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關何處︱蔡偉杰：清代滿蒙聯(lián)姻中的公主隨嫁人

邊疆治理是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議題。近年來，伴隨著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新視角的發(fā)掘，明清中國的邊疆研究蔚為風潮。不同代際的學者從政治制度、經(jīng)濟貿(mào)易、文化接觸、社會交往等維度開展內(nèi)容豐富、層次多元的研究，并積極與海外學界展開對話，使得明清邊疆史成為頗具前沿性的學術增長點。

因此，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強基計劃“柳詒徵學堂”特舉辦“邊關何處：新視野下的明清邊疆”系列講座，旨在向校內(nèi)外師生介紹明清邊疆歷史的最新研究成果。2022年2月24日晚，系列講座迎來第一講，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nèi)陸歐亞學博士、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蔡偉杰以“清代滿蒙聯(lián)姻中公主隨嫁人的蒙古化過程”為題，介紹了滿蒙聯(lián)姻中公主隨嫁人的“前世今生”。講座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胡簫白主持，總計300余位學友參與講座。

一、歐亞歷史上的政治聯(lián)姻

蔡老師指出，在歐亞歷史上，聯(lián)姻是歷史悠久而頗為常見的政治傳統(tǒng)，常常作為帝國之間的政治結(jié)盟手段。蒙元時代的歐亞大陸，成吉思汗便曾將女兒許配給主動來歸的外國首領，以換取他們的效忠。從15世紀初到18世紀中期，歐亞世界的諸多復合君主國，如奧斯曼帝國、西班牙帝國和大英帝國等等，亦常常通過聯(lián)姻擴張領土，大清帝國亦不例外。滿蒙聯(lián)姻過程中的公主陪嫁制，也應當放在歐亞世界的此一政治文化脈絡中進行研究。

二、清代滿蒙聯(lián)姻下的公主陪嫁制度

蔡老師首先介紹了清朝關于陪嫁人人數(shù)的規(guī)定。以順治朝的規(guī)定為例，隨著公主的品級不同，陪嫁人數(shù)亦有所差異，品級越高，則隨嫁人數(shù)越多。其時品級最高的和碩格格可以有8個侍婢和5戶男婦陪嫁，逐次遞減，品級較低的輔國公女則只能有3個婢女和2戶男婦陪嫁，乾隆時期又對公主陪嫁人數(shù)的規(guī)定做了進一步的修改。由此可見，關于公主陪嫁人人數(shù)的規(guī)定一直在改變。而除卻公主本人有人戶陪嫁以外，清廷亦會給蒙古駙馬賞賜隨丁，駙馬的級別不同，賞賜人數(shù)亦有所不同。公主的陪嫁包括人、物，后者又以家具、器皿、帳房、牲畜、土地（稱為胭脂地或湯沐邑）及府邸為主要形式。作為公主陪嫁品的土地和人戶多由內(nèi)務府撥發(fā)，并非公主私產(chǎn)，公主本人僅對陪嫁品擁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在公主過世之后，陪嫁物品皆當歸還內(nèi)務府，而陪嫁人戶亦當回到內(nèi)務府管轄。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并非全部的隨嫁人都回歸內(nèi)務府，留處蒙古未歸者，即蔡老師主要的研究對象。

三、清代公主陪嫁人的身份和來歷

蔡老師指出，公主陪嫁人主要是來自內(nèi)務府上三旗的包衣奴仆與莊頭，其中包括長史、典儀、侍衛(wèi)等，也有公主的乳娘以及供公主使喚的丫頭、太監(jiān)，還有負責耕種的莊頭和壯丁，負責滿足公主生活需要的工匠、廚師。以清代戶籍登記和法律地位論，這些人皆為滿洲正身旗人。為了解釋這些內(nèi)務府旗人的來源，蔡老師以恪敬固倫公主（以下簡稱恪敬公主）的陪嫁人為例進行闡釋。恪敬公主1679年出生于北京，是康熙皇帝的第六女，20歲時下嫁給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王公察琿多爾濟之孫敦多布多爾濟。是次聯(lián)姻意義重大，鞏固了1691年多倫諾爾會盟以后的喀爾喀蒙古情勢。1735年，恪敬公主病死，棺槨送回北京，后歸葬外蒙汗山。恪敬公主在蒙古的居所經(jīng)歷過三次變更，首先居住于清水河，而后搬遷至歸化城，最后遷至公主府現(xiàn)址。根據(jù)清代滿文奏折的記載，蔡老師將恪敬公主陪嫁人分為三類，即包衣大轄下人口，莊頭，及獲罪的官員。他們在蒙古的活動形式多樣，甚或因侵占地畝而與本地居民產(chǎn)生法律糾紛。

