭后，父親購置了一些新學書報，但王琎自開蒙起，主要精力就在于學習四書五經(jīng)，兼及史地、諸子。1900年，他開始學習寫作八股文，并于1903年起參加童子試，正式踏上科舉之路。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17歲的王琎于這年夏天到北京投考新式學校，入五城中學，次年考入譯學館，得以系統(tǒng)地學習英文及數(shù)理化知識。

1909年首批庚款留美生合影（右一為王琎）。

1909年9月，首次庚款留美生選拔考試舉行，最終603名考生中47人被錄取。王琎以總分422、排名45的成績被錄取，于1909年10月隨團赴美留學。

行前，眾人在上海候船期間，同學胡剛復的兄長、1908年畢業(yè)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胡敦復勸大家剪掉辮子。王琎等人猶豫再三，還是在胡敦復一再鼓勵下才決心剪辮。在這辭舊從新的節(jié)點上，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富有象征意義的標志性場景。

美國理海大學中國留學生合影（左三為王琎）。

到達美國后，王琎進入賓夕法尼亞科興學院補習高中課程。1911年，他轉入理海大學學習，選擇了化學工程專業(yè)。在同期的同學當中，王琎在專業(yè)選擇方面是決斷力比較強的。盡管當時國家對工業(yè)人才的需求比較高，且明文規(guī)定修習理工類專業(yè)的學生比例為80%，但早期派出去的幾批學生的特質明顯與此相悖，在科技知識的儲備、留學方向的選擇方面所做的準備明顯不夠充分。1914年留美學生會的一份調查報告中提及，“在調查我們同學感興趣的科目時，許多高年級的同學沒有什么明確的方向”。

與其他同學相比，王琎能夠放棄自己的個人興趣，主動學習化學工程，是有所犧牲且難能可貴的。當然，對于這一選擇，他在回國后曾有所反思：“在美時未能學純粹科學及專史地，在個人方面可認為錯誤，因個人性質實不近工，但以國家有此需要而學習，故生平未能盡所長也。”

文化沖突與思想糾結貫穿了王琎的整個留學歲月。當時美國社會有著濃厚的基督宗教色彩，王琎一度經(jīng)常參加學?；浇糖嗄陼M織的活動，但他從不盲目反對或聽從，而是認真思考，將其與中國傳統(tǒng)道德標準及價值觀對照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對于西方人的優(yōu)點，他往往從中國傳統(tǒng)中找出相通之處。最終，他穩(wěn)固了自己的道德觀念和處世之道。

他經(jīng)常和同學們傳閱中國古籍，并討論在異域獲得的新體會。1912年的一天，他從胡適那里借到《李恕谷年譜》，讀后雖批評譜主迂腐，但對其時時戒懼反思的修身方法極為贊賞，認為不亞于富蘭克林的《寡過篇》，值得學習，并由此反思自身的“志氣昏惰、學行不檢”，立志每日“三省吾身”，且在此后多年一直奉行。

對于科學技術本身，王琎的態(tài)度是復雜的，并不奉行一邊倒的唯科學主義?？萍急旧碜匀挥衅溥M步之處，但它給人類帶來的并不都是福利，尤其對于中國人來說，因為近代多次受到列強堅船利炮的欺凌，難免會有些“技術受害者”的心態(tài)。

比如，他于1914年發(fā)表過舊體詩《與友人談空中飛艇有感作歌》，表達了他當時的科技觀。這首詩通篇使用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典故和意象，拉近了讀者與陌生事物的距離。他稱贊飛艇為人們生活帶來的便利，以及對人類視野的拓寬，同時又指出這一新技術可能會用于戰(zhàn)爭，給人類帶來巨大傷害。王琎直接指出了技術的兩面性，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當各國政商精英為飛艇在軍事上可能大有用武之地而躊躇滿志時，他則從人性、倫理的角度出發(fā)對此作出批判。

在理海大學學習期間，王琎所學以化學為主，偏重于分析研究。完成學業(yè)之余，他寫下了大量日記和舊體詩歌，深入展示了他在西方文化沖擊下的所思所想。與此同時，他和同學們一起關注國內政局，時刻準備著回國效命，曾以詩自述：“坎坷蒼海外，棄置如枯萍。聞雞夜起舞，壯志猶未泯。”

