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文章士，大寫的人——紀念吳象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一

辛丑四月初七，在蒼茫暮色中收到吳象先生逝世的消息，是以吳象老哲嗣小象、二象、阿麗共同具名發(fā)來的：“意料中的事情還是來了，我們的父親因綜合性衰竭癥，于今天上午11點53分離開了我們，享年100歲。特告之。”那是一個涕泗滂沱的黃昏。

吳象先生的革命人生大抵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之后，他告別故鄉(xiāng)安徽徽州，輾轉千里赴延安參加革命，先后在八路軍總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從事宣教和新聞工作；新中國成立之后，他長期在山西工作，曾擔任《山西日報》總編輯、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改革開放后，他協(xié)助萬里同志工作，從安徽到中樞，為農(nóng)村改革做出重要貢獻。

5月28日，吳象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送別吳象、縈繞禮堂的是冼星海作曲的《太行山上》：“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看吧！千山萬壑，銅壁鐵墻！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鏗鏘雄健的戰(zhàn)歌為吳象先生波瀾壯闊的一生做最后的注解。

吳象，攝于上世紀九十年代

二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當中，吳象的名字是和農(nóng)村改革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治改革開放史的學者認為：“凡治農(nóng)村改革史者，不可不關注吳象。研究改革過程，如果沒有讀過吳象的文章，一定不得其門而入。”

吳象在改革開放之前，就與農(nóng)村工作有著不解之緣。

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正式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將各解放區(qū)土改運動推向高潮。1948年，國際友人柯魯克、伊莎白夫婦訪問晉冀魯豫邊區(qū)，并在河北省武安縣十里店村做了近兩個月的調查研究。彼時，晉冀魯豫中央局派駐工作隊，在十里店村幫助村民實行《土地法大綱》，《人民日報》記者吳象正是成員之一，并與柯魯克、伊莎白夫婦結下深厚友誼。在柯魯克、伊莎白夫婦的紀實著作《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的圖像和文字當中，我們看到27歲的吳象。書中收錄的一張合影，有吳象略顯青澀的形象，他因為講話通俗、簡明，被推選為工作隊的主要發(fā)言人?？卖斂恕⒁辽追驄D還如實記錄了在工作隊進村的這一天晚上，吳象在月光普照下代表工作隊對村民的講話：“分配土地只是一個步驟，并不是最終目的，目的是增加生產(chǎn)，提高農(nóng)民生活水平，贏得戰(zhàn)爭的勝利。”三十多年后，花甲之年的吳象讀到《十里店》里的文字，見到自己變成“書中人”，欣喜激動之情，溢于言表。

1948年春，吳象在河北武安十里店村參加土改。圖中戴帽者為吳象。英國友人柯魯克攝

新中國成立之后，吳象長期在《山西日報》工作，對昔陽縣大寨村自力更生進行農(nóng)業(yè)建設、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經(jīng)驗，以及此后“農(nóng)業(yè)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等人民公社體制“左”的錯誤都有深刻的了解和認識。

改革開放后，吳象在萬里同志麾下，深入進行農(nóng)村改革調查研究，以如椽大筆，為全面推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推動農(nóng)村改革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仡欈r(nóng)村改革的重要文獻，從1980年發(fā)表于《人民日報》并于1984年榮獲第一屆孫冶方經(jīng)濟科學獎的《陽關道與獨木橋——試談包產(chǎn)到戶的由來、利弊、性質和前景》，到1982年至1986年關于農(nóng)村改革的5個中央1號文件，都凝聚著吳象的智慧和心血。

20世紀80年代初，與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左）在基層。

20世紀八十年代在河北農(nóng)村作調查研究時，與武安縣百官村支部書記交談。

1986年5月，了解吉林農(nóng)墾老職工的住房情況。

《陽關道與獨木橋》一文以兩位省委書記對于包產(chǎn)到戶的爭論發(fā)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吳象敢為天下先，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包產(chǎn)到戶的由來、利弊、性質和前景，從理論上為包產(chǎn)到戶正名，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包產(chǎn)到戶并不是什么獨木橋，它同各種形式的責任制一樣，是集體經(jīng)濟的陽關大道。如果一定要把它比喻為獨木橋，那可以說居住在深山溝中，不走獨木橋就無法行動，無法前進，就無法到平坦寬闊的陽關大道上去。在這種情況下，走獨木橋正是為了走陽關道。

