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被最喜歡的東西欺騙了，那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紀念

茨威格自殺時的歐洲（乃至幾乎全世界）正深陷二戰(zhàn)的泥潭，無數(shù)人的生命已經(jīng)盲目地消失在戰(zhàn)火中，還有無數(shù)人正走在通向毀滅的路上；波蘭首都華沙早已成為廢墟，類似的命運正在未來不遠處等待著柏林。而就在茨威格自殺的前一個月，1942年1月20日，萬湖會議確認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盡管戰(zhàn)爭的結果依然撲朔迷離，戰(zhàn)爭的遲早結束和戰(zhàn)后重建也在情理之中，但對于身陷其中的茨威格來說，他的歐洲業(yè)已“毀滅”，他的精神支點業(yè)已坍塌，“昨日世界”的逝去讓他意識到，自己再也找不到一處真正讓自己有“根系”感的地方。在遺書中，他說：

“我自己的語言所通行的世界，對我來說業(yè)已淪亡。而我精神上的故鄉(xiāng)歐洲業(yè)已毀滅之后，我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從頭開始重建我的生活了。年過花甲，要想再一次開始全新的生活，這需要一種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無家可歸的漫長流浪歲月中業(yè)已消耗殆盡。這樣，我認為最好是及時地和以正當?shù)膽B(tài)度來結束這個生命，結束這個認為精神勞動一向是最純真的快樂、個人的自由是世上最寶貴的財富的生命。”

去世之前，茨威格以深深的眷戀之情為歐洲——他的“昨日世界”立傳，成書《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在茨威格眼中，一戰(zhàn)前的歐洲是“太平的黃金時代”，一切都在固有的良好秩序中運轉前進，人們保持著樂觀、自信的心態(tài)，對未來和必然的“進步”充滿信心。茨威格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迷戀上文學，并一步步登上文壇。但所有這一切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開始破滅，漸漸淪為泡影，把“實現(xiàn)歐洲和平統(tǒng)一”視為使命、“畢生熱烈追求人性和思想上的團結一致”的茨威格的人生之路由此轉變，最終歷經(jīng)流亡、二戰(zhàn)，在異地他鄉(xiāng)的流亡中死于心碎與絕望。作為紀念，我們摘選《昨日的世界》中《歐洲的光彩和陰暗》一章，這是茨威格對自己意識到災難將臨時刻的回憶，是歐洲在光明之下有意無意忽視“陰暗”的時刻，就像茨威格在文中所說：“我們被自己最喜歡的東西欺騙了，那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

原文作者 | [奧]斯蒂芬·茨威格

摘編｜張進

20世紀的頭十年：世界上有了另一種節(jié)奏

我在這個新世紀里已生活了十年，我已到過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F(xiàn)在，我滿懷新的、更有意識的喜悅之情來看待我們的歐洲。我從來沒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最后幾年更熱愛我們這片古老的土地，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盼望歐洲的統(tǒng)一，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相信歐洲的前途，我們以為已經(jīng)看到了新的曙光。而實際上，燃燒世界的戰(zhàn)火已經(jīng)臨近，火光已經(jīng)在望。

今天這一代人，是在災難、破壞和危機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覺得戰(zhàn)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幾乎每天都會爆發(fā)戰(zhàn)爭，而我們這一代人自世紀之交以來一直對世界上的人充滿信心，要我們向今天這代年輕人描述當時那種樂觀主義和對世界的堅定信念，也許是很困難的。四十年的和平使歐洲各國的國民經(jīng)濟充滿活力，技術的發(fā)展加快了生活的節(jié)奏，科學發(fā)現(xiàn)使那代人感到自豪。在歐洲所有國家里普遍感覺到繁榮的生活已經(jīng)開始。城市一天比一天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人口一天比一天多。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已不能和我們在一九〇一年見到的柏林相比較；柏林已從一個國家的首都發(fā)展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又大大超過了一九〇一年的柏林。維也納、米蘭、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這樣的城市，我每去一次，都會感到驚訝和高興。街道越來越寬闊、越來越漂亮，公共建筑越來越雄偉，商店越來越豪華、越來越美觀。人們在各種事物中都能感到財富在增長、在擴大。就連我們這些作家，從書的發(fā)行量上就能覺察到本世紀初的頭十年，這段時間雖不長，但書的發(fā)行量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處興建起新的劇院、圖書館和博物館。諸如浴室、電話這些曾經(jīng)屬于少數(shù)人特權的方便設施，現(xiàn)在已開始進入小資產(chǎn)階級家庭。

自工作時間縮短以來，無產(chǎn)階級的生活開始好起來，至少有一部分家庭已過上小康生活。到處都在進步，誰敢于大膽作為，誰就能獲得成功。誰買上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舊書或一張名畫，就會看到行情不斷上漲。誰越大膽，越舍得出本錢辦一家企業(yè)，誰就越能保證賺到錢。無憂無慮的美妙景象籠罩著整個世界，有什么能打破這種景象呢？又有誰能阻止這種從自己的熱情中迸發(fā)出來的干勁呢？歐洲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強大、富裕和美麗過；歐洲也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對美好的未來充滿信心過。除了少數(shù)老態(tài)龍鐘的老朽，沒有人對“美好的舊時代”依戀不舍。

