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李璐璐
人物介紹：
1936年，劉型在延安。
劉型（1906年—1981年），江西萍鄉(xiāng)人，祖籍湖南醴陵，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經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國家農墾部副部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全國政協(xié)常委等職。
2021年7月，劉松柏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劉松柏，八路軍老干部劉型和程宜萍之女，1945年出生于延安，1969年畢業(yè)于北京電力學院，后進入電力系統(tǒng)工作，1996年退休。
“我父親劉型是一名老紅軍，他上初中時，就看過李大釗的《今》，蔡元培的《勞工神圣》，并讀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等許多進步書籍，有了革命思想。于是，父親投筆從戎，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與羅瑞卿、陳伯鈞等編入同一個大隊。”劉松柏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說。“1927年，國民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大肆屠殺共產黨員。父親認清了國民黨的真面目，決定加入共產黨。”
此后，回到祖籍湖南的劉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堅持武裝斗爭。他參加了秋收起義，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跟隨黨中央到達革命根據(jù)地延安，曾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部長等職。晚年時，劉型時常向子女回憶延安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向他們講述延安精神。
一盒救命的老虎油
劉型曾跟女兒劉松柏提到過長征路上的故事。“父親說，在長征途中，對紅軍戰(zhàn)士來說，最重要的是兩樣東西：糧食和草鞋。”長征路上，有的戰(zhàn)友因饑餓昏倒在路旁，身為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后勤部政委的劉型看到，立刻給他喂吃的，戰(zhàn)友醒過來了，劉型就把自己的糧食分他一半。
過草地時，戰(zhàn)友李雪三的草鞋走爛了，腳也走破了，而草地里有的水是有毒的。劉型從李雪三身邊走過，看見他這個狼狽樣，就從懷里掏出自己最后一雙草鞋給了他。
李雪三走出了草地，解放后被授予中將。他經常跟家人回憶：“是劉型部長送我的那一雙救命草鞋，使我完成了長征路。”
在翻越夾金山時，戰(zhàn)士們把厚一點的冬衣都送給了當?shù)厣罾щy的百姓，穿著草鞋和單衣過雪山。劉型也只有一件毛背心，他讓大家多吃辣椒，帶一些辣椒、大蒜在路上御寒用，并要求所有戰(zhàn)士必須在中午12點太陽“下山”以前翻過最高峰，這樣才不至于凍死在雪山上。山下是風和日麗的6月天，山上卻是狂風大作，為了不被狂風卷走，七八名戰(zhàn)士圍成一個蘑菇形，一起團結向前移動。
行軍爬山時，劉型發(fā)燒了，渾身發(fā)冷，逐漸掉了隊。他翻遍全身，沒有食物和藥品，也沒有辣椒和大蒜，只摸到一盒老虎油（清涼油）。劉型心想：“我必須追上大部隊，我是黨員、我是干部，我要求戰(zhàn)士在太陽下山前翻過最高峰，我必須率先做到！”于是他急中生智，把這盒老虎油全部吃了下去。不一會兒，他感到身體逐漸輕松起來，便加快步伐，終于趕上了大部隊，順利翻越夾金山。劉型后來總說：“是這盒老虎油救了我一命。”
“是中國人，就有抗日的迫切要求”
紅軍長征到延安后，鞏固了陜北抗日根據(jù)地，劉型被任命為八路軍總政治部直屬敵工部部長。中共六中全會決議“建立中日二國與朝鮮臺灣等人民的反侵略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共同進行反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斗爭”，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敵工部的工作，就是配合我軍的軍事行動，不斷對日、偽軍進行政治工作，消弱和瓦解敵人的力量。