沒有高度發(fā)展的商品生產(chǎn)，就沒有社會化大生產(chǎn)。而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chǎn)高度發(fā)展的基礎上的。因此，不論是獨木橋、木板橋、石板橋、鐵索橋，只要是能走人的，我們統(tǒng)統(tǒng)要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發(fā)展，這樣才能走出溝壑縱橫的深山，來到平坦廣闊的原野，踏上金光燦爛的陽關大道。

農(nóng)村改革史家、吳象昔日在中央農(nóng)研室的部曲趙樹凱教授這樣評價吳象關于改革的文字：“古人有所謂‘悔其少作’，改革中則有人悔其‘早’作，即后悔改革之初的立場游離、態(tài)度騎墻，甚至屢有反對之作。吳象無此虞。在改革斗爭最復雜激烈時刻，吳象未曾搖擺，無緣于左右逢源。不僅如此，在關鍵時刻執(zhí)筆上陣，為改革搖旗吶喊，尤其在政策紛爭白熱化的1979年和1980年?，F(xiàn)在看當年著述，無文章難以示人，編文件不需刪減。”誠哉斯言！

吳象和袁隆平相隔四天，先后遽歸道山。二位堪稱國士，都為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殊途同歸寫下歷史答卷。袁隆平從科技進步層面，研究和發(fā)展雜交水稻技術，實現(xiàn)水稻持續(xù)穩(wěn)定增產(chǎn)；吳象從制度創(chuàng)新層面，促進農(nóng)村生產(chǎn)關系的調整，解放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中國農(nóng)村改革、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卓著功勛，改革家和科學家對此皆功莫大焉。

三

吳象早在抗戰(zhàn)時期，就以筆為槍，撰寫了新聞通訊《茫茫夜的洪流》與《夜襲常村》。解放戰(zhàn)爭開始時，吳象在劉鄧大軍總部擔任隨軍記者，報道劉鄧大軍在冀魯豫戰(zhàn)場連戰(zhàn)連捷的戰(zhàn)況，劉鄧首長紀律嚴明、指揮若定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山西人民出版社在1959年即出版了吳象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撰寫的作品集《過封鎖線》。

吳象的文字生涯以革命題材起步，他寫山水人物的文章也同樣平實雋永。吳象晚年將游歷四方的文字結集為《山山水水》，作于1985年的《憶屯溪》是其中一篇佳作。他在文中回憶赴延安參加革命前夜，與總角之交周起鳳在故鄉(xiāng)安徽屯溪老大橋徘徊瞻眺、徹夜長談，家國之恨、離別之苦和奮斗之志，都定格在那個皓月之夜的屯溪?！稇浲拖愤€收入2012年版《休寧縣志》的“藝文志”。

吳象晚年把畢生懷人記事的28篇文章結集成冊，名曰《大寫的人》。彭德懷元帥指揮解放太原的戰(zhàn)役，胡耀邦、萬里、杜潤生等同志領導中國農(nóng)村改革的擔當、智慧與勇氣……都一一躍然紙上。吳象先生筆下“大寫的人”的群像，令我想起文天祥的《正氣歌》：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jié)。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驗檫|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驗槎山?，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吳象一生撰寫了28部著作、文章無數(shù)。史家公認，吳象在改革開放之后撰寫的以農(nóng)村改革為主題的文章，是他平生著述中最精彩的華章。重溫《陽關道與獨木橋》《從昔陽到鳳陽》等等文字，當年激烈爭論的焦點今日已成為常識，仿佛有“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之感。從焦點成為常識，正是吳象文字不朽之意義所在。

上世紀九十年代，吳象在家中留影。

我在外研社工作的時候，曾與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團策劃發(fā)起外研社·施普林格“中華學術文庫”（英文叢書），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嵐清同志還專門為文庫篆刻印章作為logo。“中華學術文庫”同時關注古典中國和當代中國，在討論當代中國選題的時候，我們想到英譯吳象老初版于2001年的《中國農(nóng)村改革實錄》，并得到先生的首肯和支持。《中國農(nóng)村改革實錄》（英文版）榮選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并很快翻譯出版（施普林格英文版以《當代中國農(nóng)村改革實錄》為書名）。

