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東坡熱”頻頻出圈,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追捧”蘇東坡。其實,自明清以來,蘇東坡就一直受到很多讀書人的喜愛。那么,中國歷史上有那么多大文豪,為什么獨獨蘇東坡能成為“網紅”呢?請聽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為大家講述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的理由。
“吃貨”蘇東坡
先從蘇東坡的《豬肉頌》講起。
頌在古代是一種很莊重的文體,在《詩經》里就有《商頌》《周頌》,但蘇東坡給我們來了一首《豬肉頌》。
這首詞是這樣寫的:“凈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當時,蘇東坡被貶官到黃州,他發(fā)明了東坡肉的做法,留下了這道名菜。在這首《豬肉頌》中,他寫了烹飪東坡肉的方法:鍋要洗干凈,放很少的水,火要小,要有耐心,要慢慢地燉。標準的東坡肉的做法是要用文火燉一夜,所以肉非常酥軟。他還說,黃州這個地方有好的豬肉,價格也不貴。早晨起來打兩碗豬肉吃,真是自得其樂。
為什么蘇東坡讓我們感到親切?因為我們讀杜甫的詩,往往需要保持一種莊重的心情。而讀蘇東坡詩的時候,你讀著讀著忍不住就會笑起來。
說起吃,蘇東坡還有另一首詩叫《惠崇春江晚景》。詩中寫道:“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這是一首題畫詩。竹子、桃花、春江、鴨子,多么活潑生動的春天景象。
更重要的是,吃河豚魚的季節(jié)到了。如果你像蘇東坡一樣是個吃貨的話,你才能讀出其中的滋味。“蔞蒿滿地蘆芽短”,蔞蒿是煮河豚魚時所需的一種配菜。也就是說,萬事俱備,時間剛剛好,肥美的河豚魚就要上桌了。
有人曾經請?zhí)K東坡吃河豚魚,他吃完后寫了四字評價:“也值一死。”河豚魚是有毒的,弄得不好會丟性命,但在蘇東坡看來,這么好吃的東西“也值一死”。
蘇東坡就是這樣用各種辦法來滿足自己貪吃的天性。他曾經寫道:“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雖然被貶到惠州,但他說,可以天天吃荔枝,不妨長做嶺南人。
從“吃貨”蘇東坡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具有生活感性的人。什么叫生活感性?他不是用抽象的道理、抽象的原則去看待人生,而是在現實生活中體驗生命的快樂,尋找點點滴滴的生活樂趣。所以,他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是一個很接地氣的人。
蘇東坡為什么看不起二程
蘇軾受到很多讀書人的喜愛,在明清時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明代以后程朱理學成為一種僵硬的教條,給讀書人帶來一種壓抑的氛圍,而蘇軾身上表現出一種自由、豁達的精神,正是很多讀書人所向往的。
蘇東坡很看不起二程。二程是指程顥、程頤,也就是程朱理學中的“程”。蘇東坡直接在奏章里罵程頤是個“奸邪”,這在很多人看來不能理解。因為在中國的傳統中,程朱這樣的理學家都是特別莊重、嚴肅和正派的人,甚至可說是圣賢。中國的理學從周敦頤傳承下來,到二程,再到朱熹。二程是朱熹的老師一輩。而且,在政治上,二程和蘇東坡同屬于舊黨,也就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一派。蘇東坡何至于會用“奸”來形容程頤,并且從來不給他好臉色看呢?
