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歲的毛澤東，日常一天是這樣度過的——
在井灣里私塾讀書，沉浸在“旁門邪道”的雜書里，如《水滸傳》《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舊小說。老師不讓讀，少年就用課本擋著，偷偷讀?；氐郊依?，父親也不讓讀，他就用布把窗戶遮住，讓父親看不見燈光。老師毛宇居看到他喜歡讀雜書，就故意多點些如《左傳》之類的經書課文，讓他背誦。少年都能應付裕如。
82歲的毛主席，日常一天是這樣度過的——
身體衰老了，視力減退了，但讀書學習的精神絲毫未減。只要有閑暇，他就要讀書。所有書里，他讀的最多的還是中國的史書。“4000萬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讀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讀過一遍。”從1950年到1966年負責給毛主席管理圖書的逄先知回憶，在毛主席藏書二十四史的《晉書》封面上，有三冊寫著“一九七五、八”，有五冊寫著“一九七五，八月再閱”。字跡筆畫顫抖，卻很清晰。
1961年，毛主席在廬山上查閱圖書。
毛主席愛讀史書，也善于引用歷史典故。據(jù)統(tǒng)計，僅從《毛澤東選集》中有文可查的，即有中國歷史事件300多起，中外歷史人物100余人。從濟世能臣、農民領袖到思想巨擘、文學大家等，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他都有評點。
“毛主席評點歷史人物有兩個主要特征：一是古史新解，不人云亦云。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挖掘中國歷史，見解獨到；二是古為今用，為現(xiàn)實斗爭服務。當然他運用時經過了一些加工和改造，不是完全的照搬照套。”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周溯源總結道。
“圣賢”與“豪杰”
“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毛澤東青年時對曾國藩的評價
“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其政治立場和作為，自是站在歷史進步反面的。”
——毛主席晚年時對曾國藩的評價
青年毛澤東崇尚圣賢。那時他對歷史人物的點評中，常常有“圣人”“豪杰”等字眼。1913年他在湖南省第四師范讀書時的課堂筆記《講堂錄》，就記錄了這樣一段話：
“圣賢，德業(yè)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侖），豪杰也，而非圣賢。
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陸、王陽明等是也。
宋韓、范并稱，清曾、左并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范、曾辦事而兼?zhèn)鹘讨艘病?rdquo;
在青年毛澤東心目中，稱得上“圣賢”的都是既“辦事”又“傳教”的人，首推范仲淹和曾國藩。與之相近的概念則為“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如宋朝大臣韓琦和清朝名臣左宗棠。
《講堂錄》中，毛澤東多次談到范仲淹。一段是談他的幼時經歷、志向與家風：“范文正世家子，父喪，幼隨母朱適，故名朱悅。初不自知其為范世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極而泣。勵志苦學，三年衣不解帶。”另一段則談到范仲淹為官砥礪廉潔，老百姓才“始守綱常而戒于不軌”。
1917年8月23日，24歲的毛澤東給遠在北京的老師黎錦熙寫了一封長信，其中提到“擬學顏子之簞瓢，與范公之劃粥”。據(jù)《范文正公集》記載，范仲淹晝夜苦學，常煮粥一小鍋，等凝結后用刀劃成小塊，早晚各取兩塊吃。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和范仲淹的“劃粥”而食，都是以苦讀為樂，毛澤東準備效仿。
“在接受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之前，毛澤東的精神底色還是偏向于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這種對圣賢的推崇，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心理結構一脈相承，是典型的‘內圣外王’‘圣賢治世’的唯心史觀。在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它就被徹底拋棄了。”
毛澤東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曾多次評價曾國藩，從中能看出這一鮮明轉變。
少年毛澤東親昵地稱曾國藩是“吾之先民”。其淵源在于曾國藩是湘鄉(xiāng)人，而毛澤東8歲前基本上住在湘鄉(xiāng)的外婆家。曾國藩名滿鄉(xiāng)里，拜讀曾氏書籍成為一代湖湘學子的風尚。毛澤東也不例外，16歲就讀過《曾文正公全集》。韶山毛主席紀念館至今存有清光緒年間木刻本《曾文正公全集·家書》的第4、6、7、9卷，每卷扉頁上都有毛澤東手書的“詠芝（毛澤東的字，后改為潤芝）珍藏”。
長沙求學期間，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是一位“曾國藩迷”。得知毛澤東與曾國藩的淵源后，楊昌濟便“引曾滌生（曾國藩的號）、梁任公（梁啟超的號）之例以勉之”。這一時期，毛澤東對曾國藩的推崇更明顯了。《講堂錄》中，毛澤東多處摘錄曾國藩的話。1917年，毛澤東寫信給黎錦熙，甚至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之后，毛澤東對曾國藩的認識就變化了。1926年，他在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授課時說：“洪秀全起兵時，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利用這種手段，撲滅了他。這是洪秀全的手段錯了。”同年，在《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一文中，毛澤東說：“大家只知道打倒他（指洪秀全）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道真正打倒他的主力軍，卻是地主階級。打倒太平天國出力最多的是曾國藩，他當時是地主階級的領袖……故太平天國之事，不是滿漢的戰(zhàn)爭，實是農民和地主的階級斗爭。”
