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標碩望，領袖群賢：劉伯明的事功與影響

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靈魂

1923年11月24日，劉伯明因腦膜炎去世后，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在《學衡》第26期上撰寫了《劉伯明先生事略》。九年后，中央大學教授柳詒徵、張其昀、繆鳳林、倪尚達主編的《國風半月刊》第9期（1932年11月24日）為劉伯明出版了紀念專號。主要悼念文章有《悼先夫伯明先生》（劉芬資）、《悼先兄伯明先生》（劉經(jīng)邦）、《九年后之回憶》（梅光迪）、《憶劉師伯明》（胡煥庸）、《中國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運動》（胡先骕）、《學風——為紀念劉伯明先生作》（劉國鈞）、《〈四十二章經(jīng)〉跋》（湯用彤）、《劉先生論西洋文化》（繆鳳林）、《教育家之精神修養(yǎng)》（張其昀）、《劉伯明先生逝世紀念日》（張其昀）、《劉伯明先生事略》（郭秉文）。其中《九年后之回憶》是遠在美國教書的梅光迪專門為好友寫的紀念文章。

劉伯明

從多位友人的回憶、紀念文章中，可以感受到劉伯明的人格魅力和學識，以及他作為南京高師—東南大學靈魂人物的身影。當然，在紀念文章中，朋友們多隱諱過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而正直的梅光迪則敢直言當年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的過失，并為好友鳴不平。梅光迪說：“余于民九年之夏，以伯明之招來京。其時學校猶稱高等師范，旋改稱東南大學，伯明規(guī)劃之力居多，而其在校之權(quán)威亦日起，以文理科主任而兼校長辦公處副主任。校長辦公處副主任，滑稽之名稱也。日惟局守辦公室，校中日常事務，萃于一身，而略關(guān)重要者，則須仰承逍遙滬濱某校長[按：此指郭秉文。郭此時兼上海商科大學校長和商務印書館股東，故長住上海]之意旨，而不敢自主。故任勞任怨，心力交瘁，有副校長之勤苦，而副校長之名與實，皆未嘗居。迨學校局面擴大，思想復雜，而內(nèi)部之暗爭以起。民十一年，《學衡》雜志出世，主其事者，為校中少數(shù)倔強不馴之份子，而伯明為之魁，自是對內(nèi)對外，皆難應付如意，而其處境益苦矣。”“其有所掣肘，無完全自主之權(quán)。”

《國風》半月刊劉伯明先生紀念號

學生時代

劉伯明名經(jīng)庶，字伯明，1887年生，南京人。從南京匯文書院畢業(yè)后，劉伯明留學日本，任中國留學生青年會干事，與章太炎及同盟會成員均有交往。一度師從章太炎學習“說文”及“諸子”，故國學有較好的根基。辛亥革命以后，步入官場的同盟會朋友勸劉伯明到外交界供職，劉伯明拒絕了，他選擇到美國繼續(xù)留學。劉伯明入西北大學研究院學習哲學和教育學。在西北大學的四年間，劉伯明每年暑假都要到附近的大學聽課。1913年暑假，梅光迪自威斯康辛大學轉(zhuǎn)學到西北大學時，劉伯明正好到附近的芝加哥大學“暑假學校”學習希臘文、梵文。秋天開學，梅、劉得以相識，并成為朋友。梅光迪說：“來年暑假，余訪伯明于芝加哥大學，則蟄居斗室，終日習德意志文?？崾钪?，使人心緒煩懣，坐立不寧，少年尤然，余見伯明之靜坐讀書，意態(tài)蕭然，猶一服清涼散也。”

劉伯明在西北大學有三年得獎學金，他省吃儉用，而“室中哲學書籍，幾奪去其桌椅床榻之地，除上課外，終日枯坐一室。在普通輕浮好動之美國人視之，似一東亞病夫之現(xiàn)身。抑知乃西北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乎”。劉伯明的哲學導師為勞衛(wèi)爾，師生兩人的學術(shù)品性十分相似。劉伯明的碩士論文是《華人心志論》，博士論文為《老子哲學研究》。這些學位論文雖是研究中國文化，但他對西洋文化的淵源也十分用心，對希臘文化精神中崇尚理智、美感和希伯來文化精神中崇尚宗教、道德的學說精髓也有精當?shù)牧私?。這是他回國后在大學講授西洋哲學的文化基礎和學術(shù)功力所在。

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事功

劉伯明歸國后，原匯文書院已于1910年改制為金陵大學。金陵大學校長包文聘他為國文部主任。同時南京高師校長江謙延攬他為倫理學、哲學、語言學教授。1919年，郭秉文任南京高師校長后，劉伯明辭去金陵大學的教職，改任南京高師訓育主任及文理科主任。1921年，南京高師改制為東南大學后，于校中設校長辦公處，劉伯明為副主任兼文理科主任、行政委員會主任、介紹部主任、哲學教授。形成了郭秉文理外（與政府的官員周旋、應酬，以求經(jīng)費和發(fā)展），劉伯明主內(nèi)的局面。劉伯明自然也就成了東南大學的“魁宿”。所以有張其昀的“全校主要負責者是劉伯明先生”和“隱然為全校重心所寄”之說。

