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陳嘉庚（1874年—1961年），著名愛國華僑領袖、實業(yè)家、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出生于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現(xiàn)屬廈門市集美區(qū)），1890年赴新加坡隨父親學習經(jīng)商，此后長期僑居新加坡，1950年回國定居。一生愛國愛鄉(xiāng)，致力于推動中國教育發(fā)展，領導了南洋華僑的抗日救亡活動，并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不朽貢獻。
今年是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誕辰150周年。10月21日，陳嘉庚的長孫陳立人，孫女陳佩儀、陳玉玲，曾孫陳銘等后裔及各界人士代表走進廈門集美鰲園，鄭重地將一枝枝鮮花放置于他的墓前。
2024年10月21日，陳嘉庚長孫陳立人（左）和曾孫陳銘在陳嘉庚陵墓前寄托哀思。 人們不會忘記陳嘉庚。他一生傾資興學，在國內外創(chuàng)辦和資助學校達120余所，集美學校（現(xiàn)集美大學、集美中學、集美小學、集美幼兒園等由陳嘉庚創(chuàng)辦的學校）和廈門大學均稱他為“校主”；他一生忠貞愛國，在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以及新中國的建設中，始終愿為強國富民的理想傾其所有。毛澤東主席曾用8個字稱贊他：“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1957年，陳嘉庚（前排左四）與集美高考生合影。（陳嘉庚紀念館供圖） “祖父是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人。他曾說‘人生在世，除為個人生活企圖，更當為國家社會奮斗’，還說‘凡事要以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為依歸，個人成敗應在所不計’。他用光輝絢爛的一生，踐行了自己的人生格言：真骨性方能愛國，真事業(yè)方能救國。”陳立人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
一個決心
呂嫻是河北人，20世紀90年代考入集美大學，如今是集美大學校董會辦公室主任。她至今記得自己入學時的“第一課”：參觀鰲園和陳嘉庚先生故居。“那時，其實我對嘉庚先生了解得并不多，只知道他創(chuàng)辦了集美學校，才有了我們大學。參觀過程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不一般，是因為看到他‘替父還債’的故事。”
陳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東南沿海一個半漁半耕的小村莊，自小便對民族危亡有著深刻認知。他10歲那年，法國遠東艦隊挑起震驚中外的馬江海戰(zhàn)，福建水師在兵力懸殊的情況下奮力還擊，結果幾乎全軍覆沒。這讓他意識到國家落后就要挨打，也在心中埋下了愛國報國的種子。
1890年，遠在南洋的父親來信，讓陳嘉庚去新加坡幫忙打理生意。幾年后，正當事業(yè)風生水起之際，陳嘉庚收到了母親去世的噩耗。他遵循禮俗回鄉(xiāng)為母親守孝三年，可等到重返新加坡時卻驚愕得知父親的家業(yè)垮了，還欠下25萬元的巨額債務。
“當時新加坡并沒有‘父債子償’的慣例，嘉庚先生本可以不管這個爛攤子，卻還是毅然選擇替父親還債。在那個年紀就有這樣的格局，他不僅為自己贏得了信譽，也為中國人在國外建立起一個很好的形象。”呂嫻說。
后來，陳嘉庚憑借敏銳的商業(yè)嗅覺和果斷的決策能力，不僅很快還清了父親的債務，還建立起一個橫跨橡膠業(yè)、米業(yè)、航運業(yè)等多行業(yè)的商業(yè)王國。最輝煌時，他的企業(yè)遍及五大洲，雇員有3萬多人。因主營橡膠業(yè)，他被譽為“橡膠大王”。
在南洋商界大展拳腳的同時，陳嘉庚也時刻掛念著祖國的發(fā)展。該如何報國？他的答案是：“教育為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天職。”
早在1894年，他就曾出資2000元在故鄉(xiāng)集美建立惕齋學塾。1912年，他懷揣著報效祖國的滿腔熱情，回到集美籌辦新學?？蛇@并不是一件只要出錢就能辦成的事。當時族人還經(jīng)常因利益沖突發(fā)生械斗，陳嘉庚費盡口舌游說，才最終取得各方支持。次年春天，集美誕生了第一所新式小學。