1915年6月8日，王琎參加了理海大學畢業(yè)典禮，本擬在美勾留數(shù)月，進工廠實習，但聽到有組團返國的消息后，隨即決定立刻回國。

“把我們好學的民族精神恢復過來” 

1915年8月，王琎回到闊別6年的祖國，開始致力于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yè)。此后20年間，他兢兢業(yè)業(yè)，努力擔當中國現(xiàn)代科學開路者的使命，在科學教育、科研組織、學術交流、科學研究等方面作出了諸多開創(chuàng)性、基礎性的貢獻。

王琎先后執(zhí)教于長沙湖南高等工業(yè)學校、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改辦為東南大學）、浙江高等工業(yè)學校等校。

他是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理學院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并創(chuàng)辦了化學系，為推動在大學中開設理化課程、舉辦我國自主的理科高等教育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當時事業(yè)草創(chuàng)、白手起家，王琎用了6年時間，才初步建立起化學系的課程體系，并置辦了初具規(guī)模的實驗設備。他編寫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高等分析化學等多門課程，并充分吸收新材料、新觀點，融入自己的見解，為每一門課自編教材。

在浙江高等工業(yè)學校，他籌建了我國第一個化學工程系，對我國化工技術人員的培養(yǎng)及相關工作的開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時，王琎應院長蔡元培之邀創(chuàng)辦化學研究所，并擔任所長。他在規(guī)劃研究所工作范圍時，充分考慮了我國當時的研究水平和實際需求，領導創(chuàng)建了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中藥研究、纖維素、油脂涂料、陶瓷玻璃等研究單元，對我國化學研究事業(yè)的起步和化學工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推動作用，為后來的很多工作奠定了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擔任所長的6年里，一直主張就地取材，充分發(fā)揮我國本土原料和傳統(tǒng)知識的優(yōu)勢，開展有中國特色的研究，不僅探索以本土原料制造化學藥品，還支持趙燏黃等生藥學家對中藥材進行化學分析，努力探明其中的有效成分及其效用原理。

1929年明復圖書館奠基（二排右四為王琎）。

王琎還積極參加科技社團的活動。從1918年起，他在中國科學社主辦的《科學》雜志上發(fā)表了大量文章，介紹西方的科技人物和科技知識，探討中國科學發(fā)展的相關問題。1926年9月起，他擔任《科學》雜志編輯部主任，不計資歷、獎掖后學。只有初中學歷、當時還是雜貨鋪店員的華羅庚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于1929年在《科學》上發(fā)表了第一篇科學論文。

王琎熱心于中國科學社的社務，努力向社會各界募集資金，用于購置圖書、儀器。從1921年起，他多年擔任中國科學社董事（或理事），并于1932年至1933年擔任社長。在擔任社長時，為了把普通科學知識和科學新聞輸送到民間，逐步使科學變?yōu)榇蟊娚畹囊徊糠?，他推動?chuàng)辦了科普雜志《科學畫報》。

《科學畫報》創(chuàng)刊號封面。

1932年，王琎參與發(fā)起成立了中國化學會，被選為該會會計，并長期擔任該會常務理事。

盡管事務繁忙，但他在科學研究上沒有放松，一方面開展分析化學研究，其中《南京之飲水問題》是我國最早的水質分析研究報告；另一方面，他努力挖掘中國科技遺產(chǎn)，開拓了以分析實驗結果為依據(jù)，并與歷史考據(jù)相結合的化學史研究方法，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其研究對象包括我國古代金屬原質、金屬化合物、酒精發(fā)酵、陶器制造等，尤以對我國古代錢幣合金的研究影響最大。

王琎不僅注重科學在工業(yè)發(fā)展等方面的實用價值，更注重科學本身在“搜求天然真理，維持人類文明”方面的精神價值，認為科學自身之價值“固不在道德、宗教、政治下也”。

正因如此，他努力探索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科學的關系，盡管認為相比其倫理價值，中國古代經(jīng)典在科學方面的價值并不高，但他還是致力于研究中國古代的科學史，將中西科學加以對比，力圖溝通兩者，以便更好地促進中國科學的發(fā)展。

在他看來，中西科學發(fā)展有其相通之處。“科學進化之狀況，東西皆循一極相同之軌道。吾國之點金時代與醫(yī)學時代，與歐洲之點金時代與醫(yī)學時代，皆遙遙相對，且以成績相比，未必東劣于西。則當此科學時代，吾國又豈可不起而急追，以冀十數(shù)年中可與歐人相媲美哉？”