2016年1月，在印度新德里國際書展中國主賓國活動中，《當代中國農(nóng)村改革實錄》（吳象著）、《村落中的“國家”——文化變遷中的鄉(xiāng)村學校》（李書磊著）、《非制度政治參與——以轉型期中國農(nóng)民為對象分析》（方江山著）這三部“中華學術文庫”關于當代中國農(nóng)村主題的英文版作品共同舉辦了首發(fā)式。印度中國經(jīng)濟文化促進會秘書長穆罕默德·薩奇夫（Mohammed Saqib）發(fā)表評論：“這三部著作呈現(xiàn)了中國農(nóng)村的不同側面，尤為難得的是，其書寫并不艱深枯燥，而是深入淺出地展現(xiàn)了一個真實切近的中國農(nóng)村社會，并提供了重要的學術觀點與實踐智慧。其中的很多經(jīng)驗對處于相似發(fā)展階段的印度來說，尤其有借鑒參考的價值。這三部著作的英譯出版將有助于印度讀者對中國社會的理解，更有助于印度自身的農(nóng)村變革，期待有更多同類作品在印度出版。”修訂版的《偉大的歷程——中國農(nóng)村改革起步實錄》（日文版）入選2020年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由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姚遠主持翻譯，將在日本勁草書房出版。吳象為之奮斗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偉業(yè)，是屬于全人類的智慧。

我想創(chuàng)造新詞，概括吳象在改革家之外的另外一重身份——“文章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文章士，就是以文章弘毅履道之士，筆端挾持風雷，以韓潮蘇海之勢沖決網(wǎng)羅。近代以降，在推動中國社會歷史性轉折的關鍵時刻，涌現(xiàn)出如許雄文和文章士。《新青年》編輯部諸位大先生筆下的星斗其文、改革開放之初《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等，皆可歸在此列。

吳象是改革家，也是文章士。吳象身上改革家和文章士的形象是雙峰并峙的。推進改革，需要解放思想、深入調研、理論創(chuàng)新，甚至不乏觀點爭鳴。換言之，改革的成功，需要審問慎思，需要雄辯吶喊。吳象與其同道的文章在改革史當中就起到“文以載道”“文以弘道”的作用。這樣的文章是“大文章”，是真正的“雄文”，這樣的作者堪稱“文章士”。

四

我少年時在故鄉(xiāng)初聞吳象先生大名，覺得很好奇：徽州素無大象蹤跡，為何要用笨拙的大象作為名字？后來與吳老結識之后得知，他原名吳大智，字若愚，參加革命之后改了名字叫吳象。大智若愚，聽起來有老子《道德經(jīng)》當中“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樸素辯證法的韻味。

吳老為何以“象”為名？從字面上看，似乎出自《道德經(jīng)》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從“大智若愚”到“大象無形”，也是從吳大智、吳若愚到吳象的同一邏輯轉換。這是我的猜想，很可惜沒有在先生生前向他當面求教。他的兒女回憶，吳老談到“象”時曾說：“大象雖然行動笨拙，但借著長鼻子的作用，卻聰明靈性。”吳老的兒女也認為“象”字與“大智若愚”相得益彰。

似乎吳象先生頗為喜歡“大象”的形象，記得在他家里的書架上，擺滿了他游歷各地帶回來的各種大象形象的紀念品。2007年春，我在?？陂_會，吳象老伉儷恰在?？诏燄B(yǎng)，我在會后還曾陪伴二老一起去?？诘囊吧鷦游飯@參觀，吳老遠遠地和野生象群有一張合影，很可惜照片沒有留下。

趙樹凱教授以《金剛經(jīng)》里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解釋“吳象”之名：“古文字多有通假，‘吳象’音同‘無相’，禪意綿綿，由此可聯(lián)想其人其文。”《金剛經(jīng)》中還談到“不住相布施”，也就是“無相布施”，釋家認為“其福德不可思量”。《六祖壇經(jīng)》當中對“無相”也有進一步的闡釋：“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于相，即法體清凈。此是以無相為體。”六祖慧能著名的偈子“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就是對“無相”的表達。據(jù)我所知，吳象先生對佛學涉獵不多，其在青年時代更名吳象，以及因名相生發(fā)綿綿禪意，只能解釋為鴻雪因緣。

