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0日，延安。
21歲的蕭軍，經(jīng)過20多天跋涉抵達這里，住進陜甘寧邊區(qū)招待所，意外碰到了昔日好友丁玲。丁玲比他早到一年多。故友重逢，相談甚歡，聊到晚上才各自散去。第二日，丁玲去見毛主席，無意聊起蕭軍不請自來已到延安。對蕭軍，毛主席早有耳聞，知他是魯迅的大弟子，也很欣賞他的小說《八月的鄉(xiāng)村》，當即派人前往招待所表示問候，并邀其見面。
1961年，毛主席在廣州。
蕭軍性格倔強，一口回絕了。沒想到，毛主席第二天親自登門拜訪，并在招待所宴請了蕭軍。蕭軍被打動，決定暫留延安。4月1日，陜北公學開學典禮結(jié)束后，毛主席拉著蕭軍、陳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人，在露天操場上會餐。當時的延安還有些冷，塵土飛揚的大風中，大家共用一只大碗盛酒喝，你一口，我一口，開懷暢飲，高談闊論。
這一幕讓蕭軍印象深刻。他晚年憶及當年的場景時說：“毛主席真是禮賢下士，平易近人，氣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偉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輕氣傲，就太渺小了。”
出身農(nóng)家，但系統(tǒng)讀過書、求過學的毛主席，這一生都十分重視、尊重知識分子，和諸多文人名士成為至交。作為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他深知“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不同時期將大量知識分子團結(jié)在身邊，共同為革命事業(yè)而奮斗。而通過與毛主席的交往，不同的知識分子在各自心中也留下了不同的毛主席印象。
作家
“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
——毛主席給蕭軍的信
“我是很羨慕你那樣從容寬闊的，但這一時是不容易學習的。”
——蕭軍給毛主席的信
蕭軍到達延安一年多后，1939年12月，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這一專門論述知識分子問題的黨內(nèi)正式文件規(guī)定：“今后一切戰(zhàn)區(qū)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yīng)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整個社會主要矛盾變成中華民族和日本帝國主義矛盾，黨的工作重心也由過去主要的國內(nèi)階級斗爭變?yōu)槊褡宥窢?。所以，我們黨要團結(jié)一切可以團結(jié)的力量，建立中華民族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執(zhí)行副主任龔云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表示：“剖析毛主席的思想文化結(jié)構(gòu)，可看到對中國傳統(tǒng)主流文化的批判，對西方文化的學習，使青年毛澤東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為革命的知識分子典范。這也影響著他對知識分子的認識。”
一大批愛國青年如潮水般涌入延安。據(jù)統(tǒng)計，1938年至1939年間，約有6萬名學者、藝術(shù)家和知識青年投奔延安。決定下發(fā)后，更多熱血青年“打斷骨頭連著筋，扒了皮肉還有心，只要還有一口氣，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1938年4月，毛主席在魯迅藝術(shù)學院演講。
“對待遠道而來的知識分子，黨和毛主席采取團結(jié)尊重的態(tài)度，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guān)心照顧。”龔云說?？破兆骷腋呤科渥鲈囼灂r感染病毒，留下終身殘疾。到延安后，毛主席對其格外款待：安排他在陜北公學住下，派一位護士照顧他生活，派一位秘書幫助他工作。之后還專門去看望他。“毛主席就坐我對面的長凳上，問我有什么困難和需要？給我講抗戰(zhàn)形勢和我們今后的任務(wù)；講古典自然科學和自然辯證法……這與我來延安之前貧病交迫，靠寫作度日的情況，是多么鮮明的對照啊！我想：這不單是對我個人的照顧，而是對一切愿意革命的知識分子、科技工作者的鼓勵。”高士其說。
毛主席經(jīng)常與文藝界知識分子見面、談話、通信，談思想、談藝術(shù)、談工作等。很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艾青說“腦子里留下了永遠不會消失的一個既魁梧又和藹的身影和笑容”；老舍說“見過共產(chǎn)黨的主席，兩個黨一比，便分外地明白了”；范長江說“許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誰知他是書生儀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diào)，又類三家村學究”……
