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論聯(lián)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其中闡述了民族政策。 抗戰(zhàn)初期，黨中央派100多名干部奔赴新疆，陳云是首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毛澤民第一次統(tǒng)一當?shù)貛胖?/strong>
“鄧小平曾在1978年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xiàn)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tǒng)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這并不是什么夸張之詞，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就是一個生動的明證。每當歷史的關鍵時刻，總是毛澤東給新疆各族人民指明方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黨委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辦公室原副主任、中國社科院新疆智庫課題組成員王寶英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
與盛世才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
1928年至1933年，金樹仁為國民黨政府新疆省主席兼邊防督辦。其統(tǒng)治的最大特點是結黨營私、貪污腐敗。金樹仁把家族中人、甘肅同鄉(xiāng)、親友紛紛安置要職，部隊中的大小官佐、各縣縣長都逐漸換成他的親信。當時迪化流行一首民謠：“早晨學會河州話，晚上便把洋刀挎。”當?shù)伛v軍軍紀極壞，無惡不作。哈密一富戶派人到磨坊加工面粉，以備全家冬春食用，結果被駐軍師長部屬發(fā)現(xiàn)，便以私運外蒙古販賣為由，沒收面粉和32只駱駝，還加罰糧食20石、草4萬斤等。金氏腐敗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新疆戰(zhàn)亂頻繁，也加速了其政權的滅亡。
1933年，國民政府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與蘇聯(lián)結盟，建立親蘇政權。他是個兩面派，為擴大勢力，一度偽裝成非常進步的樣子。“1934年11月，盛世才提出‘建設新新疆’的口號，在蘇聯(lián)的幫助下制定了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六大政策，適應了歷史發(fā)展的要求和民心的需要。他在公署書柜里還放滿馬列主義的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黨委黨校（行政學院）原教授朱培民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新疆地處通往中、西、南亞和歐洲的國際通道，戰(zhàn)略優(yōu)勢明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中國接受蘇聯(lián)等國軍事援助的重要通道。中蘇物資、人員往來，均要從新疆通過。中國共產黨為打通國際路線，解決革命根據(jù)地戰(zhàn)略依托問題，也需要聯(lián)絡盛世才。”
1935年6月16日，長征途中的毛澤東等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今后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9月20日，毛澤東在甘肅宕昌縣哈達鋪出席中共中央會議，會議曾提出派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內務部部長謝覺哉、國家人民銀行行長毛澤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設法打通國際關系。后因中央決定到陜北建立根據(jù)地，兩人未能成行。
紅軍長征勝利會師后，中央軍委組建西路軍，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通過征戰(zhàn)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蘇聯(lián)的道路，接受蘇聯(lián)援助。西路軍孤軍深入河西，遠離中央，既沒有后方基地，又缺乏物資供給和裝備補充，在極其艱難困苦條件下與馬步芳等國民黨軍閥部隊展開殊死搏斗，傷亡嚴重，有戰(zhàn)斗能力的編為3個支隊在祁連山一帶打游擊。右支隊、中支隊因遭敵人的追擊包圍而潰散，左支隊在冰天雪地中頑強地團結奮戰(zhàn)。1937年3月，黨中央、毛澤東致電左支隊，指示他們團結一致，保存力量，視情可向新疆轉移，并委派在共產國際工作的陳云和滕代遠去迎接。1937年4月23日，陳云抵達迪化，出任首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這標志著中共與盛世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朱培民說。8天后，陳云在新疆與甘肅交界處的星星峽接到了西路軍407人，開始領導骨瘦如柴、“簡直不類人形”的西路軍將士學習、休整。西路軍入疆后稱“新兵營”。