彼時，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等觀念的影響，很多人不讓家中女孩上學。陳嘉庚深知，女子教育對社會發(fā)展至關重要。為保證女孩也能走進學校念書，他特別制定了優(yōu)惠措施：女孩上學免收學費，每個月還可領2至3元補貼家用。就這樣，1917年2月，集美女子小學開辦。此后，他又創(chuàng)辦了中學、師范、幼兒園及水產(chǎn)航海、商科、農(nóng)林教育等專門學校，形成了集美學村。
1919年，陳嘉庚宣布要建廈門大學，提出認捐百萬元作為籌辦費用，另有經(jīng)常費用300萬元，分12年付完，總捐資為400萬元。“這個數(shù)額是祖父當時的全部資產(chǎn)總值。他擔心如果只拿出十分之三四或一半（資產(chǎn)），無法使其他華僑‘有所感動’，于是下定了一馬當先的決心。”陳立人說。經(jīng)過兩年籌建，1921年廈門大學正式成立。
可天有不測風云。1929年，世界經(jīng)濟危機爆發(fā)，陳嘉庚的公司連續(xù)虧損。許多人勸他停發(fā)辦學經(jīng)費以維持企業(yè)，他斷然拒絕，隨即變賣了家人居住的三棟別墅，并表示“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有外國公司找到陳嘉庚，表示愿意幫助他的企業(yè)渡過難關，前提是他要停辦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他再次堅決拒絕，并放話“寧使企業(yè)收盤，絕不停辦學校”。
時至今日，一代代學子仍因陳嘉庚當年之善舉而受益。“比如我的孩子，從小在集美長大，從幼兒園就開始享受集美學村的教育。我記得他上小學的時候，學校會把嘉庚先生的故事編成小畫冊給他們拿回家看，再加上我們平時也總是帶他去鰲園、嘉庚公園這些地方玩，所以他對嘉庚先生是很有感情的。”呂嫻說。
一份提案
1938年10月，南洋各地華僑代表齊聚新加坡，召開了華僑史上意義深遠的一次大會。
前一年的7月7日，日本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各地華僑為了支持祖國抗戰(zhàn)，竭盡所能籌款。許多人和陳嘉庚的想法一樣：“如果終日只知賺錢，不知救國，縱然發(fā)了財，但是做奴隸、做亡國奴，發(fā)了財有什么用？”
各地華僑決定通力合作，支持祖國抗戰(zhàn)，因此召開了這次大會。大會決議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以下簡稱南僑總會），這是南洋華僑第一次打破地域、幫群、血緣、行業(yè)的界限，組成統(tǒng)一的抗日救亡團體。陳嘉庚被推選為南僑總會主席。在他的努力下，全南洋的抗戰(zhàn)義捐數(shù)額不斷上升?！蛾惣胃喝A僑旗幟民族光輝》一書稱，從1938年至1942年，南洋華僑抗日義捐達5億元，認購救國公債2.5億元，捐獻飛機217架，坦克27輛，汽車、救護車1000多輛。
就在陳嘉庚忙于籌款、為前方戰(zhàn)士捐衣捐藥時，他和一名老友鬧掰了。這個老友是汪精衛(wèi)。
兩人相識于辛亥革命期間，私交不錯。然而1938年，汪精衛(wèi)竟和日本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幕后交易，并發(fā)表公開談話，宣稱“中國”愿意接受各國的“和平調停”與日本的“和平條件”。陳嘉庚從媒體上獲知這一消息后，立即致電汪精衛(wèi)，問此事是否屬實。汪精衛(wèi)在復電中狡辯，稱“抵抗侵略，與不拒絕和平，并非矛盾”。陳嘉庚怒極，連發(fā)兩封電報駁斥汪精衛(wèi)，并將其比作賣國賊秦檜。
同年10月底，陳嘉庚作為國民參政員，從新加坡發(fā)回一份“電報提案”：“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公務人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這份提案在第二次國民參政會上獲通過，并被修改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寥寥11個字，卻沉重打擊了投降派的氣焰。我國著名記者鄒韜奮曾評價說：“（這）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除了捐錢捐物，在人力上，陳嘉庚也不遺余力地支持祖國抗戰(zhàn)。1939年，他得知國內嚴重缺乏技術過硬的汽車司機及修理工，導致大批軍需物資無法運往抗日前線，立即以南僑總會的名義發(fā)出招募通告。幾個月內，3200多名南僑機工（即汽車司機及修理工）放棄安穩(wěn)生活，不顧生命危險奔波在滇緬公路上。