在蘇東坡看來,二程身上有一個令人反感的特點,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僵硬地根據經典行事,對人采取一種非常嚴厲的態(tài)度。
舉一個例子。司馬光去世后,百官將去吊唁,程頤出面阻止,而且讓司馬光家里的人不要接待。為什么呢?因為這天早晨朝廷舉行了一場慶典?!墩撜Z》里說:“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如果孔子在這天吊喪,就不唱歌,表示對死者的一種莊重的態(tài)度。蘇東坡就非常厭惡程頤,說《論語》里并沒有說“子于是日歌,則不哭”,孔子這一天唱歌,就不能吊喪。唱歌和慶典在前,和吊喪有什么關系?這兩者并不矛盾。
宋哲宗繼位的時候還是一個小孩子,他的老師就是程頤。有一年春天,哲宗摘了一根楊柳,程頤就上前阻止,說“方春萬物生榮,無可摧折”。這個大道理也許是對的,但是用在一個小孩子采摘楊柳這件事上,不免過于嚴苛了。以一種看似高尚的原則來抑制人們日常生活的樂趣,是對感性生活的抑制,否認人的感性生活的價值,那其實是對人的生活享受和追求的一種否定。
為什么很多人喜歡蘇東坡?因為從蘇東坡和二程的對峙中可以看出,蘇東坡是一個非常感性的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不裝”,不裝腔作勢,平易隨和。這也是大家都喜歡他的原因。
“士志于道”的典范
我們接下來從儒、釋、道三個方面來解讀蘇東坡。
首先,蘇東坡是一位儒家的學者,這是毫無疑問的。儒家傳統在他身上體現得非常鮮明。
儒家思想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那就是“士志于道”。什么是士志于道?士是指讀書人,而且,它是指對社會有所擔當的讀書人。雖然士生活在社會中,也要養(yǎng)家糊口,也要追求功名,但是,士的最高人生目標,或者說士的人生價值的體現,在于確認并且維護符合正義的價值觀。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士就有這么一個要求,這就是士所要承擔的責任。
可以說,蘇東坡就是“士志于道”的典范。
北宋時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王安石變法。蘇東坡是明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而且蘇東坡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的領袖人物。在這里,我們且不對王安石變法進行評價,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歷史問題,我只能說,在蘇東坡看來,王安石變法對國家、對社會、對老百姓是不利的。也就是說,反對王安石變法對蘇東坡來說是一件維護道義的事情,是為了避免社會出現混亂和崩潰的局面。他堅持這樣的態(tài)度,不是出于個人的意氣之爭,更不是個人的利益之爭。在這個問題上,蘇東坡體現出強烈的責任感和鮮明的政治立場。
然而,這場沖突逐漸演變成政治集團之間的斗爭,蘇東坡的命運也不斷浮沉在這個斗爭的旋渦中。王安石變法初期,蘇東坡因為反對變法,就到地方上去做官,以回避政治沖突。后來,有人揭露他的詩詞里有攻擊變法的言論,于是他被關進牢獄,這就是有名的“烏臺詩案”。
宋神宗去世后,年幼的宋哲宗繼位,由太皇太后主政,重新起用舊黨。蘇東坡一路升遷,最高做到了兵部尚書。蘇東坡的政治理想是從國家、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fā),為國家、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他不愿意成為權力之爭的一顆棋子。于是他又離開京城,到地方上去做官。新黨再度上臺后,蘇東坡又成為打擊的目標,再一次被貶官。
特別值得我們敬佩的是,蘇東坡無論在什么地方做官,都積極造福百姓,留下了各種政績。在杭州做太守的時候,他招募民眾疏浚了西湖的淤泥,這是一個農業(yè)水利工程。
最有名的故事是在徐州。有一年徐州遭遇黃河決口,城里的有錢人紛紛準備出逃,蘇軾出面勸他們留了下來。為了抗洪,蘇東坡帶頭修筑長堤,他在城墻上搭了一個棚子,在棚子里住了40多天,直到洪水退去,終于保全了徐州城。
他最后一次被流放到海南島的儋州,這對他來說幾乎是一條絕路,但即使如此,他仍然為當地老百姓做事。儋州乃至海南島當時都是非常偏僻落后的地方,自隋朝推行科舉制度的幾百年來,整個海南島沒有一個中舉及第的。于是,蘇東坡開辦學堂,在那里教書育人,使這片蠻荒之地逐漸有了文化氣息。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對社會、對國家有擔當,勇于承擔自己應有的責任。
豁達背后的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也是蘇東坡思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蘇東坡其實是一個特別倒霉的人,他在官場上很不得志,不斷被貶官。他在一首詩里寫道:“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自己一生的功業(yè)可以用黃州、惠州和儋州這三個地方來總結,其實這三個地方都是他貶官的地方,而且越貶越遠。但就是在這樣的處境中,他仍然保持著樂觀的態(tài)度,說明他是一個非?;磉_的人。