教學、著作和繁重的事務性工作壓力，使劉伯明患胃病和失眠癥。1923年暑假，他在酷暑中主持“暑期學校”，初秋又到湖南講學。超負荷的工作，極度的勞累，使他原本消瘦的身體，積勞成疾，11月24日因腦膜炎不治身亡。

劉伯明使東南大學從多個方面走上了大學的軌道，同時又以自己的人格魅力，群聚了一批學界精英，并領袖群賢，促成《學衡》雜志的創(chuàng)辦。由于他的道德、學問受人敬重，因此也就贏得了“南雍祭酒，純粹君子”的殊譽。張其昀在《“南高”之精神》一文中說劉伯明對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影響最大。他說：“作者求學時期亦可謂南高之全盛時代。本篇想要說明南高所給予我們，究竟是些什么？若舍枝葉而求根本，便是南高的精神，而不限于某部某科。當年‘高標碩望，領袖群賢’的人物，是哲學教授劉伯明先生。”具體的如南高學生陳訓慈所說：“劉師于傳授知識之外，獨重人格之感化。實際主持校務，為全校重心所寄，綜一生精力，悉瘁于南高之充實與擴展。倡導學風，針砭時局，尤為時論所推重。”

劉伯明為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留下了四種精神遺產(chǎn)：學者之精神、學校之精神、自治之精神、自強之精神。其中他提倡的“學者之精神，應注重自得”，注意潛修，深自韜晦，以待學問之成。樹立節(jié)操，不可同流合污。他所謂的“學校之精神”的實質(zhì)，是要求學校的性質(zhì)應與公民之精神相同，“即對于地方之歷史現(xiàn)狀，有自負之精神是也”。他強調(diào)的“自治之精神”，就是國人自覺地對于政治及社會生活負責任。“自強之精神”是對人格、品性和儀表的要求，除個人基本的自信、判斷能力、莊重、溫良外，還要求儀表堂堂正正。這是對人全面發(fā)展的要求，也是一個大學應具有的綜合的精神空間。

同時，劉伯明對教育問題，最具有批評的精神。他尤其反對狹義的“職業(yè)主義”，對計功求效，缺乏人性人情的機械生活，深表不滿。認為這樣一來人的精神世界就會枯萎，實用的機械主義會使人失去自主獨立的精神。張其昀特別強調(diào)說，劉伯明這是“力持人文主義，以救今之倡實用主義者之弊”。

朋友的感念

在東南大學，劉伯明撐起一片藍天，同時，他又是一棵可以讓鳳凰棲身的梧桐。劉伯明去世，讓許多人痛心疾首，東南大學也失去了最堅實的精神支柱和最務實的領導人，《學衡》在東南大學的實際力量也自動瓦解。

《學衡》是反對胡適及新文化運動的。劉伯明去世后，胡適送來“鞠躬盡瘁而死，肝膽照人如生”的挽聯(lián)以表達對朋友的敬意和哀悼?！秾W衡》靈魂人物吳宓有一特長的挽聯(lián)：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違吾素，允稱端人。幾載綰學校中樞，苦矣當遺大投艱之任。開誠心，布公道，納忠諫，務遠圖。處內(nèi)外怨毒謗毀所集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嶇，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無憾，君獲安樂，搔首叩天道茫茫。痛當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涼對泣。

合學問與事功，有理想并期實行。強為所難，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東林復社之規(guī)。辟瞽說，放淫辭，正民彝，固邦本。擷中西禮教學術(shù)之菁華，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業(yè)初發(fā)軔，遽爾撒手獨歸。雖云后死者皆有責，我愧疏庸，忍淚對鐘山兀兀。問今后，更何人高標碩望領袖群賢。

《學衡》雜志

郭秉文認為劉伯明是“外和而內(nèi)嚴，意有不可，力持不為群說所動。其在學校，諄諄教學者以植身行己，樹立節(jié)操，不可同流合污。學者化其人格，多心悅誠服”。

梅光迪認為回憶劉伯明的意義在于張揚他那種“以其學術(shù)與事功合一”，“以其實行人格化之教育”的美德和人格力量。同時，作為摯友，梅光迪也毫不保留地指出劉伯明的缺點。

作為學生的張其昀在文章中說：南高時代，常有全體師生集會，以為精神上陶冶，其地點即在今日的我校最大的教室——紀念老師的伯明堂。劉先生每次演說，必縱論學風。他強調(diào)古來學風，最重節(jié)操，大師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以斯。他特別看重的是修養(yǎng)與學風的關(guān)系。他說：“學校既為研究學術(shù)培養(yǎng)人格之所，一切權(quán)威，應基于學問道德。事功雖為人格之表現(xiàn)，然亦應辨其動機之是否高潔，以定其價值之高下。”東南大學改制后的數(shù)年之間，校長郭秉文先生奔走不遑，而劉先生為全校重心所寄。上溯江源，下窮嶺海，四方學子，聞風來集，皆信服劉先生之精神，而相與優(yōu)游浸漬于其間。“愿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而先生以勞瘁逝世，學校遽失重心。