領導華僑抗日的陳嘉庚逐漸成為日軍的“眼中釘”。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逐步侵占南洋各地，陳嘉庚的處境愈發(fā)危險。新加坡淪陷前夕，他前往印度尼西亞避難。為防止落入日寇的魔爪，他隨身攜帶劇毒，坦然地說：“萬一不幸被俘，敵人必強我做傀儡，代他說好話，我決不從！那時一死以謝國家，有什么不得了！”
在如此險境中，陳嘉庚仍憑借非凡毅力寫就30余萬字的《南僑回憶錄》。通過這本書，更多海外華僑正確認識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毛澤東主席。作為孫輩，陳立人說：“閱讀《南僑回憶錄》，仿佛聽到祖父在用堅毅的聲音講述那些過往的故事，我覺得沒有一本書能比他親自撰寫的《南僑回憶錄》更能體現(xiàn)他的思想和情懷。”
一盆雞肉
呂嫻與陳立人相識于2003年。“當時集美大學召開第二屆校董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嘉庚先生的七兒子陳元濟、長孫陳立人、孫女陳佩貞都回來了。我作為校董會的工作人員，就和他們認識了。”呂嫻至今還記得第一次見到陳立人時的場景：“我在一樓等著迎接他，他一路小跑過來，一見到我就說對不起來晚了，其實他沒有遲到。因此我對嘉庚后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真誠、謙遜、彬彬有禮。”
接觸多了，呂嫻對陳立人的印象又多了一個——儉樸。“每次他到集美來，總是婉拒宴請，說自己在酒店隨便吃一點就好，不要太浪費。他一般吃得很簡單，有時就吃一碗面。他們家族其他成員也都是這樣。”
陳嘉庚是非常不喜歡大擺宴席的。1940年，他率團回國慰勞抗戰(zhàn)軍民，第一站是重慶。國民黨當局為接待他，專門撥款8萬元。他認為此舉不妥，特地以南僑總會的名義在各報刊登消息，表示務祈節(jié)省。到了重慶，慰問團又連登3天罷宴聲明：“僑胞使命注重實際工作，所有其他應酬概行謝絕。”
然而，蔣介石招待他時，一頓飯還是花了800大洋。陳嘉庚心情沉重：百姓深陷戰(zhàn)亂、生活悲慘，國民黨要員卻假公濟私、貪污舞弊、生活奢華。這一派“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景象，令他頓感失望與迷茫。中國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陳嘉庚決定去延安看看。他不顧蔣介石的反對，風塵仆仆趕到延安。在窯洞里，他見到了毛澤東主席。兩人交談的過程中，幾個來自南洋的華僑學生跑來見陳嘉庚。他觀察到，這些學生進門不必敬禮，自己找把椅子就坐下，參加談話，毫不拘束。
傍晚，毛澤東主席請陳嘉庚吃飯，就在窯洞外一張坑坑洼洼的小石桌上。飯菜上桌，主食是延安比較稀有的白米飯，菜只有土豆、白菜等時令蔬菜，還有一盆清燉雞肉。毛澤東笑著對陳嘉庚說：“這幾個菜都是我親手種下的。雞不是我備下的，我可沒錢買雞，這是鄰居大娘聽說來了你這個貴客，特意把她養(yǎng)的老母雞殺了送來。今天，我可是沾你的光了。”這頓簡單的露天晚宴，讓陳嘉庚感慨萬千。
之后幾天，陳嘉庚一邊實地考察，留意延安的政治風貌，一邊與當?shù)氐膶W生敞開心扉交談，就心中疑問詳細詢問。他終于確定，延安政治清明，社會風氣良好，和腐敗無望的國民黨不同，共產(chǎn)黨廉潔奉公、朝氣蓬勃。
陳嘉庚在重慶時的憂慮消散了，對祖國的未來又有了信心。慰勞完成后，他返抵故鄉(xiāng)，在祖祠與鄉(xiāng)親小聚。鄉(xiāng)保人員邀請他去晚宴，他的回答依然是：“免！免！我回去吃稀飯配豆豉。”離開祖國后，他向南洋僑胞如實報告了在國內的所見所聞，認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我國著名肝膽外科專家、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吳孟超，生前在接受《環(huán)球人物》記者專訪時特別提起過陳嘉庚。全面抗戰(zhàn)期間，吳孟超還是身居馬來西亞的一名初中生。畢業(yè)時，他就是在陳嘉庚的感召下向同學們倡議，把用來畢業(yè)聚餐的錢和在當?shù)匮莩瞿季鑱淼腻X聚集起來，支持祖國抗日，錢款經(jīng)陳嘉庚被送往延安。“當時的僑領分成兩派，陳嘉庚支持共產(chǎn)黨，還有的支持國民黨，我們學校受陳嘉庚影響，都相信共產(chǎn)黨。”吳孟超說。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蔣介石發(fā)動內戰(zhàn)。陳嘉庚敏銳察覺到美國政府對蔣介石的支持，便立即以南僑總會的名義，代表南洋華僑致電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抗議美國援助蔣介石，要求美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撤走美國的海陸空軍和一切武器。陳嘉庚擔任董事會主席的《南僑日報》也不斷發(fā)文抨擊國民黨政權，揭露國民黨政府的本質。