在中國的科學事業(yè)發(fā)展當中，王琎認為傳統(tǒng)文化應該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提倡研究，我們應該有較遠大的眼光，要把我們周、秦、漢、唐、宋好學的民族精神恢復過來，方能夠有結果。”他的科學教育工作和科學史研究，都是圍繞這一目的開展的。

1934年夏，王琎由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辭職，再赴美國，到明尼蘇達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一切事業(yè)以國防為中心”

1936年夏天，王琎在美國獲得碩士學位，隨后取道歐洲歸國，途中赴英國、法國、德國、瑞士、意大利等國考察相關大學、研究機構及工業(yè)部門。回國后，他應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之邀，擔任該?；瘜W系主任。次年又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邀，轉至浙大任教。

此后不久，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浙大被迫西遷，幾經(jīng)輾轉，最終得以在貴州湄潭落腳辦學。王琎隨校行動，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開展研究和教學工作。

據(jù)學生回憶，當時王琎住在湄江飯店隔街斜對面的木結構民房一樓內，師生們曾看到他在炎炎夏日一早挾著草席走向湄江邊去洗刷。

王琎曾說，在國難之中，“一切事業(yè)以國防為中心”。對于科學與戰(zhàn)爭的關系，他向來關注。早在一戰(zhàn)時期，他就感嘆“科學之昌明，雖足以增進人類之幸福，然亦每足以加厲人類之苦痛”，認為將毒氣用于戰(zhàn)爭太無人道，“足見人類之殘忍，而數(shù)百年之所謂新文明者，但關于物質有進步，而關于道德初無進步”。

當然，他也沒有走向極端，完全反對將技術作為戰(zhàn)爭手段。對于使用新技術盡快結束戰(zhàn)爭以減少死傷，他是贊成的：“若戰(zhàn)爭而不用毒氣，則德國之失敗，則不若是之速，戰(zhàn)禍之延長，正不知何時可止，死傷必更多，則此彌漫之惡氣，未嘗非劇戰(zhàn)中之一曙光也。”

抗戰(zhàn)期間，王琎主張科技可以用于反抗強權、反制侵略，也看到危難背后的機遇，認為我國應當化壓力為動力，努力發(fā)展科學技術，用以反抗侵略、建設國家。“一國學術之發(fā)展雖有賴于承平之時，然人才之造成與磨煉，則多事之秋反勝于無事之際；一國實業(yè)之興盛雖多表現(xiàn)于民豐物阜之時，但對于此種事業(yè)真正需要之認識，及進行時籌劃之縝密、推行之努力、奮斗之勤勞，則戰(zhàn)爭狀態(tài)每為促進之媒介。遠征諸古人多難興邦之言，近觀諸歐美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對于學術及工業(yè)之收獲，益覺吾人在抗戰(zhàn)時期中責任之巨大與機會之良好。”

王琎絕非空言，身體力行、做好本職工作，為抗戰(zhàn)盡最大心力。

據(jù)學生回憶，王琎給學生上化學分析課的時候采用圖解方式，“既精簡了教學內容，又能使學生一目了然，大大加深了理解和記憶，且容易記課堂筆記，深得學生的贊賞”?；瘜W是實驗學科，湄潭僻處一隅，一切只能因陋就簡，王琎卻依然想盡辦法，搜羅儀器設備，堅持實驗教學，并嚴格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此外，王琎還開設為期一年的化學史課程，回顧了中國古代相關工作和成就，“無形中向師生們進行了最為有效的愛國主義教育”，而且“啟發(fā)師生如何做學問，怎樣從事科學研究，如何通過實踐做到舉一反三……真正令師生們終生不忘”。

王琎還多次作公開演講，向學生講修養(yǎng)與實踐、學術的本體和應用，以及中國化學界的過去與未來，努力將傳統(tǒng)文化和科學精神傳遞給學生，鼓勵學生不忘國難、長存匡濟天下之志。

1938年，浙江大學創(chuàng)辦師范學院，王琎擔任理化系系主任，次年又擔任院長。他認為師范教育事關全局全國，至關重要，因此付出了很多精力，并研究中學化學教學方法及化學史教材的寫作。

