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一個德國記者眼中的北京商業(yè)街

1898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這一年，一場戊戌變法震動全國，至今仍是史學(xué)熱門話題。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與德國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4月10日，德國記者保羅·戈德曼受《法蘭克福報》指派，從意大利熱亞那港出發(fā)，對中國進行采訪。

戈德曼乘坐的德國“普魯士號”遠航機械船出發(fā)后，穿越地中海，經(jīng)由埃及、蘇伊士運河、亞丁灣，遠航至歐洲式東方新城——新加坡。而后，他從香港登陸，經(jīng)廣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國腹地，進行詳盡考察。在上海，他沿長江乘船而下，在鎮(zhèn)江、漢口、武昌等地停留。在膠州灣的青島、威海、芝罘（煙臺）等地，他深入探訪了剛剛納入德國租界的膠州地區(qū)。當然，他也到訪了天津和北京。

戈德曼筆下的目睹所見，有助于我們了解19世紀末沿途城市的風(fēng)光風(fēng)貌以及中國社會的面貌。他以記者的敏銳和作家的文筆，記錄下香港、廣州、上海、漢口、武昌、膠州、天津、北京等晚清城市的風(fēng)情，頗有畫面感。作為德國記者，戈德曼對中國是持友好態(tài)度的，在反對納粹等重大歷史問題上，他的立場和氣節(jié)是令人贊賞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當時的特定歷史背景之下，戈德曼的視角是德國式的，有時候難免流露出一些種族的傲慢，甚至偶爾會帶有殖民者的口吻，這既是歷史的局限，也有著他個人的偏見。

1898年11月初，拜訪了剛剛下野的李鴻章后不久，戈德曼寫下了他對北京這座城市的觀察。本文特別選擇了其中戈德曼對北京商業(yè)街區(qū)的記述部分，相較于其他內(nèi)容，這些文字尤顯輕松，但也從中可窺一斑。

以下內(nèi)容節(jié)選自《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quán)刊發(fā)。

《1898年的夏日：一個德國記者的中國觀察》，[德]保羅·戈德曼著，吳偉栗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22年1月版。

從哈德門一直到北京火車站，

最棒的商店都位于巷弄之中

北京在主要街道及商業(yè)街道上，如同中國其他城市一樣，每間房屋就是一家商店，而每間商店就是一戶房屋。這些房屋以一種在中國其他地方都不會見到的方式興建。

北京有獨特的風(fēng)格，木樁作為建筑的主要結(jié)構(gòu)及基本樣式被廣泛運用，這些木樁不單單是立在房屋前方，也會立在房屋內(nèi)部，他們是房子的一部分。建筑過程是從下方開始建造房屋，而結(jié)束于上方的欄桿。或者應(yīng)該說，北京就是一座木樁之城，而房子就在木樁底下，像是抽屜一樣被移入。房屋立起的柱子約莫是房屋三分之二的高度，整體的外貌就像是有三分之二是由空氣組成的，真是了不起的一座城市。居民在他們的房子里，就像是在空中樓閣里棲居著一樣。他們盡可能地把空氣也給蓋進房子里。屋頂?shù)臋跅U很多是斷裂的，屋脊最前方躍出的彎曲木梁，連接著龍頭。一塊簾布由上而下地懸掛在一間木雕商店的入口處。

依著中國人的習(xí)慣，商店入口是沒有門的，欄桿的頂端蓋著錫制或鍍了金的蓋子，欄桿、木樁頂端以及木雕品，常常都被鍍上金。一棟新蓋的房舍，在陽光底下會閃亮得像是一件奇妙的金色玩具，但多數(shù)的民宅都被灰色臟污給覆蓋了，不僅色澤上失去了東方的光澤，形式上也失掉了輕盈與優(yōu)雅。

電視劇《新京華煙云》（2014）劇照。

北京最高貴的人，就是宅邸里有最多柱子的人，中等階級的人有兩根便足夠了。但在北京富有的商店區(qū)里，可能會有六或八根。如果有木棍立在某個商店前，底下有石頭基座，頂端還掛著龍旗的話，那就意味著這是一間當鋪。在一些商業(yè)街道上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旗幟。