蕭軍1938年在延安停留數(shù)日后離開，1940年才正式到延安。一年后，他對延安的氛圍逐漸感到不適，生出一些意見。1941年7月8日，他致信毛主席，借《毛主席抗戰(zhàn)言論集》一書，并請教一些問題。他等了將近一個星期，未見回信，7月15日再去信一封，推測“不見回示”的原因，以為“自己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級’等嫌疑”。毛主席接到信后，知道蕭軍誤解了，便在8月2日復了信：
“蕭軍同志：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已附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于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shù)的壞現(xiàn)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yīng)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diào)理人我關(guān)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談一回。”
這封誠懇坦率、推心置腹的回信，令蕭軍深受感動。他當天回信：“承您誠懇地指出我的病根，這是值得鄭重感謝的！”“我是很羨慕你那樣從容寬闊的，但這一時是不容易學習的。”之后，兩人又相約見面暢談。毛主席給蕭軍提了兩條建議：一是針對敵人，保護革命者；一是針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目的是愛惜自己。蕭軍后來回憶說，“我們這次談話是比第一次更透徹和隨便一些”。
1942年5月，毛主席和參加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的人員合影。
從1941年7月18日到1942年5月29日，不到一年時間，毛主席和蕭軍直接交往達13次之多。每次都被蕭軍寫在日記中。晚年彌留之際，他對女兒說：“我之所以和彭真、毛主席相交，首先，他們不是按一般的作家來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領(lǐng)袖來看待他們的；其次，我不是他們的下級，我尊重他們，但也并沒忘記我自己。我們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賓半友的形式相處的。”
1976年，毛主席逝世，蕭軍悲痛不已，寫下悼念詩兩首，說毛主席“一生賚志拯中國，天地為心濟世窮”。
蕭軍，1938年第一次到延安。
文藝家
“你要分清楚這是個別的，還是一般的，是局部的，還是全局的。”
——毛主席評華君武的漫畫
“這都是后來我追求的一個方面，假如沒有這些東西，我的漫畫也不會這樣。”
——華君武憶毛主席的點評
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主觀上追求進步、追求光明，好多人是抱著追求革命的理想到來的。
“但也有不少知識分子還是小資產(chǎn)階級世界觀，與一些工農(nóng)干部產(chǎn)生了矛盾，面臨如何與工農(nóng)結(jié)合，如何為工農(nóng)服務(wù)的問題。文藝知識分子表現(xiàn)尤為明顯，一些人鼓吹要樹立‘為藝術(shù)的人生觀’，要‘藝術(shù)指導政治’，公開宣揚小資產(chǎn)階級作家始終是中國文學運動的主力。”龔云說，根本原因是這些知識分子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在實際工作中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不適當?shù)貜娬{(diào)教育和藝術(shù)等領(lǐng)域的所謂“正規(guī)化”。
毛主席也注意到了文藝界人士中彌漫的不滿情緒。在一次與魯藝幾位黨員教師談話時，他說：“知識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資產(chǎn)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的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fā)牢騷。”
1942年初，毛主席單獨約見艾青，明確提出：“現(xiàn)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yīng)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么辦？”
艾青，1941年奔赴延安。
艾青說：“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
毛主席謹慎地問道：“我說話有人聽嗎？”
艾青說：“至少我是愛聽的。”
與艾青的這次談話，更堅定了毛主席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想法。過了兩天，毛主席又給艾青寫了第二封信：“前日所談有關(guān)文藝方針諸問題，請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希隨時賜知為盼。此致敬禮!”在“反面的”三個字上面還特意打了三個圈。
