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如一杯茶中的花蕾，漸漸綻放，充滿月光，了無俗香。”1929年，德國哲學家本雅明采訪旅居歐洲的黃柳霜，對她如此贊嘆。
黃柳霜是首位闖進好萊塢的華人影星，也是首位在洛杉磯“星光大道”上留星的華人，如今成為首位登上美元的亞裔。今年是她首度主演電影《海逝》上演100周年。不久前，美國發(fā)行了印有她頭像的25美分硬幣。美鑄幣局稱，黃柳霜“一生中克服了許多挑戰(zhàn)和障礙”。
出道
1905年，黃柳霜出生在洛杉磯的花街。她的祖父母從廣東臺山到美國謀生，在加州一個金礦區(qū)生下她父親黃善興。19歲時，黃善興攢錢回臺山娶妻生子，卻因美國實行《排華法案》，無法將妻兒帶到美國。他獨自返回洛杉磯，開洗衣店維生。他的生意很成功，在供養(yǎng)老家妻子的同時，又娶了當?shù)厝A人李恭桃為妻。妻子為他生下4子4女，黃柳霜是老二，比最小的弟弟大17歲。
黃柳霜出生后，母親希望她能“招弟”，總給她戴男孩的帽子，還打扮成“小王子”。她后來的外向、自信性格與此有關(guān)。從小她和其他孩子一樣要在店里干活，幫工送貨。到了讀書年齡，她進了公立學校，但白人學生常往她身上扎大頭針，說是“檢驗中國小孩是否像白人一樣也會痛”。她被迫轉(zhuǎn)到華人辦的私立學校。
9歲時，黃柳霜拿著客人給的小費第一次走進影院，從此迷上電影。她省下午飯錢買電影票，逃學去看電影，因此生了胃病，父親知道后非常生氣。但此時，她已做起電影夢：“我在夢里看到一個奇跡：精妙而令人贊嘆的太陽城閃爍著金光，有潔白的宮殿、芳香的花園，我漫步在白色的道路上，翩翩起舞……”
14歲，黃柳霜第一次“圓夢”，在電影《紅燈籠》中當群眾演員。她告訴父母，想輟學當影星。父親堅決反對，希望女兒盡快嫁個好人家，但最終拗不過女兒。
1922年，17歲的黃柳霜主演電影《海逝》。該片在美國數(shù)萬家影院上映，影評家稱贊黃柳霜演技“深沉內(nèi)斂又不失精準，達到大師水平”，還說她“將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搬上了美國銀幕”。19歲，她在《彼得潘》中飾演虎蓮，影片在美國、歐洲、澳大利亞受到歡迎。
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趙小建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黃柳霜對電影的熱愛，既源于她自信而富有表現(xiàn)欲的性格，也與一戰(zhàn)后美國婦女意識覺醒有關(guān)。美國1919年承認婦女選舉權(quán)。許多女性積極參與到社會生活中。黃柳霜受此鼓勵，希望通過拍電影在主流社會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她沒想到，這個夢實現(xiàn)起來那么難。
磨難
黃柳霜很快發(fā)現(xiàn)，好萊塢有一片“種族主義沼澤”。1931年，她接受美媒采訪時質(zhì)問：“為什么銀幕上的中國人總是惡人？嗜血、陰險、蛇蝎心腸。我們中國人不是那樣的，我們擁有比西方文明古老很多倍的文明。”
趙小建說，在黃柳霜生活的時代，華人等少數(shù)族裔被視為劣等種族。黃柳霜希望自己能打破美國社會對華人“貧窮、軟弱、丑陋”的偏見。不幸的是，她的演技獲得肯定，角色選擇上卻依然受制于人。在《海逝》中，她飾演的少女蓮花搭救了一名美國水手，卻被始亂終棄，最終跳海自盡。趙小建認為，這代表了當時美國社會對華人女性柔弱、逆來順受的刻板印象。1924年，黃柳霜參演《巴格達大盜》，飾演妖艷的“蒙古女奴”。銀幕上，她被主角用劍抵住裸露的后背時滿眼驚恐，這一形象滿足了西方觀眾的獵奇欲，卻也令黃柳霜倍受屈辱。
