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歲這一年，她在電影《我和我的父輩》中初執(zhí)導筒，導演其中的《詩》篇章，講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航天人的故事。
|作者：許曉迪
中秋節(jié)那天，電影《我和我的父輩》主創(chuàng)團隊在北京航天城舉行了一場放映活動，88歲的中國航天界元老戚發(fā)軔院士是含淚看完片子的。片子第二個單元《詩》，講的就是他們航天人的故事——一窮二白的年代，零下30攝氏度的嚴寒，酷烈的北風和漫天的黃沙，窩頭和鹽水做三餐，破舊土坯房做住所，但是他們要向天空和星宇進軍。戚發(fā)軔說，那是一種艱苦而幸福的生活。
·《我和我的父輩》海報。
最幸福的時刻，是“東方紅一號”點火后芯箭分離，搞火箭的同志興奮地跳了起來，戚發(fā)軔卻不敢高興，等衛(wèi)星繞了半圈到達喀什站，他才跳了起來，那是終身難忘的幸福。
·戚發(fā)軔在《我和我的父輩》活動現(xiàn)場。
讓老航天人流淚的導演是一位“新人”——章子怡。她從影22年，合作過張藝謀、李安、王家衛(wèi)、馮小剛、吳宇森等各大名導，拿過金雞獎、百花獎、華表獎、金像獎、金馬獎五大獎項的最佳女主角，在42歲這年第一次當上導演。《我和我的父輩》里，她執(zhí)導的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一個航天四口之家普通而悲壯的故事。
“每一次落刀，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跳”
對章子怡來說，第一個難點是找到故事的原點——航天人的事跡浩如煙海，哪一個更打動人心？
她做了大量人物采訪，8個月的時間，底稿素材生成了十幾版：義無反顧投身科研的夫婦、發(fā)射基地小學里默默教書的校長、科研家屬院里做風箏想讓八音盒飛上天的孩子……每一個都通向無數(shù)的可能。
直到“火藥雕刻工”徐立平的故事進入她的視野。固體火箭發(fā)動機是運載火箭和導彈裝備的“心臟”，里面裝滿橡膠一樣的燃料，徐立平的工作就是用刀具為燃料整形。這是一道極為精細、危險的工序，幾克的燃料就能劇烈燃燒，徐立平卻要在幾百公斤燃料的包圍下，雕刻出誤差不超過0.2毫米的火藥藥面。如此30多年，他的身體因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而畸形地扭曲，頭發(fā)也因頻繁接觸火藥而越發(fā)稀少。
·徐立平在《我和我的父輩》活動現(xiàn)場。
“每一次落刀，都能聽到自己的心跳。”這是2015年《感動中國》授予徐立平的頒獎詞。章子怡被這個工作所吸引，繼而發(fā)現(xiàn)了一群為發(fā)射“中國第一星”篳路藍縷卻隱于幕后的航天人。
“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見、聽得著。”這是中央對發(fā)射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提出的要求。上不上得去，要看長征一號運載火箭能不能把衛(wèi)星送上去。一級、二級是液體發(fā)動機，已試驗成功；難的是第三級固體發(fā)動機，國際上嚴密封鎖技術(shù)，一切靠自力更生，摸著石頭過河。
1965年，當烈風拂過內(nèi)蒙古的戈壁草灘，一群外省青年來到這里安營扎寨，秘密開展一項代號為651的工程——研制第三級固體火箭發(fā)動機。這里常年風沙彌漫，每跨一步都會被流沙阻滯著后退半步，腿肚子不久就酸疼僵硬。全體干部職工，一邊搞科研生產(chǎn)，一邊自己動手脫土坯，在荒坡野嶺上蓋起“干打壘”，一年四季，基本靠窩頭、土豆和白菜果腹。