當時，艾青的文藝理論基礎(chǔ)并不是很深厚，也不知如何收集反面意見，就寫了篇文章《我對于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交給毛主席。不久，他應(yīng)邀來到毛主席的住處談話。
對于這次談話，艾青回憶了一個細節(jié)：“我準備記錄，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搖晃，我跑出窯洞去找小石片來墊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還快，馬上揀來小瓦片墊上，桌子不再搖晃了。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不要說他是革命領(lǐng)袖，就連一個連長也不會那么快跑去揀石頭。”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會上，大家對延安文藝界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5月23日下午，毛主席發(fā)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徹底解決了文藝為什么人以及如何服務(wù)等問題，使整個延安的文藝界思想上得到了大解放。
“這次延安文藝座談會，實際上也反映出毛主席當時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既要團結(jié)、尊重，又要政治引導、教育改造。但是方法上，他采取的是循循善誘的教育，并且跟知識分子交朋友，用一個真正的可接受的方式去引導。”龔云說。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艾青寫信給毛主席，主動要求到前方去體驗生活與寫作。毛主席回信表示贊成。后來，艾青的創(chuàng)作也發(fā)生改變，排練秧歌劇《牛永貴受傷》深受群眾喜愛，還寫作《秧歌劇的形式》一文，發(fā)表在《解放日報》上。毛主席閱后，對艾青說：“你的文章我看了。寫得很好，你應(yīng)該寫三十篇。”后來，這篇文章在毛主席的指示下，還被印成小冊子廣為宣傳。
1942年8月的一天，毛主席把蔡若虹、華君武、張諤3位畫家請到延安棗園自己的家中吃飯、聊天。聊著聊著，毛主席和華君武談到了《解放日報》上的一幅漫畫——《1939年延安植的樹》。這幅畫是華君武所作，畫面很簡單，只是一棵孤零零的禿樹。
在華君武的回憶里，毛主席先問了他的創(chuàng)作動機，之后說：“延河植樹植得不好，應(yīng)該批評。但是，要分清個別和一般。比方說王家坪植樹不好，就應(yīng)該批評延安王家坪植樹。你不寫，光畫一棵樹，就好像是說整個的延河植樹都不好，這不準確。你要分清楚這是個別的，還是一般的，是局部的，還是全局的。”
經(jīng)過這番開導，華君武開竅了，開始意識到自己漫畫存在一些問題：第一，自己的漫畫不是與人為善的；第二，存在片面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當時全國都在抗戰(zhàn)，民族矛盾很突出，而自己的漫畫所表現(xiàn)的都是人民內(nèi)部的一般問題。就這樣，他開始在創(chuàng)作中改變畫風，向大眾化、民族化方向發(fā)展，“這都是后來我追求的一個方面，假如沒有這些東西，我的漫畫也不會這樣”。
后來，丁玲在給《延安文藝叢書》寫的總序中概括了文藝知識分子面向工農(nóng)兵后取得的成績：新的木刻、密切結(jié)合群眾、反映群眾斗爭的木刻在古元、彥涵等的刻刀下出現(xiàn)了。艾青寫了對勞動模范的贊歌，李季寫了《王貴與李香香》的新民歌，歐陽山等寫了歌頌英雄、歌頌光明以及反映陜北新生活的報告文學。接著是短篇小說、中長篇小說以及民間說書等，都以抗日戰(zhàn)爭和曲折的階級斗爭為題材而陸續(xù)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這時的秧歌經(jīng)過專業(yè)的和業(yè)余的文藝工作者的團結(jié)合作，改造、提高，也從初級發(fā)展成為生動、活潑、新鮮的小歌劇。每當《兄妹開荒》《牛永貴受傷》《一朵紅花》《趙福貴自新》《劉順清開荒》等演出時，鑼鼓一響，人們都從窯洞里涌出來，沖下山坡、圍滿廣場。
“陜北的冬天雖然很冷，但演出場上的熱烈氣氛，把人們的心都融化了。”丁玲寫道。
名士
“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jié)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毛主席對梁漱溟說
“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憶毛主席
1948年初，解放戰(zhàn)爭已經(jīng)取得重大勝利，中共中央開始集中精力研究新形勢下包括知識分子政策在內(nèi)的黨的各項政策問題。2月，《中共中央關(guān)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guī)定（草案）》明確做出規(guī)定，將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從剝削階級的范疇中剝離，納入到“勞動人民”中來。