四、陪嫁人進入蒙古后的身份轉(zhuǎn)變及其可逆性

隨嫁人的蒙古化過程怎樣開展？蔡老師認為，這些隨嫁人是先來到了蒙古，然后才變成了隨丁。一開始，隨嫁人并不能和蒙古人進行流暢的交流，而是慢慢學著變成蒙古人。雖然清末存在公主隨嫁人的后裔與當?shù)孛晒湃送ɑ榈那闆r，但是這種現(xiàn)象在隨嫁人初入蒙地時并不可能發(fā)生：公主隨嫁人住在高墻圍繞、緊緊相連的獨立居所中，可能與當?shù)氐拿晒湃撕蜐h人有所隔離。在這個意義上，隨嫁人其實“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根據(jù)清朝規(guī)定，公主隨嫁人是屬于內(nèi)務府的財產(chǎn)，在公主去世后應當回歸內(nèi)務府的管轄，但有些人因為各種原因可以留在當?shù)兀瑸楣魇貕灱礊槠渲兄?。根?jù)《公主府志》記載，恪敬公主死后留下了四戶人守墳，他們的原籍都是滿洲籍，而因為守墳留滯當?shù)?，并入蒙古籍，自此完成了身份的轉(zhuǎn)變。除卻守墳以外，另一種身份轉(zhuǎn)變的方式則是作為公主陪嫁的使女、丫頭在后來居住在蒙古，死后葬在蒙古，在身分上也由滿人轉(zhuǎn)化為蒙古人。

對于“成為”蒙古人的滿人而言，其身份具有“可逆性”，即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回歸滿洲身份。其中一種可能的情況便是，因獲罪而被遣往隨侍公主的人，在獲釋以后，可以回歸滿洲身份。除此以外，另一種恢復滿洲身份的方法是通過考試。隨嫁人可以以考試為由，劃入漢軍冊檔，考取功名后，即能恢復滿洲身份。

五、兩種可能的蒙古化模式

講座的最后一部分，蔡老師介紹了兩種公主隨嫁人可能的蒙古化模式：或接受蒙古文化，但仍保持滿洲認同；或既接受蒙古文化，也接受了蒙古認同。

蔡老師以科爾沁右翼前旗的例子論述第一種情況?？茽柷哂乙砬捌焓甲鏋榭茽柷卟客林x圖汗奧巴之弟布塔齊，于1626年隨其兄晉見努爾哈赤。1636年，皇太極賜布塔齊為多羅札薩克圖郡王，封其為科爾沁右翼前旗之札薩克。1634年，舒爾哈齊之子、皇太極堂弟齋桑武次女嫁給布塔齊五子諾爾布臺吉，但這位公主在1638年過世。1642年，濟爾哈朗又將其女嫁給諾爾布臺吉，該女被封為和碩格格（郡主），后于1664年過世?？茽柷哂乙砬捌斓臐M族那拉認為他們的祖先便是在十七世紀中后期隨公主到達蒙古的隨嫁人。而在此之后，尚有三個公主嫁到這里，最晚的一位即為十八世紀后期的康熙帝曾孫永瑗第五女。換言之，關于隨嫁人祖先的歷史記憶在地方社會存在了百余年。