豁達正是道家思想在蘇東坡身上的體現。人為什么能夠豁達?人怎樣才能豁達?就是要站在更高、更遠的地方去看待現實的生活、看待自己的遭遇,因為只有這樣,你才會發(fā)現一切都處在變化之中。
蘇東坡寫過一篇《在儋耳書》,非常鮮明地體現出老莊思想。其中寫道:“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一盆水打翻在地,形成一個水坑,一根草梗浮于水面,螞蟻趴在草梗上,四顧茫然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岸。不一會兒水干了,螞蟻爬起來,看到另一只螞蟻,流著眼淚說:“我差點就見不到你了。”一個小小的水坑,對螞蟻來說就是大江大海,螞蟻重新爬出來以后,覺得自己好像經歷了驚天動地的事情。仔細想來,我們在這個世上遭遇的很多事情,其實就和螞蟻一樣。
人為什么要豁達?因為世界很大,變化無窮,在這個宏大的變化無窮的世界里,我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世界是無限的,而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有限之中,所以不值得為此絕望,不值得為此而沮喪,這樣才能做到豪放豁達。這就是蘇東坡面對打擊時的態(tài)度。
他剛被貶到黃州的時候,寫了一封信給秦觀。其中說道:我初到黃州,沒有了收入,但還要養(yǎng)活家里這么多人,支出還是老樣子,心里很擔憂。只能痛自節(jié)儉,每天的花銷不超過150個銅錢。每個月開頭時,我就拿出4500個銅錢,分成30串,掛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畫叉從屋梁上挑一串下來,然后立刻把畫叉藏起來,以免自己動心。每天剩下的幾個銅錢就存在大竹筒里,以待賓客之用??纯次壹业拇婵?,還可以用一年多,到時再想辦法,車到山前必有路。因此,心里一點煩惱也沒有了。
蘇東坡非常有幽默感,他對自己的遭遇采取一種滑稽嘲弄的態(tài)度。讀他的文字,你常常會發(fā)出會心的微笑。
所以說,蘇東坡的豁達,其實來自他對人生很深的理解和認識。
“飛鴻雪泥”的人生感嘆
蘇東坡和佛家也有很深的淵源。
我先講一個小故事。當時有一部經叫《觀世音經》,觀世音是一個救苦救難的菩薩?!队^世音經》里提到,當你遇到苦難的時候,如果你念觀世音菩薩的名字,觀世音菩薩就會來解救你。其中有這樣一種說法:如果有人詛咒你,你念觀世音菩薩的名字,這個詛咒的結果就會報應在詛咒者的身上。
蘇東坡聽了以后就指出,這種說法不對。為什么不對?因為這里面包含著一種人性的惡毒。假如有人詛咒張三出門被車軋死,張三念觀世音菩薩的名字,結果那個詛咒者自己出門被車撞死了。在蘇東坡看來,這不符合佛家的慈悲。他認為原來的經文一定不是這樣的,是后來被人篡改了。蘇東坡堅持把經文改過來,改成什么呢?“念彼觀音名,兩家都沒事。”念了觀世音菩薩的名字后,雙方都沒事了。從這個小故事中,我們能感受到蘇東坡敏銳的感知力以及他的寬厚和慈悲。
在一些蘇東坡的詩詞中,反映了佛教的智慧和哲理。
比如,著名的《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從左右看、從遠近看,山都是各不相同的。沒有人能看到廬山的真面目,因為我們自己身在山中。
佛教中有一個概念叫“我執(zhí)”,是指執(zhí)著于個人的利益,以一種狹隘的、固執(zhí)的態(tài)度看待世界。我們經常說“眼見為實”,但蘇東坡通過這首詩告訴你,眼見并不為實。你所看見的,其實受到你的立場、你的角度、你的能力、你的知識等條件的限制,要想看到真實的事物,你需要換一個角度看。也就是說,要避免用固執(zhí)的態(tài)度、狹隘的立場去判斷事物。
蘇東坡早年還寫過一首《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蘇軾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并稱“三蘇”。那一年,他們進京趕考,途中路過河南澠池。在一座寺廟里,有個老和尚接待了他們。幾年以后,蘇東坡在上任的路上又一次經過澠池,于是寫下了這首詩。
他在詩中感嘆道,人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在世上經歷種種,就像大雁在雪地里留下的腳印。人生只是一個個偶然,留下腳印后,又像大雁一樣起飛,但不知道要飛向哪里。和尚已經死了,曾經題寫在墻上的詩也已經不見,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人生就是這樣,路太長,人很累,但是我們還走在路上。
這首詩寫出了蘇軾對人生的迷惑和傷感,但同時,也表明了他的人生態(tài)度:既然來到這個世上,我們總是要努力。
從儒、釋、道三個方面看,我們也許能夠更全面地理解蘇東坡。他既有儒家的執(zhí)著、道家的灑脫,又有佛家的圓融。他既有讀書人的社會擔當,執(zhí)著于現實人生,做入世事業(yè),又能跳出來,不執(zhí)迷于塵世。不管經歷怎樣的磨難坎坷,他始終保持著積極達觀的人生態(tài)度。在他看來,生命是艱難的,但生命仍然是美好的。我想,這就是我們之所以喜歡蘇東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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