除了最貧困的人以外，星期天沒有人待在家里。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游，爬山和比賽，同時也學習各種體育項目。假期里，人們都出門遠游。不像我們父輩那個時候，放了假只到離城不遠的地方，最多到薩爾茨卡默古特去。現(xiàn)在的人們對整個世界都感興趣，想看看世界上是否處處都那么美，是否還有更美的地方。過去，只有那些有特權的人才能到外國去旅游；而現(xiàn)在，銀行職員和小業(yè)主都有條件到法國、意大利去旅游?，F(xiàn)在出國旅游比過去便宜多了，也方便多了。主要是人的觀念起了變化：有新的勇氣，有新的敢闖精神，出去旅游才更大膽；在生活上節(jié)儉和謹小慎微是丟人的。這代人決心使自己成為更富有青春活力的一代人。每個人都為自己年輕而感到自豪，這一點與父輩們正相反；首先是年輕人臉上的胡子突然沒有了，然后是那些年齡大的人去仿效他們，為的是不顯出自己老相。年輕、精神煥發(fā)已成為當時的口號，人們不再老成持重。婦女們甩掉了束胸緊身衣，再也不打陽傘和戴面紗，因為她們不再害怕空氣和太陽。她們把裙子裁短，便于打網(wǎng)球時兩腿跑動；她們露出豐潤的部位時，再也不感到害羞。風尚變得越來越合乎自然。男人穿著馬褲；女人敢于坐在男式馬鞍上，男人和女人之間不再有什么需要遮掩和隱藏的。世界不但變得更美麗，也變得更自由了。

在我們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在習俗方面也贏得了這種自由，他們生活得健康又充滿自信。人們第一次看到，年輕姑娘在沒有家庭女教師的陪伴下，獨自同男朋友一起運動，一起郊游，他們完全是一種公開的、自主的伙伴關系。她們既不害羞也不矯揉作態(tài)。她們知道自己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她們擺脫了父母嚴厲的監(jiān)督，自己掙錢養(yǎng)活自己；她們當女秘書、女職員，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權利。賣淫——舊世界唯一被允許的色情交易——明顯地減少了。由于提倡新的更為健康的自由，男女之間假正經(jīng)的行為早已成為背時的東西。從前在游泳池里隔開男女的木板，現(xiàn)在陸續(xù)被拆除。男女不再忌諱，他們知道彼此長得怎樣，也懂得人類繁衍的秘密。在這十年里重新獲得的自由、大方和自然，勝過以往的一百年。

現(xiàn)在世界上有了另一種節(jié)奏。一年里發(fā)生的事勝于過去的幾倍，幾十倍！一項發(fā)明緊接著一項發(fā)明，一個發(fā)現(xiàn)緊接著一個發(fā)現(xiàn)；每個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都以飛快的速度變成人類共同的財富。因此，每個國家都第一次感覺到彼此之間是息息相關的。在齊柏林飛艇初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在前往比利時的途中，恰巧在斯特拉斯堡停留。我在這里親眼看到了飛艇在大教堂上空盤旋，下面的人們熱烈地對著飛艇歡呼，盤旋的飛艇好似在向這座有千年歷史的教堂頻頻點頭。晚上，我在比利時維爾哈倫家得到消息，飛艇已在艾希特丁根墜毀。維爾哈倫滿含淚水，激動萬分。如果他僅僅是作為比利時人，那么他對這次德國的空難就會抱無所謂的態(tài)度，但他是歐洲人，又是我們同時代的人，所以他會和我們一起分享戰(zhàn)勝自然的共同勝利，也會同我們一起分擔我們共同遭受的考驗。當布萊里奧駕駛飛機飛越英吉利海峽時，我們在維也納歡呼雀躍，好像他是我們國家的英雄。大家都為科學技術取得如此迅速的進步而感到自豪?，F(xiàn)在我們的感覺是歐洲是一個共同體；歐洲意識是我們正在形成的共同意識，我心里想，如果一架飛機能夠輕易地飛越國界，那么國界還有什么意義呢！那些海關關卡和邊防崗哨就成了無用的擺設，與我們的時代精神是相悖的，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熱切地期望著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緊密聯(lián)系，共同實現(xiàn)大同世界。這種感情的高漲像飛機的騰飛一樣美妙無比。

有些年輕人沒有親身經(jīng)歷過歐洲各國之間相互信任的那最后幾年，我今天仍為他們感到遺憾。因為我們周圍的空氣不是死的，也不是真空，空氣本身就攜帶著時代的繁榮和脈搏?？諝鈺恢挥X地將時代脈搏傳入我們的血液和內心深處，傳入我們的大腦，并不斷地傳到每一個人。在那幾年里，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從時代的普遍繁榮中吸取了力量。由于大家都有這種信心，那么個人的信心也就大大增強了。也許我們像今天的人一樣，當時并不知道那股將我們卷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大，有多少風險。——可是，事與愿違。只有經(jīng)歷過那個對世界充滿信心時代的人，今天才會明白，從那以后所發(fā)生的一切其實都是倒退和黑暗。