“1947年，解放區(qū)個別地方在土地改革和群眾運動中出現(xiàn)了‘左’的偏向，表現(xiàn)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就有‘簡單的根據(jù)知識分子的出身成份而無區(qū)別的加以洗刷’等。這些問題都需要面對和糾正。”龔云說，明確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不僅有利于中共制定和執(zhí)行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且有利于最大限度爭取和吸納各階層知識分子參與革命和建設(shè)。
1948年“五一”勞動節(jié)，中共中央發(fā)出號召，提議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這一號召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yīng)。1949年1月，柳亞子在香港收到毛主席的電報，立刻出發(fā)北上。
1949年5月，毛主席與民主人士柳亞子在香山雙清別墅合影。
柳亞子與毛主席初識于上世紀20年代，彼時國共合作受到國民黨右派破壞，二人相見于廣州，談及時局，頗有共鳴，從此結(jié)下了深厚友誼。1945年重慶談判時，兩人重逢，毛主席還書《沁園春·雪》贈與他。1949年3月，柳亞子等人順利抵達北平。3月25日，中共中央也從西柏坡遷到了北平。當晚，毛主席宴請柳亞子等知名人士。這是兩人時隔3年后再重逢，柳亞子借著興致，賦詩一首，其中一句是：“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換到今茲。”
初到北平，柳亞子覺得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牢騷”不斷。3月28日，他寫下《感事呈毛主席》，表達內(nèi)心的不滿，流露出歸隱故鄉(xiāng)的意思。毛主席看了以后，在4月29日寫下《七律·和柳亞子先生》，開導規(guī)勸柳亞子“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并于5月1日專門到訪柳亞子住處，與其同船游覽昆明湖。
5月5日，毛主席邀柳亞子到香山寓所敘談，中午設(shè)宴款待，柳亞子因“談宴極歡”，歸寓后仍興奮不已，“寫信數(shù)封，十二時始睡”。在《五月五日馬克思誕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詩前，他說：“談詩論政，言笑極歡。自揆出生六十三齡，平生未有此樂也！”毛主席的熱情和寬慰，很快消解了他的“牢騷”。后來，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中共對我極客氣，對文化人亦極好。”
1950年9月，柳亞子一家最終在北平城內(nèi)一個四合院定居。院內(nèi)寬敞，還種著棗樹、葡萄樹，毛主席特意為他寫了一塊“上天下地之廬”的匾額，柳亞子很珍愛，將其懸掛于家中客廳的墻上，時時都能看見。
“毛澤東和柳亞子是近現(xiàn)代中國詩壇上的雙子星。兩人之間心有靈犀一點通。”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副院長汪建新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
1938年1月，毛主席會見訪問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
對另外一位黨外老朋友梁漱溟，毛主席也未曾忘懷。這兩位同齡人之間有著一段非同尋常的交往。
1938年1月，梁漱溟只身奔赴延安，受到毛主席的熱情接見。此次延安之行，毛主席共會見梁漱溟8次，每次交談都在兩小時以上，有兩次幾乎是徹夜長談。長談的主要議題是：一旦抗戰(zhàn)勝利，如何建設(shè)一個新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兩人分歧較大，甚至產(chǎn)生了爭論。
梁漱溟后來回憶說：“現(xiàn)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主席作為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有時踱步，有時坐下，有時在床上一躺，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后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jié)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1950年1月，重慶解放才兩個月，毛主席就電邀身在重慶的梁漱溟來北京，共襄國是。之后，兩人交往日見頻繁，幾乎每隔一兩個月就有一次晤談，話題涉及方方面面。然而，1953年在一次會議上，這對老朋友因意見分歧而發(fā)生公開沖突，友好關(guān)系中斷。