50多年后，章子怡帶著劇組來到這里拍攝，將已成為斷壁殘垣的“干打壘”和小學校，復原成原來的模樣。當年在內(nèi)蒙古工作的第一代航天人、76歲的高崇武來片場觀摩時，一下“好像穿越了時空”。攝影機架在他和同事們住過的房子里，演員們忙碌在真實的發(fā)動機試車臺。防爆墻鋼筋裸露、斑駁陸離，是當年被上千度烈火煅燒留下的累累傷痕。
·高崇武在《我和我的父輩》活動現(xiàn)場。
高崇武為章子怡講了很多發(fā)生在這里的故事。他最難忘的人是總工程師楊南生。1950年，楊南生放棄英國的高薪聘請，輾轉(zhuǎn)回國，扎根荒漠。他的一條腿患上嚴重的坐骨神經(jīng)痛，就用另一條好腿蹬著破自行車，每天頂著大風“沙漠走單騎”。那時沒有高速攝影機，為了弄清發(fā)動機失敗的爆炸點，楊南生常站在一墻之隔的觀察窗后仔細看。透明的有機玻璃只有5厘米厚，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設想。
1970年4月24日，楊南生帶領的隊伍用第三級固體發(fā)動機的最后一推，將“東方紅一號”送入了太空。電影里，黃軒飾演的父親身上就有楊南生的影子——同樣地騎著自行車在荒野穿梭，同樣地在試車間的觀察窗后與爆炸和死亡狹路相逢。星空下，他和兒子在蹺蹺板上談心，隱秘地說起自己的工作：“我是個詩人，是個在天上寫詩的人。”
為了“上天寫詩”，父親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措娪暗臅r候，高崇武不斷流淚。他想起了那些年親自見證過的燃燒和爆炸，想起了那些犧牲的戰(zhàn)友，想起了當年航天人的那句口號：“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
演出了一種“心理重壓下的嘔吐感”
高崇武還給章子怡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年，4個科研人員正用高壓水切割推進劑，結(jié)果發(fā)生了爆炸，全部犧牲。其中有一個小伙子，原本打算下班后和女朋友坐火車回老家，第二天就是他們的婚禮。高崇武去慰問時，女孩正躺在床上，看見他馬上站起身，沒有一滴眼淚，只是反復地說：“我能撐得住。”
電影中章子怡飾演的母親，正是這樣一個女人。丈夫犧牲后，她不能告訴孩子噩耗，只說爸爸在加班，把痛苦深埋心底。單位的男同事們決定晚上集體不回家，偽裝加班的假象。她手捧骨灰，深深鞠躬，臉上的肌肉不受控地抽搐著，再也無法克制住淚水。
丈夫犧牲后，她依然繼續(xù)著未竟的事業(yè)，繼續(xù)著世界上最危險的工種之一——在火藥上“微雕”。為塑造好這一角色，章子怡泡在車間，向全國勞動模范羅懷聰學習。第一天上刀雕刻，3個多小時后，她的手就磨出了繭子，靜默中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
車間的窗戶很低，一抬腿就能邁出去。羅師傅告訴章子怡，這樣發(fā)生爆炸時，大家才能及時跑出去。工作時，空曠的廠房只有一兩個人，一干好幾個小時，因為火藥的毒性，人出來后臉都是綠的。高崇武說章子怡演出了一種“心理重壓下的嘔吐感”，那是他在同事們臉上時常見到的神情。
而面對孩子，母親承受的是另一種壓力。
為找到合適的小演員，章子怡面試了不下500個孩子。離開機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劇組就帶著小演員來到拍攝地。他們很快融入其中，天天玩土、滾鐵環(huán)、打彈弓、和泥巴，一個個曬得黢黑，精力旺盛。
電影中有一幕感動了很多人。大雨傾盆的夜晚，房子被水淹沒，兒子在一片漆黑中哭著質(zhì)問母親，爸爸是不是死了，為什么不回家？狂風驟雨后，母親拿出一盞孔明燈，告訴兒子，他們就是做這個的，而“媽媽有一天也會死”。夜晚，兒子放飛孔明燈，對著天空大喊：“媽媽，我不要你死。”