當時的世界無比壯麗美妙，就像服了滋補藥似的渾身是力量。這股力量從歐洲的各條海岸線敲打著我們的心臟?？墒俏覀儏s沒有預料到，使我們深感幸運的事同時也潛藏著危險，當時席卷歐洲的自豪和信心風暴，本身就帶著烏云。也許繁榮來得太快了，也許歐洲各國和各城市強大得太急促了，所以那種渾身是勁的感覺總是誘發(fā)個人和國家去使用甚至濫用自己的力量。法國的財富充裕，但是它貪得無厭，它還想要一塊殖民地，盡管法國的人口已不足以維持殖民地的統(tǒng)治，可它還想侵略，差一點同摩洛哥動武。意大利覬覦著昔蘭尼加。奧地利要吞并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把矛頭指向土耳其。目前德國暫時被排斥在外，但它的利爪總想伸出去，大抓一把。歐洲各國的頭腦里都充滿了蠢蠢欲動的熱血。這些國家擴張的野心到處膨脹，像流行病那樣傳染，但同時也要有效地鞏固國內的秩序。那些發(fā)了大財?shù)姆▏I(yè)家唆使同樣肥胖的德國工業(yè)家，兩家大公司聯(lián)手合作。——克虜伯公司和法國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銷更多的大炮。擁有巨額股票的漢堡海運界和南安普敦海運界對著干。匈牙利農(nóng)場主和塞爾維亞農(nóng)場主對著干；這一幫康采恩反對另一幫康采恩。經(jīng)濟的暫時繁榮使所有人像發(fā)了瘋似的，拼命攫取更大的財富。

低估和忽視了危險

如今，當我們心平氣和地問自己，一九一四年歐洲為什么會爆發(fā)戰(zhàn)爭，我們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誘因；這次戰(zhàn)爭不是出于思想上的糾紛，也不是為了爭奪邊境的幾個小地方。我認為只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也就是說，戰(zhàn)前四十年和平時期積聚起的內部力量，它必然要發(fā)泄出來。每個國家都突然之間有了一種想要使自己強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記了別的國家也會有這種情感。每個國家想從別國得到更多的財富，可是這些國家也想從別國得到財富。而最糟糕的是，我們被自己最喜歡的東西欺騙了，那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每個國家都想讓別的國家在最后一分鐘被嚇退，于是外交官們就利用起恫嚇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四次、五次在阿加迪爾，在巴爾干戰(zhàn)爭中，在阿爾巴尼亞，都玩弄起這種手段。巨大的同盟國之間越來越緊密，越來越軍事化。和平時期德國就征收戰(zhàn)爭稅，法國延長了服役期。多余的力量必然要發(fā)泄出來。巴爾干的爆炸信號則顯示出，戰(zhàn)爭的烏云已向歐洲靠近。

那時的人們還沒有驚慌，但是有一種不安始終郁結在心頭。每當從巴爾干傳來槍炮聲，我們總有一點點不安。難道戰(zhàn)爭果真會落到我們頭上？我們并不知道戰(zhàn)爭的起因，也不知道它的目的。反對戰(zhàn)爭的力量集合得太慢了，如我們所知道的，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對戰(zhàn)爭的力量中有社會黨和數(shù)百萬宣稱不要戰(zhàn)爭的人——對立的雙方都有這樣的人，有教皇領導下的天主教組織，還有若干跨國的康采恩，另外還有少數(shù)幾個反對國家統(tǒng)治者搞秘密交易的明智的政治家。我們這些作家也站在反戰(zhàn)的一邊，誠然，我們這些人一直是孤立地工作，單槍匹馬，而不是團結起來進行斗爭。很遺憾，知識分子通常抱漠不關心的消極態(tài)度。由于我們的樂觀主義，我們在思想上不會預見到戰(zhàn)爭的來臨，根本不會去想戰(zhàn)爭帶來的各種道義上的后果。當時社會名流寫的重要文章，沒有一人提到過戰(zhàn)爭問題，或者大聲疾呼去告誡人們警惕戰(zhàn)爭。當我們以歐洲的思維方式來考慮，在世界的范圍內建立兄弟般的關系，當我們在自己的范圍內——對于時局我們只發(fā)揮間接作用——認清這樣的思想：不分語言和國別，以和平的明智態(tài)度增進諒解和加強思想上的團結，我們認為這就足夠了。并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對這樣的歐洲思想最為擁戴。我在巴黎曾看到一群年輕人團結在我的朋友巴扎爾熱特周圍；他們和老一輩不同，他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好侵略的帝國主義。