1983年，90歲的梁漱溟到韶山參觀。念及故人，念及當年的爭吵，他說：“當時是我的態(tài)度不好，說話不講場合，使他很為難……那件事后，我的政協(xié)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主席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最后，梁漱溟感嘆道：“毛主席的思想確實是博大精深，是可學不可及的！”
科學家
“他是我們的幾個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論王’，‘火箭王’！”
——毛主席評價錢學森
“毛主席要我們創(chuàng)新，我們做到了嗎？”
——錢學森憶毛主席
新中國成立后要治理國家，更需要知識分子。有老干部想不通，革命那樣艱難的事都干成了，搞建設(shè)還不行嗎？為什么要那樣重視知識分子？于是說：“不要他們也行。”
1956年１月，毛主席在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就此反駁：這是“很不聰明的話”“現(xiàn)在我們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術(shù)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學，革愚蠢無知的命。技術(shù)革命，文化革命，沒有你也行呀，沒有他們就不行了。”
之后不久召開的第六次最高國務(wù)會議上，毛主席提出我國應(yīng)該有一個遠大的科技規(guī)劃。為了制定《1956年—1967年科學技術(shù)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綱要》，中央調(diào)集600多名科技專家，邀請近百名蘇聯(lián)專家參加規(guī)劃編制的實際工作。我國在新技術(shù)革命中開出的“五朵金花”——半導體、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噴氣技術(shù)、無線電電子學，都在這一規(guī)劃中確定，并于上世紀50年代后期迅速上馬、發(fā)展起來。
“毛主席深刻認識到中國近代之所以落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學技術(shù)落后，而要發(fā)展工業(yè)化，實現(xiàn)科學技術(shù)現(xiàn)代化，就必須要重視發(fā)揮科技的力量，重視自然科學知識分子。”龔云分析說。
毛主席本人一直擠時間關(guān)注、學習自然科學。他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論》，也讀李四光的《地質(zhì)力學概論》、竺可楨的《歷史時期氣候的波動》等。除了讀相關(guān)書籍，毛主席還經(jīng)常與科學家討論、交流：同物理學家周培源等人談基本粒子與哲學；接見橋梁工程學家茅以升，說“我們要建國，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分析化學家付鷹對大學教育的見解，說“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
為了壯大我國的科技力量，黨和人民政府把爭取海外學子回國工作作為一大重點。李四光、錢學森、華羅庚、周培源等，歷經(jīng)艱辛回到祖國。錢學森于1955年10月回國后，回來后即成為毛主席的“第一貴賓”。
1956年2月，作為新當選的政協(xié)委員，錢學森參加了全國政協(xié)會議。當晚，毛主席宴請參加會議的全體委員。入場時，錢學森疑惑地發(fā)現(xiàn)自己的座位從第三十七桌調(diào)到了第一桌。這時，走進宴會場的毛主席熱情地招呼錢學森：“學森同志，請坐這里。”原來，毛主席在會前審看宴會名單，親筆把錢學森的名字勾到自己右邊的座位。宴會中，毛主席高興地對錢學森說：“聽說美國人把你當成五個師呢！我看呀，對我們來說，你比五個師的力量大多啦！”
1956年2月，毛主席和錢學森在宴會上。
1958年8月28日下午，中南海豐澤園，火箭專家錢學森和原子能專家錢三強，向毛主席匯報國防尖端科研的進展情況。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副總理和宋任窮上將也在座。
錢三強首先匯報了原子彈的研制情況：“如果考慮到蘇聯(lián)在履約上有變化，我們在人力、物力、財力和技術(shù)等方面會遇到很大困難。比如，我們的鈾原料就不夠用。”
這時，周總理插話道：“我們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要做好立足國內(nèi)的思想準備。”
“怎么樣？”毛主席一邊吸煙，一邊問坐在他左邊的錢學森：“錢學森同志，你說說看。”
錢學森沉思片刻說：“周總理說得好，關(guān)于‘兩彈’的研制，要有立足國內(nèi)的思想準備，這就需要組織全國大協(xié)作。”
“哦，這個建議很好。”毛主席將煙蒂在煙灰缸里捻滅，站起身，走到周總理面前，一再叮囑，要盡快組織落實。后來，毛主席在中央關(guān)于研制“兩彈”的一個重要文件上，作了如下批示：“要大力協(xié)同，做好這項工作。”