“大智若愚”，“無相”，吳象先生不折不扣，亦慈亦讓，從其文其人能讀出道骨和禪意，但他身上更多的是“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儒家情懷。我理解，一位浸潤中國文化的“文章士”，必然是在境界氣質上儒釋道相通的。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Guy S. Alitto）四十多年前研究梁漱溟先生，為他作傳，稱其為“最后的儒家”。艾愷后來和梁公見面，沒想到他如此崇敬的“最后的儒家”，不僅僅兼通儒釋道，還尊重基督教、伊斯蘭教，信仰社會主義。艾愷從梁漱溟身上讀懂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和兼容并包。

吳象回憶在1957年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曾有幸參加毛主席與新聞界的座談會，毛主席風趣地對吳象說：“哦，姓吳，大象的象，可是你的鼻子并不長嘛。”那次談話給吳象留下深刻的印象，數(shù)十年后，吳象仍然反復回憶和咀嚼毛主席在現(xiàn)場的講話：“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

我在少年時喜讀梁衡先生雄文。他寫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國共產(chǎn)黨領袖人物的名篇《大無大有周恩來》《覓渡，覓渡，渡何處》等，刻畫了無所畏懼的徹底的唯物論者的形象。吳象筆下諸位革命家、改革家，是無所畏懼的徹底的唯物論者，是“大寫的人”。

吳象曾對兒女們說：鄧小平、胡耀邦、萬里等領導人，對包產(chǎn)到戶最支持，但看他們以前的工作經(jīng)歷，其實他們每個人都在一生中很少獨立地全面地管過農(nóng)業(yè)方面的工作。但為什么他們對農(nóng)業(yè)問題的癥結看得這樣清楚，干起來這樣堅決呢？吳象對此的回答是：“主要是他們做事情的出發(fā)點是老百姓。”

在《大寫的人》中，我們讀出了浩然之氣。《孟子》有言：“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詮釋“浩然之氣”：“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文天祥在《正氣歌》中作了進一步的衍發(fā)：“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按照“別傳”即“自傳”的文藝評論邏輯，吳老為他人作傳的“大寫的人”群像，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他本人的理想和楷模。他以老一輩革命家、改革家為榜樣，兢兢業(yè)業(yè)為農(nóng)村改革的事業(yè)奮斗。吳老的兒女這樣解讀他們的父親：“我們的爸爸，以他一個世紀的豐富人生，規(guī)規(guī)矩矩地寫了一個‘人’字。這個‘人’字，雙腳站立，脊梁直挺，形成物理學上最穩(wěn)定的三角結構，風雨不搖，磐石不動。”

五

吳象先生1922年1月16日出生于安徽徽州休寧縣商山村，曾兩度入我的母校休寧中學就讀。吳象先生是我的休寧鄉(xiāng)賢和母校學長。我在北京大學讀本科的時候，對“徽州在哪里”的問題很感興趣，寫了一本《徽州少年歌》，在大學畢業(yè)的時候正式出版。一位鄉(xiāng)友，恰是吳象老的親戚，幫我呈遞了一本新書請先生指正。

吳象老讀后，很快聯(lián)系我，約我到干楊樹的家中見面。吳老跟我聊徽州，聊他的徽州情結。他跟我談起最近感興趣的問題：“徽駱駝”這個詞小時候曾多次聽到過。徽州并沒有駱駝，上海更見不到駱駝，可我這個徽州人就是在上海讀小學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地聽到“徽駱駝”這個詞，也模糊地知道是指徽州商人，即早年的徽幫。為什么要把徽商稱作“徽駱駝”呢？

我向吳象老說起胡適先生晚年在臺北給績溪旅臺同鄉(xiāng)會的題詞“努力做徽駱駝”，并從北大圖書館借來李敖的著作《胡適評傳》給吳老看。李敖在《胡適評傳》中用“努力做徽駱駝”做第五章的標題，并這樣行文：“‘徽幫’、‘無徽不成鎮(zhèn)’這些說法，表示了兩個事實：第一是靈活的商業(yè)能力，第二是團結的宗族鄉(xiāng)黨的觀念。前者可以說是進取的，后者可說是保守的。這兩種交錯的結果，就成了所謂的‘徽駱駝’。”