“曾國藩不僅是文人，還是軍事家，善于以傳統(tǒng)封建文化綱常來維系軍心，以忠義血性、親子師友關系來帶兵，毛澤東說的‘手段’就是指的這些。雖然‘肯定’了曾國藩的手段，但他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曾經被尊為‘圣賢’的曾國藩，終歸代表的是地主階級的利益。”周溯源說。
這一認識一直延續(xù)到他的晚年。1969年，毛主席談話中又提到曾國藩，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近代中國人尤其湖南人，從權貴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學子，大多佩服曾國藩，佩服其治學為人和帶兵做事……其政治立場和作為，自是站在歷史進步反面的。”
“盜”“匪”“賊”“寇”
“這些小說里有一件事很特別，就是沒有種田的農民。”
——毛澤東童年讀歷史小說時所想
“歷代農民革命斗爭性質當然與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不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讀人物傳記時說
年少時期的毛澤東，肯定圣賢、君子，以期他們擔當起改造人們思想和世界的重任。相應的，凡人則是需要被拯救的——毛澤東1917年寫信給黎錦熙，談到自己的見解：“自宜為一援手，開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于圣域。”這時，毛澤東的想法與儒家“亞圣”孟子的“惻隱之心”并無二致。
“到五四運動之后，雖然毛澤東依然關注歷史人物，但他的思想已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李佑新說，最能反映毛澤東思想變化的文章，是1919年在《湘江評論》上發(fā)表的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lián)合》，他曾經推崇的圣賢、君子被民眾所替代，“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他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lián)合”。
毛澤東對平民、農民式歷史人物的看法，也隨之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身為農家子弟，早在童年讀《水滸傳》時，毛澤東的腦子里就冒出過一些想法：“這些小說里有一件事很特別，就是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但那時，這些還只是模糊的認識。
1926年5月至10月，在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授課期間，毛澤東已經清晰地講到：秦朝末年，陳勝吳廣不堪其苦，遂輟耕而嘆，揭起義旗，他們純粹代表農民利益者。漢高祖雖為地主階級，但他勝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時，即與父老約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悅……至于漢時，其實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個壞人……均田制是王莽時倡的，可見他注意到農民問題了……
認識到不同階級所代表的利益，終其一生，毛澤東對那些平民、農民出身的“盜”“匪”“賊”“寇”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據(jù)老一輩革命家譚震林回憶，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在文家市召集受到挫折的部隊，率領隊伍向井岡山進軍。他總結歷史上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說：李自成為什么失敗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鞏固的根據(jù)地。
1944年，毛主席致信給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副主席李鼎銘，贊美李自成“實為陜西人的光榮”，并請其向《永昌演義》的作者李健侯轉達敬意與建議，“（此書）貶抑其整個運動。實則吾國自秦以來二千余年推動社會當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zhàn)爭，大順帝李自成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zhàn)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zhàn)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此書若按上述新歷史觀點加以改造，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獲作者同意否？”
毛主席也深知農民起義的局限性。毛主席的衛(wèi)士長李銀橋曾回憶，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以后，西柏坡的中央機關開始做進城準備。一天，毛主席問李銀橋“準備的怎么樣”，李銀橋說“都收拾好了”。“這里呢？”毛主席指了指李銀橋的太陽穴。見他不解其意，毛主席又說：“小心，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不要當李自成。”
逄先知回憶，毛主席比較喜歡看農民起義領袖的傳記。除了李自成，陳勝、吳廣、張角、張魯、王仙芝、黃巢等的傳記，他是常要看的。“歷代農民革命斗爭性質當然與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不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1958年武昌會議期間，他讀《張魯傳》時這樣總結。
墨子和孔子