居家附近有一家當鋪，可以典當自己的衣物，對中國人而言似乎是不可或缺的。街道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木棍，上頭飄揚著代表商店的旗幟，或許在這里可以尋找這類建筑風(fēng)格的起源。就像先前提過的，北京的主要干道都有軍用道路的樣貌。大街是如此寬敞，以至于商人們簡直得用棍子才攔得到顧客；而原本用于商店經(jīng)營的木頭，在這群建筑師手中，最后都被用來裝點房屋了。

從哈德門一直到北京火車站，筆直寬廣的道路上充滿著商業(yè)活動。最棒的商店都位于巷弄之中，尤其是從哈德門出發(fā)，向右轉(zhuǎn)進漢族城區(qū)的那些小巷。一般而言，藥材行有最昂貴的裝飾，比起健康的人，他們更能從病人身上賺取利潤。連肥皂行也以奢侈的行頭吸引著眾人目光，中國人似乎要買很多香皂，但是，由于他們對這些清潔用品表達出害羞之情，因此肥皂行的奢侈并不好理解。他們要這些肥皂做什么？也許是用來嚇唬孩子的：“如果不乖，就拿這個洗澡！”也許是當作食材使用——這個說法可能是真的，因為肥皂行經(jīng)常和糕餅店相連。由后者的精致裝潢來看，這些北京的糕點師傅同樣過得很不錯。就跟我們德國一樣，這些糕點上用糖寫下有意義的文字，否則看起來就沒有那么誘惑人了。中國的基本色調(diào)灰色也延伸到這些東西上。但是，如果從隔壁拿點兒肥皂一起做烘焙，顯然又是不太可能的事。

水果商也挑動著人的胃口。此時籃子里通常放的是北京的秋季水果——柿子，像是扁平的柳橙。在這座城市的園林里，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樹梢間看到這種金黃色的柿子在發(fā)亮。對中國人來說，這可是極為美味的食物，尤其是它在樹上掛了那么久，直到被霜凍。歐洲人覺得這味道嘗起來像是含水的發(fā)蠟，不過也許這正是中國人覺得美味的原因。其他的籃子里則是放著漂亮的深藍色葡萄，連櫻桃也是有的。

電視劇《四世同堂》（1985）劇照。

在水果商前面的街道上，有由黑色石頭組成的小烤爐，上面有圓錐狀的突起，冬天人們在那上頭烤栗子。不少房屋里的火爐都是用球狀的泥炭加熱，北京居民把這些燃料放在街上晾干，以便維持它完整良好的狀態(tài)。在秋天騎馬經(jīng)過北京的街道時，便會穿越這些放在屋前屋后，為了接下來的冬天而儲備的黑色泥炭球。

顧客不買的東西都很便宜，

吸引顧客的東西都昂貴到讓人買不起

漢族城區(qū)里的服飾店，可以通過從屋頂垂放到街上的狹長布料辨識出。在這些服飾店里，從早到晚都有全套服飾打折，拍賣時還會伴隨著叫賣聲，一般由兩名店員負責(zé)。其中一位從一堆衣物里拿出一件長袍交給另一位，并開始吟唱一段音階向上的叫賣詞；另一位在展開這件長袍時則唱另外一段音階向下的叫賣詞。服飾二重唱的旋律給人留下印象，無論喜不喜歡都會整日縈繞在耳朵里。若是能理解歌詞的意義，我想一定會相當有趣。也許可以在我們這里辦上一次這種音樂戲碼，讓拍賣人唱一段《晚星之歌》（歌劇《唐懷瑟》里的一首歌曲）中的旋律之后，接上一句“全新男用西裝”，聽起來一定相當美妙。