兩年后，1960年11月5日，我國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發(fā)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年12月26日，毛主席舉辦生日宴會，錢學森受邀參加，又被安排和毛主席一張桌子就座，同桌的還有勞模等。宴會上，毛主席笑著說：“今天，請各位來敘一敘，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原子彈爆炸了，我們的火箭試驗成功了，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說話，更有底氣了！”接著，毛主席指著錢學森，說：“我現(xiàn)在特別向在座的諸位介紹一下我們的錢學森同志，他是我們的幾個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論王’，‘火箭王’！他這個‘王’用工程控制論一發(fā)號令，我們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們的‘工程控制論王’和‘火箭王’錢學森同志！”
錢學森不負重托。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研制的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fā)射。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尖端國防武器，極大地鞏固了中國的軍事實力和國際地位，為中國贏得了較長時間的和平發(fā)展環(huán)境。
正是在毛主席的關(guān)懷和重視下，我國的天文、地質(zhì)、尖端科學等才得到空前迅速的發(fā)展。李四光摘掉了我國“中國貧油”的帽子，還找到了一批鈾礦資源，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作出了重要貢獻；竺可楨開創(chuàng)了我國現(xiàn)代氣象事業(yè)，為百廢待興的中國建立了許多第一個：我國第一批研究和治理沙荒的機構(gòu)、第一批研究冰川和海洋的科研機構(gòu)等；農(nóng)學家金善寶致力于小麥科學研究，不斷培育優(yōu)良品種，奠定、開拓了我國小麥育種科學的道路……
晚年，錢學森回憶毛主席對自己先后有6次接見，“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xù)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產(chǎn)黨給的”。他一直心系毛主席的囑托和科技思想。1995年1月2日，他給自己在研究系統(tǒng)科學過程中組織起來的學術(shù)團隊的6位學者成員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元旦剛過，我就給諸位寫這封信，這是因為我讀了《中國科學報》去年12月26日4版上幾篇紀念毛主席誕辰101周年的“毛主席與科學”研討會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毛主席要我們創(chuàng)新，我們做到了嗎？
……
但是今天呢？我國科學技術(shù)人員有重要創(chuàng)新嗎？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認為我們太迷信洋人了，膽子太小了！
我們這個小集體，如果不創(chuàng)新，我們將成為無能之輩！我們要敢干！
后來，有學者認為，“這封信與10年后他在病榻上提出的‘杰出人才培養(yǎng)之問’一脈相承”，將之列為“錢學森之問”的源頭。
“縱觀毛主席這一生，他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要歷史地看、辯證地看、全面地看。不要把個別的、特殊時期的一些看法上升到他整個一生的看法，不要把他部分的、可能有些片面的觀點當做他對知識分子的整體看法?？傮w上來說，他對待知識分子是重視的，團結(jié)、尊重、引導，而且和不少知識分子成為知交，毛主席不同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反映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發(fā)展變化與黨的中心任務(wù)密切相關(guān)。我們要以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為指導，正確、全面地看待、評價知識分子。同時要站在更宏闊的歷史視野、世界高度，充分認識到知識分子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在社會主義建設(shè)當中的重要性，更好地引導廣大知識分子在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建功立業(yè)、作出更大貢獻。”龔云說。
系列報道：
毛澤東 踏遍青山人未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