左圖：抗日戰(zhàn)爭初期的陳云。中圖：西路軍部分戰(zhàn)士。
右圖：新疆與甘肅交界處的星星峽。1937年5月1日，陳云在這里將西路軍迎入新疆。 隨著全面抗戰(zhàn)的到來，陳云于1937年10月中旬向盛世才提出，請新疆軍官學校教官和蘇聯(lián)教官幫助西路軍學習掌握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盛世才同意。接著，陳云又把這個計劃電告毛澤東等：西路軍余部在迪化5個多月來，“僅以本身力量進行中文、算術、常識、軍事、政治的訓練，進步雖有，而新武器還沒有學習”“我們認為，利用新疆在三年內培養(yǎng)5000軍事的新干部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澤東復電同意。
1937年11月，陳云奉命回到延安，后擔任中央組織部長。返回延安后，陳云向黨中央?yún)R報了派人到新疆航空隊學習航空技術的建議，很快就得到批準。毛澤東稱贊道：“陳云同志為我黨辦了件大好事??！我看這事由你具體負責，人員么，可以分別從迪化新兵營、延安抗大和摩托學校物色么！”按照毛澤東的建議，陳云在抗日軍政大學和摩托學校選拔了19名學員，從新兵營選拔了25名。1946年7月，返回延安的30名學員組成“八路軍總部航空隊”，奔赴剛成立的東北民主聯(lián)軍航空學校，發(fā)揮“紅色空軍種子”的關鍵作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航空隊。
“無愧于是毛澤東的弟弟”
1937年11月，盛世才向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提出，請中國共產黨派一些干部幫他建設新疆。中國共產黨對盛世才有個認識過程。當時，黨中央、毛澤東考慮到新疆的戰(zhàn)略地位，為鞏固與盛世才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造福新疆人民，盡管本身干部缺乏，仍從西路軍、往返蘇聯(lián)途經(jīng)新疆的干部、延安各抽調一部分，先后達100多人在新疆工作。這其中就有毛澤民。他本擬去蘇聯(lián)養(yǎng)病和學習，途經(jīng)新疆，便在盛世才政府擔任了財政廳副廳長，后代理廳長。
毛澤民上任前，新疆吏治腐敗，軍事開支龐大，盛世才大舉借債并濫發(fā)紙幣，導致惡性通貨膨脹，50兩銀票買不了一盒火柴。毛澤民上任后，進行了兩個月的調查摸底。1938年4月18日，他致信張聞天、毛澤東，報告了新疆財政的混亂狀況，提出了改革的意見和辦法，并請求中央派干部協(xié)助工作。5月20日，毛澤東在來信上批示：“請陳云同志替他辦，財政事情第一重要，不但那里好，將來也大有助于我們。”陳云即著手從抗大等選調干部準備到新疆工作。1938年11月，鄭亦勝、高登榜等10人來新疆，分配到財稅部門工作。
在黨中央支持下，毛澤民在新疆進行了幣制改革。當時的工作人員后來回憶道：“（1938年10月）召開全疆第三次代表大會，將庫存黃金、白銀全部拿出來讓代表們參觀，并聲言以此為保證，改兩為元，發(fā)行新幣。”1939年2月1日，印有毛澤民簽名的新幣正式發(fā)行。舊幣4000兩兌換新幣1元。一年之內，新疆的幣制混亂局面就消失了，新疆歷史上第一次統(tǒng)一了幣制。
為積累建設基金，1941年4月，毛澤民還倡議并主持發(fā)行建設公債，總額為500萬元，實際發(fā)行總額達665萬元，充分說明群眾認購公債的積極性。
1940年的毛澤民同志。他在新疆推行了幣制、財稅等一系列改革，新疆財政金融面貌煥然一新。 1941年7月，毛澤民調任新疆民政廳代廳長。他參照我黨抗日根據(jù)地實行的民主選舉辦法，主持制定了《新疆省區(qū)、村制組織章程》，實行民主選舉。他還編寫了《區(qū)、村訓練班講義》，以訓練區(qū)、村兩級干部。民主選舉區(qū)、村長逐漸在全疆農村普遍展開。新疆各族人民破天荒頭一次享受到民主權利。他在全疆整頓和擴建了17所救濟院，舉辦了醫(yī)藥醫(yī)療訓練班，培養(yǎng)出一批少數(shù)民族醫(yī)務人員。
“但盛世才畢竟是軍閥，是投機政客，不可能將六大政策堅持到底。1942年，德國打到莫斯科城下，盛世才認為他的后臺蘇聯(lián)不行了，決定改換門庭，投靠蔣介石，反蘇反共，將中共干部和航空隊學員全部投入監(jiān)獄。”王寶英說。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在迪化秘密絞殺了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3人。由于消息隔絕，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陳潭秋仍被選為中央委員。
毛澤民犧牲前對戰(zhàn)友說：“如果你以后有機會回延安，請轉告毛澤東同志，我毛澤民無愧于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無愧于是毛澤東的弟弟，也無愧于是毛澤覃（1935年在瑞金山區(qū)為掩護戰(zhàn)友脫險犧牲）的哥哥。”1975年，毛澤東對將赴烏魯木齊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的負責同志說：“你替我采一束野花，放在我弟弟的墓前。”
“胡達”派來的救命恩人