儒勒·羅曼、喬治·杜阿梅爾、夏爾·維爾德拉克、杜爾丹、熱內·阿科斯、讓·理查德·布洛克等人先組織了“修道院”文社，然而變?yōu)?ldquo;爭取自由”文社。他們是一群熱情的先驅戰(zhàn)士，他們正在迎接歐洲主義的到來。歐洲剛剛露出戰(zhàn)爭的苗頭，他們就無比憎恨地反對任何國家的軍國主義。法國過去很少產(chǎn)生這樣一群勇敢、堅定、有才華有道德的年輕人。在德國，魏爾菲和他的“世界朋友”雷內·席克勒一起為促進諒解而熱情地工作著；雷內·席克勒身為阿爾薩斯人，命中注定要介于兩個國家之間，他在感情上特別強調，世界各族人民要和睦相處。作為我們的同志從意大利向我們發(fā)來問候的是朱塞佩·安東尼奧·博爾蓋塞。從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各國也不斷傳來鼓勵。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寫信給我：“還是到我們這里來吧！讓那些煽動我們進行戰(zhàn)爭的泛斯拉夫主義者看看，你們這些奧地利人是不要戰(zhàn)爭的。”是的，我們都熱愛我們這個飛速發(fā)展的時代，我們也熱愛歐洲！我們堅信理智將會在最后時刻阻止那種錯誤的游戲。我們過分相信理智的力量，這也是我們唯一的錯誤。當然，我們沒有抱著懷疑的態(tài)度來觀察眼前的征兆，而是充滿自信，這不正是青年一代應該有的思想嗎？我們堅信，歐洲的精神力量、歐洲的道德力量，將會在最后的關鍵時刻戰(zhàn)勝一切。我們共同的理想主義，在進步中必然產(chǎn)生的樂觀主義，使我們低估和忽視了我們共同的危險。

再則，我們缺乏一位組織者，把我們的內心力量有目的地集中起來。在我們中間應該有一個提醒大家注意的人，一個高瞻遠矚的人。最奇怪的是，他生活在我們中間，長期以來，我們對于他一無所知，可是命運卻安排他將來成為我們的領袖。我是在最后才發(fā)現(xiàn)他，這也算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機遇吧！再說，要發(fā)現(xiàn)他很難，他住在巴黎，又遠離鬧市區(qū)。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寫一部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史，那么他肯定會注意到有這么一種奇怪的現(xiàn)象，在當時巴黎的各種報刊上，大肆吹捧的詩人名字中，恰恰缺少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提到他們的名字時進行錯誤的聯(lián)系。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我從沒有在《費加羅報》和《晨報》上看到有人提起詩人保爾·瓦萊里的名字；馬塞爾·普魯斯特是沙龍里的花花公子；而羅曼·羅蘭則被視為知識淵博的音樂評論家。他們幾乎都是到了五十歲才小有名氣，報紙上略載一二；而他們最偉大的作品是在世界上這座新事物層出不窮、文學藝術全面發(fā)達的城市里不聲不響地創(chuàng)作出來的。

發(fā)現(xiàn)羅曼·羅蘭

我及時發(fā)現(xiàn)羅曼·羅蘭，純屬偶然。一位住在佛羅倫薩的俄國女雕塑家請我去喝茶，為的是讓我看看她的作品，同時也想為我畫一張速寫。我四點鐘準時到達，而我卻忘了，俄羅斯人對時間無所謂。一位老奶奶——聽上去，是雕刻家母親的保姆——把我引進她的創(chuàng)作室，請我等一下。創(chuàng)作室里雜亂無章，只有四件小雕塑，我用兩分鐘就看完了。為了不白白浪費時間，我抓起一本書，不，我是順手拿了幾期雜志，它叫《半月刊》。我記起來，在巴黎是有這么一份雜志?？墒?，誰能自始至終注意這種小雜志呢？這些曇花一現(xiàn)的東西，一會兒鋪天蓋地，一會兒銷聲匿跡。我翻到載有羅曼·羅蘭的《黎明》的那一期，讀了起來；我越讀越興奮，越讀越驚訝，這個如此了解德國的法國人到底是誰呢？此時，我反倒感謝這位姍姍來遲的女主人，使我能夠讀到《黎明》。我問她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位羅曼·羅蘭是何許人也？”她也不清楚。只有當我把其他各卷搜集到手后（最后幾卷尚在襁褓之中），我才知道，現(xiàn)在終于有一部不僅為歐洲個別國家服務，也為全歐洲服務的作品，一部為增進歐洲各國團結的作品；現(xiàn)在終于有了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詩人，他給我們帶來各種道德力量：對愛的理解，以及想得到這種理解的真誠愿望，經(jīng)過考驗和鑒別的正義，以及對于藝術有關使命的堅定信念。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聽他。這當中我想起歌德的話：“他學習過了，就能教我們。”我向朋友們打聽他，維爾哈倫說，他能記得起來的就是，在社會黨人的“人民劇場”演出過一出劇叫《群狼》。巴扎爾熱特常聽別人說，羅曼·羅蘭是一位音樂家，他還寫過一本關于貝多芬的小書。我在國家圖書館的目錄里發(fā)現(xiàn)了羅曼·羅蘭寫的十二本關于古典音樂和現(xiàn)代音樂的著作，和七八個劇本，這些作品都是由幾家小出版社或者《半月刊》出版的。為了與他取得聯(lián)系，我寄給他一本我寫的書；不久他來信請我去，這是我們友誼的開始。除了我和弗洛伊德還有維爾哈倫的友誼外，我和羅曼·羅蘭的友誼使我受益最多，在某些時候，這種友誼甚至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人生中特別要記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閃亮得多。