賣油店的前方往往掛著銅罐做標示。那會讓人想起歐洲理發(fā)店里盛裝毛發(fā)用的盤子。許多大型商店都賣茶葉。販賣活雞鴨的商人面前，羽毛上帶著點粉紅色澤的鴨子在編成圓形的籃子里呱呱叫著。鞋店里，地面上、墻上都放著鞋子，全部都精心地用紙包裹著，防止被北京空氣中四處飄落的塵埃給弄臟。這還是有必要的，如果把一件東西拿出去，半個小時之后再拿回來，上面就會蓋上一層薄薄的臟灰。即使關(guān)上門窗，灰塵還是會進到房子里，當然也會進到寬敞的商店里。

商人們想盡辦法與之周旋，從中可以得出某種對比：買家、賣家、以及上頭有著一丁點塵埃的商品。鐘表商則有最徹底的做法，如果在孩提時期你曾經(jīng)試著把鐘表里的水甩掉讓其繼續(xù)運轉(zhuǎn)，你便會知道鐘表是不喜歡有異物跑進它里面的。時鐘告訴人們時間，這是一項極其精細的工作，以至于只要有一點塵埃侵入，時間就可能被干擾，因此，北京的鐘表商必然想盡辦法防堵塵埃。于是，他們便在商店前面裝上玻璃櫥窗和店門。鐘表商是唯一這么做的商家。

古董商人都是些優(yōu)雅的男士，店鋪里則塞滿了美妙的物件。顧客不買的東西都很便宜，而吸引顧客的東西都昂貴到讓人買不起。很難想象，古董商人在此狀況下是如何獲利的。一定在某個地方潛藏著利潤，因為商品價格會高達上百或上千。所有的銅制香爐毫無疑問都應(yīng)該來自明朝；而所有的花瓶都應(yīng)該來自康熙與乾隆時期，因為這段時間生產(chǎn)的瓷器是最昂貴的。

電視劇《四世同堂》（1985）劇照。

會減損商品價值的缺損——花瓶上的某個燒制失誤，玻璃上的裂痕等，在古董商人那里都被稱為“毛病”。就在近日，某人跟李鴻章先生提及太后所進行的政變，并問及可憐的年輕皇帝的作為與未來時，這位中國老官員露出了奸笑，并回答道：皇帝有“毛病”。

每一個四處游走的商人都有自己的樂器，

卻始終只有一個音調(diào)

住在帝國首府，人們當然可以為自己的修養(yǎng)做點事情。有一條特別的街道，路上滿是書商和舊書攤。在這條聚集如此多書籍的巷弄里，四處一片寂靜，使用文字的人不發(fā)出一點聲響，仿佛聲音只在他們腦袋中。這條北京書街會讓人想起（巴黎）拉丁區(qū)的某條街道，那里的大型圖書館不發(fā)一語地站在民房之間——那是一個不使用拉丁語的小規(guī)模拉丁城區(qū)。

在北京的書店里，書本都被擺放在柜子上。書的標簽向外，上頭寫著書名。在這里，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到五經(jīng)，那是一組包含多本書籍的套書，被放在一個藍色的匣子里，就像中國象棋一樣，以相同的方式被鎖在其中。若是對經(jīng)典沒有興趣，也可以買一些不雅的畫冊，這當然會比孔子與孟子的至理名言要貴得多。與這些畫冊相比，孔孟智慧的確要遜色多了。這些畫冊有一個特殊作用——作為新娘禮品。在宮廷鬧劇里有一幕離別戲為人們所知，一位要出嫁的女兒和哭得淚眼婆娑的母親告別。中國年輕女子婚前看了一眼收到的圖冊禮物后，立刻會被這些實用知識給啟蒙，再也不需要一位哭成淚人兒的媽媽了。

書店街也有印刷工作在進行，印刷作坊店門前放置著要晾干的印刷板。在這些用來印制長形圖樣的木板或石板上，還都留著墨水的痕跡。此外，在這條書店街上，人們可以買到成為一位有學(xué)養(yǎng)之人所需的一切東西。紙店、墨水店、毛筆店林立，當然還有眼鏡行。若想成為一位飽讀詩書之人，就得先弄一副眼鏡掛在鼻子上。