李敖的論述激發(fā)了吳象老對“徽駱駝”研究的興趣。他后來還專門寫了一篇《努力做徽駱駝》的長文，作為我和任羽中學長聯(lián)合主編的《徽州人文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的序言。吳象老認為以駱駝為徽商命名太恰切、太準確了，形象、風格、秉性、精神惟妙惟肖。他在文中總結了駱駝和徽商四個方面的共性：駱駝刻苦耐勞、負重致遠，徽商背井離鄉(xiāng)、走出大山、艱苦奮斗；駱駝秉性馴良、溫和親切、昂首闊步、堅韌持久，徽商“賈道儒行”，溫、良、恭、儉、讓，童叟無欺；駱駝啃食雜草、不棄粗糲、善于反芻、厚積貯久，徽商兼收并蓄、融合創(chuàng)新、精益求精；駱駝不單獨行動，結伴而行，徽商以宗族血緣為紐帶，輔以親緣、鄉(xiāng)誼的聯(lián)合，形成凝聚力極強的群體。吳象老在文章結尾謳歌“徽駱駝”精神：“徽駱駝”是徽商傳統(tǒng)美德的形象體現(xiàn)，是徽文化的精髓，是徽商輝煌成就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炬。

“徽州并沒有駱駝，為什么要把徽商稱作‘徽駱駝’？”這句“吳象之問”，我覺得不僅對于研究徽商，而且對于研究徽州乃至安徽的文化精神，都大有裨益。若干年后重讀這篇文章，聯(lián)想到今年海內外媒體聚焦的明星——北上又南返的西雙版納野象群，我覺得吳老總結駱駝的上述四個特性，大象也皆有之。也許，吳老對“徽駱駝”和“大象”的喜愛，是他的夫子自道吧。

2005年秋天，我在北大剛上研究生，吳象老約我到家，商量為我們的家鄉(xiāng)休寧縣創(chuàng)辦的一所新型學校——德勝魯班木工學校，共同撰寫一篇評論文章。德勝魯班木工學校是在休寧縣人民政府領導下，由時任休寧縣縣長胡寧先生發(fā)起、休寧旅外知名人士聶圣哲先生支持興辦的木工職業(yè)學校。從2003年9月1日正式開學，到2005年6月24日向首屆畢業(yè)學員頒發(fā)“匠士”學位，德勝魯班木工學校39名“匠士”旋即亮相京城、參與首都建設。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里，這所學校以其高尚的辦學宗旨、先進的教育觀念、科學的教學管理模式和優(yōu)秀的育人成果，向世人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也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它這種實踐重于知識、求學先要做人的理念。

吳象老的這個提議令我激動萬分，能與先生這樣一位改革耆老共同撰寫文章，對我這樣一位剛上研究生的青年而言，是莫大的榮耀。我們都是休寧人，也曾先后去訪問過這所新型的學校，“誠實、勤勞、有愛心、不走捷徑”的校訓質樸天然，全校師生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嚴肅活潑的青春氣息，很令人振奮。我很快寫好了初稿，從經(jīng)濟、教育、文化三個層面，剖析德勝魯班木工學校這個創(chuàng)舉在繁榮山區(qū)經(jīng)濟、創(chuàng)新職業(yè)教育、超越重道輕藝“官本位”文化等三個方面的積極意義。初稿交給吳老之后，吳老評價很不錯，除了個別的修訂之外，還畫龍點睛地寫道：“我們不約而同地聯(lián)想到徽州鄉(xiāng)先賢、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他先后創(chuàng)辦的曉莊師范、山海工學團及育才學校，認為這所木工學校也是值得重視的偉大創(chuàng)舉?？梢灶A見，隨著辦學規(guī)模的擴大和教學實踐的深入，這所學校將蔚為風氣，積極影響整個社會，造福子孫后代。所以稱其為創(chuàng)舉猶嫌不足，簡直可以譽為一石三鳥的偉大創(chuàng)舉。”吳象先生還將這篇文章的題目定為《一石三鳥的偉大創(chuàng)舉》。吳象老指導我寫作并共同署名的這篇文章后來在《黃山日報》整版刊登，先生后來又帶我續(xù)寫了一篇《“雕”出德能勤績“匠士”》的文章，刊發(fā)于新華社《瞭望新聞周刊》2005年第52期。