所以，我第一次同羅曼·羅蘭相見的情形，至今仍歷歷在目。那是坐落在蒙帕納斯林蔭大道附近的一幢不起眼的房子，我走上五層狹窄的盤旋樓梯，在他的門前，我感覺到一種特別的寧靜，這里幾乎聽不到林蔭大道上的喧鬧聲；窗子下面是一座古老寺院的花園，只能聽到風兒拂過樹葉的沙沙聲。羅曼·羅蘭為我開門，把我引進那間書籍堆到天花板的斗室。我第一次見到他那炯炯有神的藍眼睛，那是我有生以來在一個人身上見到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那雙眼睛把內心深處的色彩和熱情不時地放射出來，同時又暗暗隱藏著悲哀。在他深思的時候，他的目光變得更加深沉；當他激動的時候，他的雙眼閃耀著光輝。由于讀書和熬夜，那雙眼睛露出過度疲勞的樣子，眼圈微微發(fā)紅，唯有那一對瞳孔，在他侃侃而談的時候會奇妙地放出光芒。我打量著他的身材，不覺有點害怕，他個子很高，卻非常瘦，走起路來，多少有點彎著腰，就好像長期伏案工作使他頸背變彎了。他臉色蒼白，骨瘦如柴，看上去體弱多病。他說話慢聲細語，好像他是愛護自己的身體。他幾乎從不去散步，吃得也少，不吸煙也不喝酒，避免身體上的任何緊張。后來我才驚奇地發(fā)現(xiàn)，在他那苦行主義的軀體里蘊藏著多么巨大的耐力啊！在他那似乎十分虛弱的軀體后面，又有何等巨大的精神勞動力?。∷诙褲M紙張和書籍的寫字臺上，一工作就是數(shù)小時，他躺在床上看書，也是一連看數(shù)小時，他的身體已經(jīng)精疲力竭，卻只給自己留下四五個小時的睡眠時間。他允許自己唯一的放松就是音樂，他的鋼琴彈得很出色，他那柔軟的手指彈著鋼琴，聲音好像不是彈出來的，而是手指引出來的。從前，我在室內聽到過馬克斯·雷格爾、費魯喬·布索尼、布魯諾·瓦爾特演奏的鋼琴，這些名家沒有一人像羅曼·羅蘭那樣給了我同敬愛的大師進行直接交流的感情。

他的知識非常淵博，使別人感到慚愧，他的生活就是讀書。他精通文學、哲學、歷史，熟悉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的問題。他懂得音樂中的每個音節(jié)；甚至像加盧皮和特勒曼等人最最孤僻的作品和三四流音樂家的作品，他都熟悉。同時，他積極參與當時發(fā)生的每一個事件。他那間修道士式的簡樸斗室就像一間照相館的暗室，能夠反映出全世界。在人際關系方面，他和同時代的許多偉人都很熟悉，他曾經(jīng)是喬治·勒南的學生，在瓦格納家做客，是饒勒斯的朋友，托爾斯泰曾給他寫過那封著名的信，信中承認自己真心贊賞羅曼·羅蘭的文學作品。我在他的房間里感覺到一種人性上和道德上的優(yōu)勢，一種不帶驕傲情緒的內心自由，對一個堅強的人來說，這種自由是不言而喻的。我第一眼就看出，在關鍵的時候他將代表歐洲的良知——時間證明我是對的。我們談論起《約翰·克利斯朵夫》。羅曼·羅蘭向我解釋，他的書想盡到三重責任：第一，向音樂致敬；第二，表明他對歐洲統(tǒng)一的信念；第三，喚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說，我們每個人都要發(fā)揮作用?，F(xiàn)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越來越需要警惕。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的卑劣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有侵略性，實際上，他們的背后還隱藏著物質利益。這些壞人一點顧忌也沒有，我們卻顧慮重重。從《約翰·克利斯朵夫》中可以看出有一股荒謬的東西，而同荒謬的東西作斗爭要比我們的藝術事業(yè)更重要。羅曼·羅蘭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贊美了藝術的不朽，但我卻從他身上感到他對世界結構的脆弱表現(xiàn)出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說：“藝術能使我們每個人得到滿足，但它對現(xiàn)實生活卻無能為力。”

到了爆發(fā)世界大戰(zhàn)的關鍵時刻

那是一九一三年。從我和羅曼·羅蘭的那第一次談話中，我深切地認識到，我們的責任是：不能沒有準備和無所作為地面對可能爆發(fā)的歐洲大戰(zhàn)這個事實。羅曼·羅蘭之所以能在關鍵時刻在道義方面遠遠超過其他所有的人，是因為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練了他的心智。在我們自己的范圍內，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已經(jīng)翻譯過不少作品，介紹我們鄰邦的詩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維爾哈倫走遍全德國，作旅行講演。那次旅行成了德法關系和睦的象征，維爾哈倫——偉大的法語抒情詩人和戴默爾——偉大的德語抒情詩人在漢堡當眾擁抱。我為賴恩哈德爭取到維爾哈倫的一個新劇本，我們雙方的合作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真誠、強烈和沖動。有時候激動起來，我們就陷入忘乎所以之中，認為自己已經(jīng)給世界指出了正確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關心這些文學家的宣言，而堅持走自己的險惡之路。世界局勢經(jīng)常處在一觸即發(fā)的戰(zhàn)爭邊緣。