“嘉庚先生有著特別純粹的愛國精神。”呂嫻說，“不論是辦教育、抗日救亡，還是選擇擁護能夠讓人民當家作主的共產(chǎn)黨，他的想法其實就是很簡單一句話：想讓中國好。”
陳嘉庚（右）與愛國華僑領袖莊西言。 一個遺愿
1949年5月，受毛澤東主席邀請，陳嘉庚回國參加政治協(xié)商會議。此時，陳立人剛出生2個月。“第二年，祖父就回國定居了，我和父輩們留在新加坡生活，所以我對爺爺生前的事沒有太多的印象，只見過他的照片和信件。爺爺?shù)淖趾芮逍恪?rdquo;
1949年9月17日，陳嘉庚（左）與毛澤東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前合影。（集美大學供圖） 新中國成立后，陳嘉庚定居集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全國僑聯(lián)主席等，積極建言獻策，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許多貢獻。
1957年7月2日，陳嘉庚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發(fā)言。（集美大學供圖） 他的很多精力依然傾注在教育上，年近八旬還親自主持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的修復、擴建工作，每天拄著拐杖，到各個學校的工地上視察工程進度。人民政府每個月給他的工資是500多元，他規(guī)定自己的伙食費為每月15元，節(jié)省下來的每一分錢都作為建校費用。從1950年定居集美到他逝世的11年間，他為集美學?；I資575萬元。
“我記得，祖父那時經(jīng)常寄越洋信件來籌款。一到周末晚飯后，父親、國慶叔和愛禮姑姑就在客廳里秘密商量如何幫祖父籌集捐款。”陳立人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回憶道，“有時我聽見了他們商量的事情，只覺得很深奧，聽不懂，也不敢問。當時新加坡還是英屬殖民地，很多話題還是很敏感的。真不知道父輩們是通過什么途徑將那一筆筆籌款寄到國內來的。”
一家人為興學傾注資產(chǎn)，生活中卻克勤克儉。陳立人小時候，父母能供他讀書，但旅游之類的額外開支是無法提供的。“我上學時每個月只有2角零用錢，舍不得用，一直攢到2元，再跟同學去看場電影。即便只能買最前排位置的票，仰著頭看得模模糊糊，但還是很開心。”陳立人笑著講自己童年時的“省錢大法”——出門就穿校服，“這樣坐公交車便宜，只需要花5分錢”；講那時一到雨季，叔叔家就會被水淹，只能到他家來吃飯，“最奢侈的時候，母親會拿雞蛋和豆腐一起蒸飯給大家享用”。
“我祖父就是一個非常節(jié)儉的人。1961年，我父母和國慶叔回國探親，看到我祖父十幾年前從新加坡帶回國的一個小鬧鐘竟還在用。無論住在哪里，祖父房間的陳設都很簡單，桌椅基本是舊的。他特別反對鋪張浪費，也不喜歡別人給他祝壽。他晚年還在新加坡時，有一次家里人偷偷給他祝壽，他突然回來了，大家十分緊張，在他進門之前趕緊把祝壽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收起來了，一直等到他出門，才把東西再擺出來。”
1961年8月，87歲的陳嘉庚因病在北京逝世，歸葬于廈門集美鰲園——這里刻錄著《臺灣省全圖》。生命的最后時光里，這位老人念念不忘的仍是國家統(tǒng)一，臨終前交代：“最要緊的是國家前途……應盡早解放臺灣，臺灣必須回歸中國。”
很多關于祖父的事情，陳立人是1986年才開始了解的。那年11月，他第一次回到廈門。“我當時忙完工作就只剩一天空閑時間，去參觀了華僑博物館和鰲園。盡管時間短促，但我對祖父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陳立人說，1998年之后，隨著國際交流越來越多，他才真正深入地、透徹地理解了祖父和他的事業(yè)。“比起自豪，我感覺是壓力更多。作為嘉庚后人，擔子很重，責任很重！”
陳嘉庚有兩句名言：“金錢如肥料，散播才有用。”“財自我辛苦得來，亦當由我慷慨捐出。”他如此說，一生也如此做。
“祖父沒有給后人留一分錢，目前我們第三、四、五代近300多人散布在世界各地，都過著尋常人生活。但是祖父留給我們一種精神：嘉庚精神，讓我們受益無窮。”陳立人說，“作為僑胞，我們永遠不變中國心，永遠不會停下愛國的腳步！”（感謝集美大學對本篇報道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