抗戰(zhàn)期間，王琎身兼多職，行政工作占去了很多精力，但他依然盡力開展研究工作。在研究中國科學史的過程中，他越來越重視道家的作用，并給自己起了“雪燈道人”的道號。這一點與對道家情有獨鐘的英國學者李約瑟不謀而合。李約瑟于1944年到湄潭訪問浙大期間與王琎頗有交集，了解了他在化學史和冶金史方面的工作，并將此事寫入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序言當中，直到晚年仍在關于中國科技史的國際研討會上表彰王琎的貢獻。

王琎在湄潭聽了李約瑟所作的《中國科學史與西方之比較觀察》演講后，于討論時講述了中國煉丹術的起源及其代表人物，并指出其所用術語與阿拉伯、西歐全同，展示出宏大的學術視野。王琎的科學觀與李約瑟所主張的“百川歸海”圖景，即世界各民族各自發(fā)展科學知識，最終合流，形成“世界科學”這一整體有異曲同工之妙。

“亦有未了之責”

抗戰(zhàn)勝利后，王琎隨浙大回杭州，繼續(xù)執(zhí)教。此時國家動蕩、政府腐敗，社會上普遍對國民政府不滿，期盼新時代的到來。

為響應中共中央于1948年發(fā)布的“五一口號”，科技界決定籌辦全國性的科學會議（后定名為“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1949年6月至7月，王琎作為籌備委員赴北平參加籌備會議，見到科學界的諸多老朋友，感受到中國共產(chǎn)黨的工作方式和對待科學事業(yè)的態(tài)度。在他的熱情鼓勵和教導下，他在美國留學的子女放棄舒適的生活和優(yōu)厚的收入，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新中國成立后，他經(jīng)常自勉并教導學生：“生也有涯，知也無涯，要努力學習，邊學習、邊研究，盡力為新中國多做工作。”

1952年院系調整后，王琎一直任教于浙江師范學院（1958年更名為杭州大學），1956年被定為一級教授。執(zhí)教期間，王琎在教學工作中講授過多門課程，每一門他都自己編寫教材，融會科學新知與中國特色，留下了大量講義手稿。

他對教學工作極為認真負責，有時甚至要驗算每一道習題。在教學過程中，他延續(xù)了之前理論與實驗并重的作風，不斷更新知識和設備，堅持走在學科發(fā)展前沿。浙江師范學院用于購置設備的經(jīng)費有限，但王琎精打細算，還是添置了較為先進的儀器用于教學。

王琎向來重視榜樣的作用，不僅時時以大科學家的學行、人格、美德打動學生，還以身作則，虛心好學、嚴以律己，為學生及家中后輩做好表率。他自留美時期養(yǎng)成寫日記的習慣，每天反省自己在工作、生活、待人接物方面的所作所為，50多年從不間斷，留下了數(shù)百冊心得筆記。

他秉持“活到老、學到老”的原則，虛心好學、老而彌篤，直到晚年仍思維敏銳，努力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日常生活中，他淡泊簡樸，總是布衣便服，為人毫無傲氣，待家中舊仆如親族長輩，身邊之人無不嘆服。

新中國成立后，在學術研究方面，王琎除編寫《分析化學》相關教材外，還繼續(xù)開展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內容涉及化學、冶金、本草學、煉丹術、礦物學、青瓷發(fā)展等。在“文革”當中，曾有人攻擊他的化學史研究是“厚古薄今”，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但他仍義正詞嚴地表示，“中國總是有其歷史的。不講歷史，我想不通”。有價值的工作終會得到認可，最終，他的研究成果和所開創(chuàng)的研究方法使后輩學者受益無窮，也使他成為中國化學史研究當之無愧的開拓者之一。

1957年，王琎被增選為特邀全國政協(xié)委員，此后連任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1966年12月28日，他于家中被入室搶劫的暴徒所害。在遇害時，他尚在伏案撰寫《中國化學工藝史》。

王琎曾在日記中寫道：“我尚存者，亦有未了之責，豈可存失望之心。”如今，斯人早已逝去，他的“未了之責”自當由后來人繼續(xù)完成。

會通中西，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科學文化，使科學深深植根于中國社會的土壤之中，還需要我們付出更多艱辛的努力。在此過程中，王琎等老一輩科學家所創(chuàng)建的宏大科學史圖景和會通中西的文化雄心，將一直激勵我們前行。

王琎著作書影。

（作者單位：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