“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毛主席在延安大生產運動中說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
——毛主席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說
喜歡梁山好漢、農民起義領袖的毛澤東，自青年時起，就對諸子百家中的墨家思想表現(xiàn)出深刻的認同與偏愛。
墨家“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其行事風格被士大夫們認為是“賤民之所為”。但墨家的人格理想和實踐，卻在平民大眾的心中扎下了根。其影響主要在于：一是自食其力的生活信念；二是平等互助的人際關系——歷代農民起義所高舉的，從“等貴賤，均貧富”，到“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正是墨子“兼愛”思想的旗幟；三是果斷無畏的行為方式和獻身精神。
毛主席擺滿半床書籍的睡床。
求學時，毛澤東被墨家學說深深吸引。1917年，他在讀《倫理學原理》時批注：“墨子之兼愛互助，并非棄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損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1918年，在組織新民學會時，毛澤東在會章中特意規(guī)定了幾條紀律：“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內容和墨家的實踐精神高度一致。
著有《毛澤東點評歷史人物》一書的作者盧志丹，在書中總結毛澤東一生偏愛墨子的原因：墨子是當時小手工業(yè)者和農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在近代搗毀“孔家店”的文化背景下，發(fā)掘和昭揭墨學獨具的現(xiàn)代性因素，成為否定儒學獨斷權威的重要方式。此外，墨學成為早期中國社會主義者理解和闡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基礎。1918年7月21日，新民學會同仁、黨的早期理論家蔡和森就曾寫信給毛澤東，說：“只計大體上功利，不計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來俄之列寧頗能行之，弟愿則而效之。”
1939年2月1日，毛主席對《墨子哲學思想》一文發(fā)表了系統(tǒng)的看法。全文近1200字，可能是毛澤東點評歷史人物字數(shù)最多的一篇。文章開篇就說：“《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
這一年，國民黨當局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毛主席敏銳地察覺到以后的局面會愈發(fā)困難，逐漸形成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理念。4月24日，“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為了鼓勵大家，他以墨子為例，說“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因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動手做桌椅子”。
事實上，毛主席一生都踐行著墨家求實行、講勤苦的人格理想。他和同學蕭子升徒步游歷，靠寫字作對聯(lián)糊口，沒花一個銅板。他的遺物中，有很多震撼人心的物品，如一件補了73個補丁、幾乎看不出本布的睡衣和一條打了54個補丁的毛巾被。“穿里面別人看不見，我不嫌就行。”
相比墨子，對于孔子、孟子這兩位封建社會的大圣人，毛澤東整體上持批判繼承的態(tài)度。
1938年10月,毛主席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說：“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遺產。”
1943年6月，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一篇關于“人性”問題的長篇通信中說：“一切剝削階級的學者關于人性、是非、善惡、好惡聯(lián)系起來所構成的學說，沒有一個不是說的錯誤百出的。”毛主席批道：“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這位領導同志提出：“我們決不能把這種哲學，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國文化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相反，這恰恰是中國文化的不良傳統(tǒng)。”毛主席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1964年2月，毛主席肯定了孔子的一些教育方式。他說：孔子有六門是禮、樂、射、御、書、數(shù)。御是指開坦克、開汽車。書是歷史，數(shù)是數(shù)學。樂是大提琴、大喇叭、小喇叭?，F(xiàn)在把孔夫子的傳統(tǒng)都丟掉了，只是死讀書。接著，毛主席又用批判的口吻說道：孔夫子教學也有問題，孔子沒有工業(yè)、農業(yè)勞動，因此四體不勤、五谷不分。
所有這些對古代思想家的評價，都深刻體現(xiàn)了毛主席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哲學智慧和辯證精神。毛澤東的文化思想也在此過程中逐步確立和成熟起來。1940年1月，在陜甘寧邊區(qū)文化協(xié)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講演里，毛主席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1956年4月，他又明確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藝術方針，大力繁榮社會主義文化。
“豪放”與“婉約”
“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
——毛主席評價李白、杜甫
“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毛主席評價李賀、賈誼等