2005年，吳象（左二）與陸子修（左一）在安徽省休寧縣德勝魯班木工學校調研。

吳象為安徽省休寧縣德勝魯班木工學校題寫校名。

2014年9月，聽聞我們的母校休寧中學面臨搬遷的消息。這處校園所承載的徽州一個多世紀現(xiàn)代教育的文脈是否能得到妥善的保護和延續(xù)？海內外校友對此都非常關切。我執(zhí)筆向當?shù)亟逃块T寫了一篇關于審慎考慮休寧中學校園搬遷的呼吁文章，希望得到吳老的簽名支持。吳老彼時在中日友好醫(yī)院住院，阿麗把我的呼吁文字呈給吳老之后，吳老認真看過，第一個簽上自己的名字，并立即給我打來電話：“以前我喊你小老弟，今天我要稱你一聲老兄，你的文章寫得好。”后來共有十九位校友在意見書上簽名，當?shù)卣畯纳迫缌鳎杉{了我們的建議。

吳象先生畢生著述，早年報道革命，壯年為農(nóng)村改革鼓與呼，晚年關切徽州鄉(xiāng)邦的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這應了杜甫的那句詩：“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據(jù)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適先生暮年在臺島的蕉風椰雨里，非常喜歡杜甫的《詠懷古跡》，也經(jīng)常用徽州家鄉(xiāng)話吟詠這兩句詩。

六

辛棄疾和朱熹是至交好友，情誼深篤。朱熹逝世后，辛棄疾悲慟不已，撰聯(lián)悼念：“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辛棄疾另作一首詞《感皇恩·讀莊子聞朱晦庵即世》緬懷：

案上數(shù)編書，非莊即老。會說忘言始知道。萬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霽，青天好。

一壑一丘，輕衫短帽。白發(fā)多時故人少。子云何在，應有玄經(jīng)遺草。江河流日夜，何時了。

吳象先生逝世后，我正學寫詞，嘗試依稼軒懷朱文公詞韻，紀念吳象先生：

縱筆寫鄉(xiāng)關，少年不老。屯浦離別月出皓。暴風驟雨，十里店村晨曉。木蘭舟奮棹，春光好。

大寫之人，平生襟抱。何懼途程鳳閣杳。一石三鳥，獨木橋頭青草。商山客早行，清輝皎。

明年1月16日是吳象先生一百周年冥誕，吳老的女兒阿麗說我是吳老交往的年齡最小的“小老朋友”，命我寫一篇紀念文章。我思考吳象先生生命的一個世紀和他身前身后的大江大河。辛稼軒言朱文公“不朽”，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洞呵镒髠鳌芬灿?ldquo;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說。吳象先生身具改革家、文章士、大寫的人這三重身份，恰恰對應了立功、立言、立德三重意義的“不朽”。

對“立德、立功、立言”此“三不朽”，胡適批評其理論構建存在缺陷。他于1919年在《新青年》六卷二號上發(fā)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提出“社會的不朽論”：

我這個現(xiàn)在的“小我”，對于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重大的責任；對于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我須要時時想著，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xiàn)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負了那“大我”的無窮過去，方才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

胡適筆下的“大我”即是“社會”，“大我的不朽”即是“社會的不朽”。胡適提倡之“社會的不朽論”更強調個人對于社會的歷史責任和時代使命。吳象先生的不朽，吳象先生等農(nóng)村改革前賢的不朽，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在立德、立功、立言上的不朽，更在于他們尊重農(nóng)民選擇，尊重農(nóng)民的意愿和權利，從來不敢忘記自己的衣食父母——中國的數(shù)億農(nóng)民兄弟。他們是徹底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是真正踐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使命的。吳象先生等前賢起錨的改革航船，已行經(jīng)無數(shù)個高山峽谷、激流險灘，可謂“輕舟已過萬重山”，但在前行的路上仍然要面臨無數(shù)個三峽、小三峽、小小三峽的考驗。胡適先生一個世紀前的發(fā)問至今仍可供我輩參考：

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xiàn)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負了那“大我”的無窮過去，方才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

謹以此文紀念改革家、文章士、大寫的人：吳象先生。

（作者為青年學者、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