張其昀同時指出：自南京高師成立以來，北大、南高隱然為中國高等教育之兩大重鎮(zhèn)。時人有北大重革新，南高重保守之語，其說蓋起于胡適之，劉先生嘗聞此言，根本上加以否定。先生謂真正之學者，當有自由之心。“吾人生于科學昌明之世，茍冀為學者，必于科學有適當之訓練而后可。所謂科學精神：其最要者曰唯真是求，凡搜集證據(jù)，考核事實皆是也。唯真是求，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蓋所謂自由之心，實古今新理發(fā)現(xiàn)之條件也。”因此，張其昀進一步強調(diào)：“大學教授的責任有兩種：一是學術(shù)的傳授；一是人格的感化。”

原東南大學哲學教授，此時任教于北京大學的湯用彤回憶說：“劉伯明先生以恕待人，以誠持己。日常以敦品勵行教學者，不屑以詭異新奇之論，繁蕪瑣細之言，駭俗以自眩。居恒談希臘文化，并曾釋老子。蓋實有得于中正清凈之真諦者，用是未嘗齒及考證。一日忽以《四十二章經(jīng)》版本之原委相詢。”因此他特作《四十二章經(jīng)》跋來紀念劉先生。

繆鳳林跟隨劉伯明最為密切，并為老師的講義整理者，他在《劉先生論西洋文化》一文中說：“先生于西方文化，惟取其對于人生有永久之貢獻，而又足以補吾之缺者。與時人主以淺薄之西化代替中國文化者迥異。”他是試圖將雅典市民自由貢獻之共和精神，希臘學者窮理致知、不計功利之科學精神，基督教之仁博之愛，及中國文化之人道人倫之精髓，和力求融和無間之態(tài)度，拿來用于滿足人類最高意欲之要求，而又可以相互調(diào)和，相互補救。

圖書館學專家劉國鈞（衡如）在回顧劉伯明論學風的文章后指出：思想的混亂和淺薄恐怕是現(xiàn)在學風的最大缺點。醫(yī)治這種毛病，自然最好莫過于論理的思想，科學的方法，和養(yǎng)成對于無論什么事都要求充足證據(jù)的習慣。“我們注重知識的增進，但我們更注意人格的修養(yǎng)”。有理想和適當?shù)姆椒?，同時更需要堅毅不拔的精神。總之，要使國家能重興，民族能得救，必定要從養(yǎng)成誠樸篤實、艱苦卓絕的學風起步。

植物學家胡先骕，以他特有的人文情懷，借紀念劉伯明寫了《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運動》，并力主孔子學說。最后他強調(diào)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之要圖，為一種較五四運動更新而與之南轅北轍的新文化運動。要想弘揚和維護我民族生存至四千年之久的精神，必須身體力行和發(fā)揚光大孔子學說。

劉伯明的實際影響，不只是在東南大學和將《學衡》引為同調(diào)的文化保守勢力當中。新文化的領袖人物胡適敬重他，周作人也注意到他的一些言論。周作人曾對他發(fā)表在《學衡》第2期上的《再論學者之精神》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1922年3月12日《晨報副鐫》上發(fā)表的評介趙元任翻譯加樂爾的《阿麗思漫游奇境記》一文中特別提到劉伯明。周作人說：“劉伯明先生在《學衡》第二期上攻擊毫無人性人情的‘化學化’的學者，我很是同意。我相信對于精神的中毒，空想——體會與同情之母——的文學正是一服對癥的解藥。”

由于忙于校務，劉伯明并沒有寫出有分量學術(shù)專著，劉伯明的簡明哲學著作是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其中兩冊都是講義，由他的學生繆鳳林記錄整理，先在《民國日報·覺悟》和《時事新報·學燈》上連載一部分。《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和他翻譯杜威的《思維術(shù)》被列入“新文化叢書”。其中《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署名為劉伯明講，繆鳳林述。劉伯明散見于報刊的多篇文章未能收集刊印，如1919年11月5日《太平洋》第2卷第1號上的《人生觀》就不曾為“學衡派”同人或劉氏門生提及。他在文中強調(diào)“健全之人生觀，必基本于精神之我，有精神之我，而后有個性有人格之可言。欲發(fā)展個性，必以一己之精神，貫注于人群，而后其精神滔滔汩汩，長流于人間，永不止息，隨社會上進化而俱長。此之所謂自我實現(xiàn)，此之謂化小我為大我，此之謂靈魂不滅”。此說與胡適之說是一致的。另有《東西洋人生觀之比較》，刊1920年6月4日《民國日報·覺悟》?！段膶W之要素》、《關(guān)于美之幾種學說》，分別刊《學藝》第2卷第2、8號。

劉伯明在《學衡》雜志上發(fā)表的一系列文章

（本文摘自沈衛(wèi)威著《“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