劉型帶領敵工部分析了偽軍的情況：不管他是長官還是士兵，只要他是中國人，除了少數(shù)大漢奸外，都不愿意過奴顏婢膝的亡國奴生活，都有抗日的迫切要求。
于是，八路軍以延安為中心，輻射到各個戰(zhàn)區(qū)，把對敵軍的工作做成了群眾運動。
劉型組織了各類學習班，使大家掌握黨的對敵政策、策略，對俘虜?shù)恼摺覍俚恼?，敵工部還組織大家學習日語。回到各個戰(zhàn)區(qū)后，大家共同做宣傳、瓦解、組織、策反偽軍等工作：寫標語、發(fā)傳單、喊口號，動員偽軍反正，宣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大家聯(lián)合起來打日本”“不替日本強盜當炮灰”“誓死不當亡國奴”等。無論哪個部隊的戰(zhàn)士都能用日語喊出：“日本士兵們！棄槍不殺你。”“日本士兵們！我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日本士兵們，打倒日本軍閥！”等等。
敵工部的同志在戰(zhàn)斗中繳獲的日軍士兵日記，其中這樣記載：“汽車在行進中，看見‘要求回國去’的傳單，我很秘密地把這件事放在心里……”
“甚至有的死亡日本兵身上藏有八路軍發(fā)的通行證，有的將我們所發(fā)的傳單，全部抄在日記中。這引起了日軍的動搖和軍官的恐慌。”劉松柏說。
1941年10月26日，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在延安召開，來自日本、印度、菲律賓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qū)及18個民族的代表到會。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35名學員集體加入八路軍。
“從延安的黨中央，到敵工部，再到各個戰(zhàn)區(qū)，一切黨、政、軍、民組織都不間斷地進行這種政治宣傳、策反、組織反正等工作，還聯(lián)合東南亞各國人民，組織了東方各民族的抗日的、國際的反戰(zhàn)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使之成為廣大的國內的、國際的群眾運動。”劉松柏說。
姐妹倆一起掉進冰河
1944年，抗戰(zhàn)發(fā)展到戰(zhàn)略反攻階段，黨中央為爭取國際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迎接全國解放，決定派三五九旅9個步兵連和組織部抽調的若干干部挺進華南，建立敵后抗日根據(jù)地，部隊簡稱“南下支隊”。王震任司令員、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參謀長、劉型任政治部主任、李立為政治部副主任。下設6個大隊，約5000人。
1938年，程宜萍在延安。
1948年，劉型和女兒劉松柏的合影。
劉型離開延安時，妻子程宜萍已經懷孕。1945年3月，女兒劉松柏在延安出生。“當時，媽媽正在延安黨校二部學習，我急匆匆來到這個世界，媽媽沒來得及去中央醫(yī)院，我就出生在黨校的宿舍里。媽媽生完我，休息了一會兒，又去學習了。”
為照顧前線將士的孩子和烈士子弟，在朱德和夫人康克清的推動下，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建立，張枳昌任保育院院長，劉松柏的媽媽程宜萍任院部支部書記。
1946年冬，胡宗南進攻延安，康克清到保育院進行了撤退動員，她說：“3天后，我們要撤離延安，保育院的宗旨是：一切為了黨、一切為了戰(zhàn)爭、一切為了孩子，在行軍中，大人在孩子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大家能做到嗎？”保育院的老師大聲回答：“能！”劉松柏和姐姐隨保育院撤退。
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孩子在行軍路上。
隊伍走到山西汾河敵我雙方的拉鋸區(qū)時，三五九旅的戰(zhàn)士們在汾河的薄冰上搭起了二尺多寬的臨時橋，保護著延安中央療養(yǎng)所、晉綏解放區(qū)民工運輸大隊、延安中央托兒所、中央黨校三部媽媽隊、延安第二保育院5個后勤單位悄悄過封鎖線。
“距離橋不遠處就是敵人的碉堡，過封鎖線的紀律是：大家都要靜悄悄的，不能喧嘩，不能哭鬧。第二保育院帶了將近150個孩子過封鎖線，最小的像我是1歲多，大一點的也只有四五歲，但保育院的孩子們經過了戰(zhàn)爭的洗禮，經過了叔叔、阿姨的教育，個個都像小八路軍戰(zhàn)士一樣，特別遵守紀律，沒有人喧嘩哭鬧。”劉松柏說。
張枳昌把大隊人馬分成了小隊，程宜萍負責包括自己兩個女兒在內的6個孩子和保育院的2個檔案文件箱，還有1名保育員、2名飼養(yǎng)員、3名警衛(wèi)員。