幾乎所有的街道上都有樂器行，這會讓人猜想，北京是一座音樂之都嗎？但是，我一個異鄉(xiāng)客顯然不會去聽中國樂手演奏的東西，那仿佛完全沒有接觸過藝術(shù)一般。若說北京有音樂之都的含義，也許是建立在音樂是吵鬧聲響這個認知上。每一個要賣東西的中國人，特別是街頭販商，都會盡可能用更多的嘈雜聲來推銷。有許多中國人只通過制造聲響吸引他人，而不是將自我的音樂修養(yǎng)呈現(xiàn)在他人面前。這種聲響如果配上音律，聽起來會好聽一些。北京每一個四處游走的商人都有自己的樂器，最起碼有自己的吆喝聲，但卻始終只有一個音調(diào)。在這里，音樂似乎在樂譜上是被分開的，并被分配到不同的民眾身上，于是這些樂聲脫離了和諧一致，獨自在街道上流浪。

一位販商帶著一個鈴鐺挨家挨戶地推銷商品；另一個則帶著一個中空的木頭，用棒子在上頭擊打發(fā)出聲音；第三個帶著門環(huán)；第四個拿著音叉，在一塊鐵片上敲擊；第五個則攜帶某種喇叭，就像是歌劇《阿依達》里面的凱旋之舞所使用的。商人們通常伴隨著樂器聲前來，不同的聲音意味著不同的商品或服務(wù)；有時候是以歌聲提示某商品的售賣。來自街頭的呼喊聲整日不絕于耳，人們?nèi)羰亲诜块g里頭工作，會對這些呼喊感到憤怒，他們在你耳中灌輸一個念頭：他們想讓你買生活中并不需要的東西。

有時候，會有商人蹲坐在房屋大門前，就是一吆喝數(shù)個小時，即使大家都曉得，他人就在那里，無須如此喊叫。想要等他喊到聲音沙啞嗎？那只是徒勞，中國人的喉嚨不會變得沙啞。如果他認為，吆喝就是他的職責(zé)，那他會堅持到生命結(jié)束，或是堅持到突然有巨石從他頭上落下為止，假如這塊落石不夠堅硬，他甚至?xí)谑^旁繼續(xù)喊叫。這種叫賣商人唱的小調(diào)，聽起來頗似痛苦的哀嘆。當北京城上方的天空變得陰慘，人們向著隔絕外部的世界、也隔絕財富與美好的滿洲城墻望去時，聽到這樣無可慰藉的痛苦激發(fā)出的哀鳴，穿越巷際一再出現(xiàn)，著實令人傷感。

電影《邪不壓正》劇照。

隨著太陽下山，街頭叫賣的小生意人也回家了。夜里應(yīng)該是寂靜與平和的吧？因為沒人會在夜半時刻離開家，誰會想跟鬼魂撞在一起呢？所有大門都被上了門閂，沒有車行駛在被遺棄的街道上。但此時，守夜人開始了他們的工作。在北京，這群維護夜間秩序的人，主要職責(zé)就在于妨礙居民安眠。

守夜人從早到晚都在休息，屬于不在白天喊叫的一群人，仿佛為了彌補這一不足，他們便在夜里喊了起來，從一條街到另一條街，呼喚著彼此。此外，他們還拎著一個銅鑼，巡視時不斷地向前傳遞著聲響。在我的窗下，甚至站著一位帶著小鼓的值夜官員，來回在巷弄里穿梭。守夜人的噪音在什么程度上對被守護的居民是必要的？給他們能帶來怎么樣的福祉？這完全讓人摸不著頭緒。但是，守夜人給小偷帶來的好處卻是相當清楚的：小偷永遠知道警察現(xiàn)在在什么地方，并且能夠在一片吵雜間隙的靜謐之中，搜索入侵的房屋。因此，這群守夜人替小偷減輕了“工作”時的沉重負擔。

原文作者丨[德] 保羅·戈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