那場雨夜的戲，拍了3個晚上。小演員正在換牙期，拍戲時戴著假牙，說臺詞時一激動，牙掉在了污泥里，“我們就幫他‘滿地找牙’”。母親要打兒子的屁股，章子怡心疼，給小演員穿了幾層屁墊，結(jié)果哭得不夠真切。執(zhí)行導演發(fā)火了，讓全脫掉。章子怡舍不得，只脫了一層。這回，小演員有了感覺，“不是我把他打疼了，是他真的入戲了”。
演完這場撕心裂肺的戲，章子怡卻要趕快“出來”看監(jiān)視器，還要想著調(diào)動孩子的情緒，“挺精分的”。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她的拼命。那段時間，章子怡每天只睡3個小時，每收到一版劇本，都會組織大家圍讀。遇到專業(yè)上的問題，就請教高崇武，“有時半夜12點、1點了還在找我”。執(zhí)行導演更是常被“騷擾”。章子怡看了某個紀錄片，覺得在置景和美術(shù)方面可以有所借鑒，即便已經(jīng)深夜2點，也會立刻給執(zhí)行導演發(fā)微信。
直到現(xiàn)在，章子怡仍覺得一切像夢一樣。“我從沒想過做導演，但這個工作來了，就勇敢大膽地做吧。”
不惜力地任性
章子怡一向是個“不惜力”的人。那些流傳多年的故事，反復印證著這一點：11歲到17歲，她在舞蹈學院昏天黑地地練功，天資不夠，就在熄燈后摸黑到練功房壓腿，晚上睡覺，都把腿放墻上睡。
進入中戲，她沒過一天肆意揮霍青春的日子，天天為把作業(yè)做好著急上火。她排過一個小品，老師常莉看她一雙小細胳膊，和面特別地道，問她在家是不是常烙餅。章子怡說不是，“是我媽每天給我2斤面練”。
拍《我的父親母親》，她成天和農(nóng)民混在一起，每天喂豬種地。電影里，跑都是真跑，摔都是真摔，為一個走路顛簸的鏡頭，她穿了8條褲子。
拍《臥虎藏龍》，她和楊紫瓊的替身對打，指甲被削掉，就把拇指插在雪里止痛；吊鋼絲時，直接拿臉往墻上撞。
拍《英雄》，沒戲的時候，她就搬一個小板凳守在外景地，學習梁朝偉、張曼玉他們怎么演戲，香港媒體給她起外號，叫“板凳公主”。
編劇史航把章子怡的前半生形容為“低空飛行”，“看似很大空間，但是其實上面一層又一層，一層又一層，是被透明的隔斷阻隔著”。
直到2013年的《一代宗師》。王家衛(wèi)一拍3年，“宮二”章子怡與師兄在火車站對決那場戲，零下30攝氏度的東北，她打了一夜。憑借這個角色，章子怡拿下12個最佳女主角。電影里，她有不少精彩臺詞，最喜歡的卻是梁朝偉說的一句：“功夫兩個字，一橫一豎，站到最后的才是贏家。”
拍攝《詩》，給了章子怡另一重體驗。殺青前最后一場戲，是一段近3分鐘的“一鏡到底”。鏡頭由土地向上，穿過沙塵，跟隨孩子的腳步走進“干打壘”宿舍，走過科研基地的小廣場，眺望遠處的試車臺。
為了這個長鏡頭，劇組排練了3天，拍攝了3次，整整40多條素材。每一條拍攝后，章子怡都從監(jiān)視器前跑到現(xiàn)場，給15組小朋友耐心講解，加油打氣，再跑回到監(jiān)視器前。她希望這個難度大到有點“任性”的鏡頭，能串聯(lián)起觀眾的記憶、情感與力量。
中國航天走過的每一步，又何嘗不是“不惜力”地攻克每一道難度大到“任性”的堡壘？《詩》的最后，長大成人的女兒已是一名航天員，她在神舟飛船的窗口看到了“東方紅一號”從身邊滑過，它正是父輩們研制的火箭發(fā)射到天上的那顆星。
“兩彈一星”中的那顆星、1970年4月24日發(fā)射成功的“東方紅一號”，今天確實還在飛行。當年，錢學森在西安衛(wèi)星測控站，滿意地對楊南生說：“你給的推力不小啊！”這就是這顆星現(xiàn)在仍在太空的原因。它依舊圍繞著地球，迎接后輩們在天上續(xù)寫的詩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