“母親分配好隊形，她把強壯的大騾子給別的孩子用，走在隊伍最前面。我和姐姐共用一頭小騾子，騾子背上放著垛子，一邊垛子里是我姐姐，另一邊是我，走在中間。母親騎著一匹馬，帶著文件箱走在最后壓陣。由于天黑，我和姐姐的騾子掉了隊。在過橋時，騾子滑倒了，我和姐姐連垛子都摔到冰河里去了。這時行軍隊伍已拉開了距離，母親早已走到了我們前面很遠處。那時不能大聲喊叫，只能后一個人對前一個人悄悄傳話：‘傳上去，程宜萍的兩個孩子都掉河里了。’當母親聽到這個消息時，已經過了同蒲鐵路5公里。她感到天打五雷轟一樣，差點從馬背上栽下來。她想立刻返回去找自己的孩子，但她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那些文件箱和其他4個孩子更重要。于是，母親堅守自己的崗位，流著淚，毅然決然地繼續(xù)向前走去。”
慶幸的是，三五九旅18歲的戰(zhàn)士全超跳下河救起了劉松柏姐妹倆，把她們送到老鄉(xiāng)家里的熱炕上取暖。第二天，戰(zhàn)士們用大衣裹著她們，背在背上，邊打仗、邊行軍，走了20多天，才把她們送到陳賡所在的太岳軍區(qū)的韓洪鎮(zhèn)。陳賡和夫人傅涯還給她們送來了繳獲敵人的戰(zhàn)利品——美國的奶粉和罐頭，并通知保育院，讓程宜萍到韓洪鎮(zhèn)接女兒。
當?shù)弥忝脙扇硕蓟钪鴷r，程宜萍高興極了。然而，劉松柏落水后得了肺炎，一直高燒不退。部隊的衛(wèi)生員只有1片阿司匹林，他對程宜萍說：“這是大人的藥量，給1歲多孩子吃下去，如果體溫立刻降下去，孩子必死無疑；如果體溫一點兒一點兒降下去，孩子就還能活。”程宜萍覺得，只能是死馬當做活馬醫(yī)了，便同意給劉松柏吃藥。經過三天三夜，劉松柏出了一身疹子，體溫逐漸降了下去，漸漸康復了。
1949年，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孩子集體進入北京。
行軍路上，每逢遇見敵機轟炸時，保育院的老師們就趴在孩子身上保護大家。他們繞到朝鮮，從平壤進入中國東北，勝利完成了轉移任務。“從延安到北京3年間，6000多里行軍路上，沒有死傷一個孩子。”
穿上紅軍軍裝結婚
新中國成立后，劉型調到北京工作，先后擔任北京地質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農墾部副部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等職。
“父親因工作需要，一直有專車，但他嚴格要求家屬，從來不讓我們乘坐他的專車。有一次我母親想搭他的便車到朝陽醫(yī)院看病，就碰了父親的一個軟釘子：‘你不是有月票嗎？為什么不坐公交車？’作為領導干部，他就是這樣以身作則的。”
1970年,劉松柏和同在保育院長大的梁漢平結了婚。“70年代的婚禮，也興照個簡單的結婚照，或出去旅游或請親朋好友聚聚。時髦的人還追求‘三大件’：自行車、縫紉機和手表。”劉松柏說，“但我們既沒有照結婚照，也沒有追求‘三大件’，而且沒有請任何親朋，只有雙方的媽媽參加了婚禮。”
北京結婚有個風俗，要“里外三新”。梁漢平知道劉松柏喜歡軍裝，就送了她一件解放軍的冬裝?；槎Y在北京六一幼兒園（原延安第二保育院）舉辦，兩位媽媽從食堂打來了憶苦飯：糠窩窩和野菜。“梁漢平的媽媽是六一幼兒園的園長，她本可以為我們借一間好點的宿舍來結婚，但作為黨員干部，她嚴格要求自己，只給我們借了一間倉庫。我們把舊倉庫打掃得干干凈凈，掛上了窗簾。沒想到，晚上睡覺時才發(fā)現(xiàn)，倉庫還有天窗，我們躺在床上能看到星星和月亮。現(xiàn)在回想起來，新婚的夜晚，閃爍的星星、明亮的月亮和我們做伴，簡直太浪漫了！沒過兩天，媽媽就把借的倉庫還給了單位。”
等到有了自己的孩子，劉松柏就把這些延安故事講給后輩聽。“女兒長大后，我們要求她參加‘紅軍第三代’培訓班的學習。女兒在革命老區(qū)的農民家里吃、住了一段時間，聽了許許多多老紅軍的故事，流下了熱淚。她回來后，跟我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現(xiàn)在理解了姥爺在世時，為什么不讓姥姥搭他的公車了！’她真正理解了，老一輩革命者都是無私、無畏的，他們心里想的、行動中做的都是為人民、為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奮斗。”
2001年，劉松柏和梁漢平的女兒也結了婚。女兒主動要求，在婚禮上穿紅軍軍裝結婚，以此表示對紅軍的敬仰、對紅軍精神的學習和繼承。
劉松柏非常欣慰：“當年我的父母在延安是穿草鞋結婚的；而我是吃憶苦飯結婚的；現(xiàn)在，女兒又穿上了紅軍軍裝結婚。我們家?guī)状说幕槎Y，成為紅色精神的傳承曲。通過結婚這件事，我們把紅色基因、延安精神代代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