一般說來，根據(jù)經(jīng)驗原原本本地敘述一個時代的面貌，要比再現(xiàn)那個時代的人的心態(tài)容易得多。人的心態(tài)并不存在于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于細小的個人生活插曲中。我在這里敘述的就是這種生活中的小插曲。說老實話，當時，我不相信戰(zhàn)爭真的會爆發(fā)。可是我遇到的兩件事，使我在不同程度上想到戰(zhàn)爭，并使我的心靈受到震撼。第一件事是“雷德爾事件”，這個事件像歷史上發(fā)生的所有重要事件一樣，其幕后情節(jié)鮮為人知。

這位雷德爾上校是一起極其錯綜復雜的間諜案的主要人物。我與他只是點頭之交，我們同住一個區(qū)，只隔著一條胡同。有一次，我的朋友——檢查官T在咖啡館里將他介紹給我，這位看起來和藹可親、很會享受的先生當時在咖啡館里吸著雪茄。自那以后，我們見面時會互相打招呼。但是后來我才發(fā)現(xiàn)，在生活中間有許多秘密包圍著我們，而我們對周圍的人卻知之甚少。從外表看來，這位上校同其他普通奧地利軍官一樣，可他卻深得帝位繼承人的寵信，被賦予重要職權。他領導著軍隊的秘密情報局，負責破壞敵人的間諜機構。一九一二年，巴爾干戰(zhàn)爭危機時期，俄國和奧地利都在作戰(zhàn)爭動員，把矛頭指向對方?？墒牵瑠W地利軍隊最機密的“進軍計劃”卻被透露出去，賣給了俄國。倘若打起仗來，奧地利就會一敗涂地，因為俄國人事先知道了奧地利進攻部隊所有戰(zhàn)術行動的細節(jié)，這個泄密事件使奧地利參謀部一片驚慌。身為軍隊情報局最高負責人的雷德爾上校奉命查出叛徒。這個叛徒肯定在軍事最高層的小圈子里。但是外交部并不完全相信軍事當局的能力，于是背著總參謀部秘密發(fā)出指示，獨立去調查，它授權警察局，除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外，為達到目的，還要開封檢查所有來自外國的信件，不必有所顧忌。

一天，一家郵局收到從俄國邊境站波特沃羅奇斯卡發(fā)來的一封留局待取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個暗號：奧佩爾巴爾。打開信一看，里面沒有信紙，卻有六張或八張簇新的奧地利一千克朗的鈔票。這個可疑的發(fā)現(xiàn)立刻被報給了警察局。警察局派來一名密探守在取信的窗口附近，只要取信人一出現(xiàn)，就立刻把他逮捕。

不過，眼下這個悲劇開始成為維也納街頭巷尾無所不談的趣事。中午時分，那位先生出現(xiàn)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寫有“奧佩爾巴爾”的信。窗口里的郵局職員立刻向密探使眼色，向他發(fā)出報警信號，可是密探恰巧去喝早飲。當他回來時，別人告訴他，那位陌生的先生坐上一輛出租馬車，不知向何處駛去了。很快，維也納人又演出了這場悲劇的第二幕，在那個時代，出租馬車是一種時髦漂亮的雙駕馬車；馬車夫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人物，從來不自己打掃車輛，而是每個停車場都有一些“清潔工”，干喂馬和沖洗車輛的活兒。幸虧那位清潔工記住了剛剛駛出的那輛出租馬車的牌號；一刻鐘以后，所有的警察崗哨都發(fā)出警報：馬車已經(jīng)找到。清潔工還描繪了向卡塞爾霍夫咖啡館駛去的馬車里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爾霍夫咖啡館正是我經(jīng)常遇到雷德爾上校的地方。另外，有人在馬車里碰巧找到了一把小折刀，那位先生就是用這把刀拆開信封的。密探們立刻向卡塞爾霍夫咖啡館撲去。可惜，人們描繪的那位先生已經(jīng)離去。但咖啡館里的服務員非常自信地說，那位先生就是雷德爾上校，絕不會是別人，他剛剛回到克羅姆塞爾旅館去。

密探被驚得目瞪口呆。秘密被揭開，雷德爾上校，這位奧地利軍隊情報部門的最高領導人，同時又是被俄國總參謀部收買的間諜。他不但出賣了各種機密和進軍計劃，而且現(xiàn)在突然都清楚了，為什么他去年派往俄國的間諜一個個被捕和判刑。一陣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響起來，直打到奧地利軍隊總參謀長康拉德·馮·赫岑道爾夫元帥那里。當時的一位目擊者向我敘說，赫岑道爾夫聽過電話，臉色刷一下變得像白紙一般。他又把電話打到皇宮，進行一次次的磋商。下面還會發(fā)生什么事呢？在這期間，警方采取了防范措施，雷德爾上校無法逃脫了。當他準備再次離開克羅姆塞爾旅館，向門房交待什么事的時候，一個密探出其不意地出現(xiàn)在他的面前，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禮貌地問道：“上校先生，您有沒有把這把小刀遺忘在出租馬車里？”這一剎那，雷德爾上校知道自己失敗了。他向外走去，看到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他們在監(jiān)視他，當他回到旅館時，有兩個軍官隨他走進房間，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輪手槍。在這期間，皇宮已作出決定，以不聲不響的方式了結這件軍隊中十分不光彩的事。兩位軍官一直站在克羅姆塞爾旅館雷德爾的房前，直到深夜兩點從房間里傳出一聲槍響。