毛澤東關注新疆的最早記錄，是在1920年12月1日，他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說：“幫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決，都是很要緊的。”那年夏天，毛澤東已經(jīng)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是人類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民族無論大小，都應一律平等。毛澤東致蔡和森的信，也表明他已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來思考新疆問題。
1929年1月，正從井岡山轉戰(zhàn)贛南閩西的紅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聯(lián)名簽署發(fā)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上面寫道：“統(tǒng)一中華，舉國稱慶，滿蒙回藏，章程自定。”兩年多后，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主席。他們將諾言變成正式綱領。當時通過的《關于中國境內少數(shù)民族問題的決議案》中，第一次提出少數(shù)民族團結在蘇維埃周圍，“使他們得到自由和解放，建立自治區(qū)域”，并寫道：“委托中央臨時政府特別注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少數(shù)民族共和國或自治區(qū)域內的生產力的發(fā)展。”
由于當時轄區(qū)有限、分散，且頻遭蔣介石“圍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沒有能力顧及新疆等少數(shù)民族區(qū)域生產力的發(fā)展。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中共中央以此建立大本營作為新的革命領導中心后，1937年的盛世才之邀，可謂一個好機會。毛澤東指示到新疆工作的同志：“用謹慎、周密和謙遜的態(tài)度去觀察問題，去處理工作，去待人接物，特別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中須嚴格采取這樣的態(tài)度。”
曾任庫車縣長的林基路，非常重視發(fā)展當?shù)厣a。他不僅領導全縣農牧民興修水利、橋梁、公路，解決長年的水患、交通問題，還懲處了霸占大片荒地的地主、巴依（貴族），在荒地上發(fā)展生產，使長期存在的干旱問題有所緩解。林基路在庫車縣長任內，使教育事業(yè)有較大發(fā)展，學齡兒童大部分入學。他給自己的長子取名“庫爾班阿洪”，還收養(yǎng)了一名維吾爾族孤女尼沙汗。他自己出錢買縫紉機，讓愛人陳茵素組織無收入的婦女縫補衣服，解決她們的家庭生活困難。當?shù)乩习傩兆鹚麨?ldquo;胡達”（天神）派來的救命恩人。
上圖：1938年，林基路在新疆學院與共產黨員祁天民、楊梅生、許亮等合影（從左至右）。
下圖：1939年，林基任庫車縣長時的辦公室及故居。 新疆的文化教育事業(yè)也搞得有聲有色。1939年4月，著名文學家茅盾來到新疆后說：“新疆文化目前所達到的階段，要是在別的地方，恐怕至少也得經(jīng)過十年八年的時間，然而在新疆，卻只有短短的三二年內便達到了！所以，用‘飛躍’二字來形容它，尚嫌平凡，我們簡直可以說，這是‘奇跡’。”
抗戰(zhàn)后期，在中國面臨兩個前途、兩個命運抉擇的關鍵時刻，蔣介石于1943年寫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把漢族以外的少數(shù)民族稱為“宗族”。兩年后，毛澤東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中尖銳地指出：“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對于各少數(shù)民族，完全繼承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至。1943年對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殺事件，1944年直至現(xiàn)在對于新疆少數(shù)民族的武力鎮(zhèn)壓事件，以及近幾年對于甘肅回民的屠殺事件，就是明證。這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同時重申，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孫中山的民族政策，即“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數(shù)民族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正因為有了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對新疆等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充分尊重和在新疆播下的紅色種子，才有了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和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的成立，新疆人民的生活迎來日新月異的變化。（本刊記者 田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