立足于實際，這是很多人對毛主席的印象。而另一方面，我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噴薄而出的豪情、氣魄與想象力。這看似矛盾的兩面，卻如此和諧地共存于毛主席身上。
“毛主席是一個將革命現(xiàn)實主義、革命英雄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融合的典范，基于客觀實際之上，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周溯源評價道，“這反映到他的文學審美上，他尤其青睞于屈原、‘三李’（李白、李商隱、李賀）那種極富想象力的浪漫主義風格。”
1957年，毛主席批注范仲淹的詞時，就明確地說過：“讀婉約派久了，厭倦了，要改讀豪放派。豪放派讀久了，又厭倦了，應當改讀婉約派。我的興趣偏于豪放，不廢婉約。”
從青年時代起，毛澤東就喜歡讀《楚辭》。《講堂錄》共47頁，前11頁是他手抄的《離騷》《九歌》全文。1915年，毛澤東和羅章龍因為一份《征友啟事》相約在定王臺湖南省立圖書館見面，兩人海闊天空地談了兩三個小時，其中一個議題便是“主張對《離騷》賦予新評價”。
而據(jù)逄先知回憶，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也常常讀《楚辭》。1957年12月，他曾要求工作人員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盡量收集給他。逄先知收集了50余種，毛主席集中地閱讀了這些書。以后，他又在1959年、1961年兩次要《楚辭》，并在不同節(jié)點多次評價屈原其人其作，說“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對腐敗的統(tǒng)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如果繼續(xù)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還賦詩一首：“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
“三李”中，毛澤東最喜歡李白的詩。據(jù)曾為毛主席管理圖書的張貽玖統(tǒng)計，毛主席圈畫過的唐詩約600首，“三李”的詩約占1/3，而圈畫過的李白的詩有81首。1942年4月，毛主席約見何其芳、嚴文井等人，交換文藝工作意見，有人問他喜歡李白還是杜甫。他回答：“我喜歡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
毛主席對有關歷史的典籍、遺跡都很感興趣。圖為1958年3月，毛主席參觀成都杜甫草堂。
毛澤東為什么喜歡李白？1959年，兒媳劉思齊生了一場大病，毛主席寫信給她：“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這是李白的幾句詩。你愁悶時可以看點古典文學，可起消愁破悶的作用。”另一位兒媳邵華則回憶，毛主席評價李白的詩“文采奇異，氣勢磅礴，有脫俗之氣”。
但僅僅這樣理解是不夠的。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楊勝群表示：“毛主席是革命家詩人，而不是詩人革命家。他的基本思維或者說主導性思維，是革命家、政治家的理性思維，這決定了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的基本面。從毛主席的詩詞取向上，能看到他那種悲天憫民進而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那種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激越情感，以及壓倒一切敵人而從不為敵人所壓倒的英雄氣概。”
毛主席本人也表達過類似的意思。1938年4月28日，他在魯藝發(fā)表《怎樣做藝術家》的講話，指出“（有些人）以為浪漫主義就是風花雪月哥哥妹妹的東西。殊不知積極浪漫主義的主要精神是不滿現(xiàn)狀，用一種革命的熱情憧憬將來，這種思潮在歷史上曾發(fā)生過進步的作用”。1965年，他致信給陳毅，談到寫作今詩的要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斗爭與生產斗爭，古典絕不能要”。
也因此，毛主席“不甚喜愛”杜甫的詩，因為其詩“哭哭啼啼”。1957年，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填寫了首《菩薩蠻》寄給毛澤東，并索要他1921年寫給楊開慧的《虞美人》作紀念，這首詞語句凄婉：“曉來百念都灰盡，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毛主席回信：開慧所述的那首并不好，不要寫了吧。有《游仙》一首為贈。這就有了那首著名的、充滿革命浪漫情感的《蝶戀花·游仙》：“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飏直上重霄九。”
毛主席還喜歡李賀和李商隱的詩。他說李賀和賈誼、王弼、夏完淳一樣，“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并多次引用、點化李賀的詩，如“一唱雄雞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等。李商隱有很多無題詩，有些詩難以確指，眾說紛紜。1975年，文學史家劉大杰寫信給毛主席，說：“關于李義山（李商隱的字）的無題詩，說有一部分是政治詩，也有少數(shù)是戀愛詩，這樣妥當嗎？”毛主席1976年2月2日回信表示：“現(xiàn)在難下斷語，暫時存疑可也。”這封復信距離毛澤東逝世只有半年多。
在這些歷史人物、古典詩詞的“陪伴”下，毛主席走完了他的最后歲月。6個多月后，1976年8月26日，他向圖書管理員要了人生中借閱的最后一本書——北宋學者洪邁的讀書筆記《容齋隨筆》，書中內容豐富，包括人物軼事、制度沿革、王朝廢興，等等。毛主席一生都嗜讀歷史，這讓人想起他1941年在延安干部會議上講過的話：“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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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踏遍青山人未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