第二天，所有晚報上都登了一則簡短的訃告，宣布這位忠于職守的軍官——雷德爾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查雷德爾案件的過程中牽扯到許多人，致使這件事無法保密，人們也逐漸了解到這件事的細節(jié)。正是這些細節(jié)揭開了雷德爾的心理活動。雷德爾上校是個同性戀者，他的上司和同事竟無一人知道。他落在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這些勒索者最后逼他走上這條絕路?，F(xiàn)在，奧地利軍隊一片嘩然。大家都明白，一旦發(fā)生戰(zhàn)爭，他一個人就能斷送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奧匈帝國也由于他而陷入崩潰的邊緣。直到這步田地，我們奧地利人才明白，過去的一年里，我們已經(jīng)到了爆發(fā)世界大戰(zhàn)的關鍵時刻。

薩拉熱窩的一聲槍響

這件事使我第一次感到戰(zhàn)爭的恐懼。第二天，我偶然遇到貝爾塔·馮·蘇特納，她是我們時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她出身于名門豪貴之家，青少年時代在自己的故鄉(xiāng)波希米亞的城堡的附近目睹過一八六六年戰(zhàn)爭的慘狀。她抱著佛羅倫薩夜鶯般的熱情，認為自己畢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戰(zhàn)爭，甚至是完全杜絕戰(zhàn)爭。她寫了一部享譽世界的長篇小說《放下武器》；她組織過無數(shù)次和平主義的集會。她一生中最大的功績是喚醒了甘油炸藥的發(fā)明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良知，促使他設立了諾貝爾和平獎，以彌補他發(fā)明炸藥所造成的損害。當時她非常激動地向我沖過來，在大街上就高聲嚷嚷，而她平時說話是很安靜、親切的。她說：“怎么現(xiàn)在人們還不明白剛發(fā)生的事，戰(zhàn)爭已經(jīng)開始。那些人再一次在我們面前掩蓋真相，對我們保密。你們這些年輕人為什么不行動起來？這些事與你們的關系最大！站起來去抵抗！團結起來保衛(wèi)自己！不能什么都讓我們幾個老太婆來干，沒有人會聽老太婆的話。”我對她說，我就要去巴黎。也許我們真的會發(fā)表一份聯(lián)合宣言。“為什么說也許呢？”她急促地說，“形勢比以前壞多了，戰(zhàn)爭機器已經(jīng)在運轉。”雖然我已心神不定，但我還是盡力來安慰她。

在法國，我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不由得使我想起那個老太太的預見是多么準確，她看到了未來?？墒窃诰S也納，人們很少認真對待她的話。那是一件特別小的事，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從巴黎前往都蘭，準備在那里小住幾日，為的是要憑吊達·芬奇的陵墓。我們沿著盧瓦爾河散步，春風和煦，我們貪圖欣賞春色，晚上回到住處時，兩腿似鉛重。于是，我們決定到十分安靜的圖爾城去看電影，過去，我曾在那里拜訪過巴爾扎克的故居。

這是郊區(qū)小城的一家電影院，它不能與用閃光金屬板和玻璃裝飾起來的現(xiàn)代化豪華電影院相提并論，只是湊合修起來的一間大廳，里面擠滿了各類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場上的女商販，他們是一些真正的老百姓。他們無拘無束地閑聊，同時向污濁的空氣中噴著斯卡費拉蒂牌和卡波拉爾牌低劣香煙的藍色煙霧，盡管室內掛著“禁止吸煙”的標牌。銀幕上開始放映《世界要聞》，先是英國的劃船比賽，觀眾照常閑扯和抽煙；接著銀幕上出現(xiàn)了法國的閱兵式，人們仍沒有注意；隨后是第三個畫面：威廉皇帝到維也納拜會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在銀幕上，我看到了熟悉的維也納西車站冷冰冰的站臺，站臺上站著一些警察，正在等候進站的列車。接著出現(xiàn)的是年邁的皇帝沿著儀仗隊走過去，準備迎接他的貴賓。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有點駝背，步履艱難。圖爾人看到這位白發(fā)蒼蒼的老先生出現(xiàn)在銀幕上時，他們善意地發(fā)出笑聲。接著是列車進站的畫面，第一節(jié)車廂，第二節(jié)車廂，第三節(jié)車廂。沙龍式的豪華車廂打開了，威廉皇帝從中走出來，翹著高高的八字胡，穿一身奧地利的將軍服。