當?shù)孛晒湃朔Q滿族那拉為“六十戶滿族”，但此一概念的具體內(nèi)涵則人言言殊。有人認為“六十戶滿族”是三十戶公主隨嫁包衣奴仆與三十戶蒙古額附隨丁的總和，亦有人認為這些人是由六姓莊頭組成的漢人佃戶，蔡老師對這些觀點都進行了考辯。此后，蔡老師又對關于公主葬地的三種說法、作為公主隨嫁人后代的守陵人的三種類型分別進行了介紹。在這個過程中，蔡老師參酌文獻記載、社會調(diào)查與當代人類學田野報告，對“滿族那拉”的身份屬性、生計模式、語言文化、宗教信仰進行了細致的討論?？傮w而言，滿族那拉保持了滿族民族身份與族群意識，但是在語言、宗教、婚姻與風俗層面上幾已蒙古化。所以蔡老師認為，這樣的蒙古化不是在法律層面上的變化，而是在習俗和文化上的“涵化”。

針對第二種情況，蔡老師舉了巴林右旗珠臘沁人的例子。珠臘沁人是清代淑慧公主與榮憲公主的隨嫁人后裔。淑慧公主名阿圖，生于1632年，是皇太極五女，康熙皇帝的姑姑，亦稱大長公主、老公主或巴林公主。1643年，淑慧公主先下嫁內(nèi)喀爾喀巴約特部的索爾哈，但不久即喪夫寡居，數(shù)年后改嫁巴林右旗札薩克色布騰。1700年，公主病逝于北京，遺體歸葬巴林右旗。淑慧公主的隨嫁人據(jù)說達300戶，成員身份一說為滿人與漢人，后被蒙古人同化。另說為居住于北京的蒙古人，早先為蒙古公主嫁入清朝的隨嫁人，后來又隨淑慧公主回到蒙古。兩者孰是孰非，尚待考辯。在蔡老師看來，這種成員身份不明的狀態(tài)也許恰恰反映了早期滿蒙聯(lián)姻尚未制度化的情境。

榮憲公主生于1673年，為康熙皇帝第三女，1691年下嫁色布騰孫烏爾袞。其隨嫁人據(jù)說達240戶，其中多有工匠，隨嫁而來的目的之一據(jù)稱是為了幫助建造寺廟與公主府。蔡老師認為，巴林右旗的珠臘沁人即為淑慧公主和榮憲公主隨嫁人的后裔。與此同時，蔡老師特別提到巴林右旗的一個特殊之處，即由一參領統(tǒng)管公主隨嫁人。此制雖非清代蒙古盟旗常見制度，但亦見于巴林左旗。與科爾沁右翼前旗的講述類似，蔡老師同樣介紹了珠臘沁人的生活方式、日常習俗、宗教信仰等面向。在蔡老師看來，這些珠臘沁人雖然還有滿洲的族源記憶，但他們無論是在語言、宗教、婚姻與風俗習慣等文化層面，還是在法律、民族身份與族群意識層面上幾已蒙古化。珠臘沁人與前面所提到的滿族那拉不一樣，滿族那拉依舊保持著滿族身份的認同，而珠臘沁人在民族身份上已經(jīng)變成了蒙古人，所以蔡老師將這兩種情況分成是兩種不同的蒙古化過程。

六、余論

在余論中，蔡老師嘗試對其研究的意義與價值進行升華。他認為，過去探討清朝滿洲身份認同的研究，主要討論的對象為外八旗與新滿洲，而內(nèi)務府的上三旗的情況則相對被忽略，而針對隨滿洲公主嫁至蒙古的內(nèi)務府包衣奴仆的研究則更加少見。本次講座所依托的蔡老師的博士論文就是希望能填補學界在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蔡老師文章所關注的隨嫁人“逆蒙古化”通道的問題，相關研究也較為匱乏，值得繼續(xù)深入探討。至于講座中介紹的可能的兩種蒙古化模式，現(xiàn)有的檔案材料仍顯缺乏，或許在未來還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講座結(jié)束后，蔡老師回應了線上聽眾就胭脂地的土地性質(zhì)與地權、陪嫁人及其后代的生活來源、漢語史料與非漢語文獻配合使用的方法等問題，全場講座歷時兩小時有余，在聽眾的意猶未盡中圓滿結(jié)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