威廉皇帝在銀幕上剛一出現(xiàn)，昏暗的大廳里立刻爆發(fā)出一陣陣刺耳的口哨聲和跺腳聲，他們完全是自發(fā)地大喊大叫吹口哨；男人、女人，還有孩子們，無不發(fā)出嘲笑，好像畫面上的人侮辱了他們似的。善良的圖爾人除了報上登的消息外，并不知道世界上發(fā)生了很多事情。他們剛看到威廉皇帝，就像發(fā)了瘋似的——我感到十分吃驚，不由得驚恐萬狀。我覺得，經(jīng)過多年對德國仇恨的宣傳，流毒已浸入平民百姓的心里。在這個遠離大城市的小城鎮(zhèn)，這里的市民和士兵毫無惡意，卻對威廉皇帝、對德國有這么大的仇恨。銀幕上不過是一閃而過的畫面，就引起這么一場騷動，只不過是一秒鐘，僅僅一秒鐘，可見流毒是多么深廣。下面繼續(xù)放映其他畫面時，他們就把剛才的一切忘記了。當晚放映的主片是一部喜劇，觀眾看得前仰后合，笑個不停，有人樂得把大腿拍得啪啪直響。那僅僅是一秒鐘，而那一秒鐘卻被我看到了。我們曾做出過不少努力，想方設法促進國家間和民族間的諒解。可是到了關鍵時期，彼此雙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被煽動起來??！

那個晚上我心灰意冷，一夜未眠。如果這件事發(fā)生在巴黎，雖然我同樣會感到不安，但不會這么激動。我覺得十分可怕的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外省，深入到善良質樸的平民百姓中間。幾天后，我同朋友們講起這件事，但大多數(shù)人并不認為怎么嚴重，他們說：“我們法國人過去也嘲笑過肥胖的維多利亞女王，但兩年以后，我們與英國結成了聯(lián)盟。你不了解法國人，法國人對政治從來不往心里去。”只有羅曼·羅蘭的看法不一樣，他說：“百姓越老實，就越容易輕信。自從彭加勒當選以來，形勢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并不愉快。”我們長時間地討論起夏天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不過，對這次代表大會，羅曼·羅蘭比其他人更持懷疑態(tài)度。他說：“一旦發(fā)布動員令，到底有多少人能堅持得住，誰能知道？我們已陷入一個群情振奮、歇斯底里的時代，在戰(zhàn)爭中絕不能忽視這股歇斯底里的力量。”

但是，我已經(jīng)說過，這些短暫的憂愁時刻就像風中的蜘蛛網(wǎng)一樣，一吹就散了。我們有時也想到戰(zhàn)爭，除了有時也想到死亡以外，其他的事想得并不多——我們也想到一些可能發(fā)生的事，不過，那些事看來還很遙遠。因為當時的巴黎實在太美了，我們自己也太年輕，太幸福了。我至今還記得儒勒·羅曼想出來的那出令人著迷的鬧劇，為了嘲笑“詩壇王子”，我們故意推舉了一個“思想者的王子”，讓一個憨直天真的人由大學生們鄭重其事地抬到先賢祠前羅丹的塑像前。到了晚上，我們像一群中學生似的在模仿滑稽作品的宴會上大吵大鬧。當時正是繁花似錦的季節(jié)，微風吹拂，送來一股甜滋滋的氣息。面對如此多的歡樂，還有誰愿意想那些不堪設想之事呢？當時，朋友之間的友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厚，而且在異國——在“敵對國家”又有了新朋友。巴黎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無憂無慮，而住在巴黎的人也以自己無憂無慮的心情來愛這座城市。

在巴黎的最后幾天，我陪著維爾哈倫去魯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報告。夜里，我們站在教堂前，教堂的塔尖在月光中閃爍著迷人的光輝——如此良辰美景難道只屬于一個“祖國”，而不屬于我們大家？我們在魯昂火車站話別。兩年以后，在同一地點，一列火車——他歌頌過的機器——把他輾得粉碎。他一邊擁抱我，一邊對我說：“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見。”我答應了，因為我每年都到他的莊園里去看他，和他并肩翻譯他的新詩。為什么這一年會不去呢？我也與其他朋友無憂無慮地告別。我向巴黎告別，同樣是漫不經(jīng)心、不動感情的告別，就像一個人要離開自己的家?guī)讉€星期一樣。我以后幾個月的計劃是清楚的?，F(xiàn)在我就回到奧地利去，找個僻靜之處，趕寫那本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五年后才出版），這樣我就可以完成《三大師傳》了。然后，我再到維爾哈倫那里去；也許到了冬天，計劃已久的俄國之行就可以實現(xiàn)了。為的是在那里組織一個團體，以增進德語作家同俄語作家之間的相互了解。在我看來，在我三十二歲之際，如一切順利的話，在陽光燦爛的夏天，世界會變得更美麗，更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莊稼。我愛這個世界，期望它有一個美好的現(xiàn)在，一個美好的未來。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薩拉熱窩的一聲槍響，剎那間把一個我們在其中接受教育、棲身卜居、安全又充滿理性的世界像一只空陶罐一樣擊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