成名作《海逝》中，黃柳霜扮演的少女蓮花搭救一名美國水手。 黃柳霜也曾嘗試扮演積極的中國角色。1926年，她參演首部由美國華人投資的電影《絲綢花束》。但該片沒能大范圍上映，連一張海報與底片都沒能存留下來。
由于對好萊塢的失望，1928年，黃柳霜決定去德國。她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掌握了德語和法語，進入了柏林社交圈。1929年的夏夜，本雅明見到了這樣的黃柳霜：“她將頭發(fā)往額頭方向梳，恰好在額頭中心處用一縷發(fā)梳出一個低低的尖，讓她的臉顯出一個最標準的心形。所有真心的東西仿佛都能在她的這雙眼中反射出來。”本雅明說，黃柳霜“純真活潑的性格并不是偽裝”，“她對悲劇的喜愛越由衷、越熱烈，她在日常生活中就越平和、越積極。這個健康又迷人的姑娘會用認真友好的目光看著你，讓人完全看不出她是一位電影明星”。
在歐洲，黃柳霜以《唐人街繁華夢》等作品贏得聲譽。她參演的歌劇《中國舞女》獲得巨大成功。然而，當她望向觀眾席時，總會失望地發(fā)現(xiàn)，那里沒有中國面孔。她感嘆：“我學到的越多，就越發(fā)思念中國。”
黃柳霜以《唐人街繁華夢》等作品在歐洲贏得聲譽。 回到好萊塢后，黃柳霜渴望在電影中扮演一個“真正”的中國角色的念頭更加強烈。1932年，她希望參演根據(jù)中國民俗故事改編的《兒女》。這是當時好萊塢極少數(shù)正面描寫中國生活的電影。劇組卻拒絕了，因為她“長得太美了，不適合演中國好人”。
1935年，中國農(nóng)村題材的《大地》開拍，黃柳霜希望演女主角阿蘭，導演卻只愿讓她演一個狡猾的小妾。黃柳霜憤慨地提出抗議后，拒絕參演。飾演阿蘭的白人演員后來獲得了奧斯卡獎。這對黃柳霜打擊很大。趙小建說：“雖然她是個出色的演員，但演得再好，也很難與白人演員競爭。”
尋根
在好萊塢一次次的失望，讓黃柳霜更向往遙遠的中國。1934年，她父親回臺山老家長安村定居。1935年，她在倫敦演出時與京劇大師梅蘭芳會面，燃起了對中國傳統(tǒng)戲曲的熱情。同年，她宣布自己將“回中國”。
1936年2月9日，黃柳霜搭乘客輪抵達上海，開始了期待已久的尋根之旅。她與家人團聚，去了浙江、廣東等地，結(jié)識了林語堂等文化名人，與電影明星胡蝶、美國記者斯諾等成了朋友。她還導演了一部紀錄片《我的中國電影》，記錄中國的市井生活。黃柳霜的傳記作家寫道：雖然黃柳霜對中國的理解依然是零散的，但她對中國的認可與支持“一如既往地真誠、熱切、堅定不移”。
《良友》畫報對黃柳霜的報道。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黃柳霜很快加入了美國援華聯(lián)合會。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她就發(fā)表文章稱：“盡管有日本鐵蹄的蹂躪，有著純潔道德和高雅精神的中華文化必將戰(zhàn)勝血腥與暴力，重新綻放。”為了支援抗戰(zhàn)，她將拍賣時裝與首飾的錢捐出，還自編自導了揭露日軍暴行的戲劇《路障之內(nèi)》。
中國軍民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英勇表現(xiàn)，及二戰(zhàn)期間中美盟友關(guān)系，也讓中國在銀幕上的形象趨于正面。在這種情況下，黃柳霜得以在《緬甸炸彈》《重慶夫人》等電影中飾演“女英雄”形象。在《重慶夫人》結(jié)尾，黃柳霜扮演的特工就義前說：“你們殺不死我，你們也殺不死中國。和平的力量終將跨過廢墟和仇恨，邁向勝利！”黃柳霜將該片片酬全部捐給了中國聯(lián)合救濟會。
1960年，55歲的黃柳霜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上留下名字。一年后，她在睡夢中離世。
趙小建說，作為中美文化的“穿越者”，黃柳霜一直希望找到自己的真實身份。她渴望改變西方對華人的偏見，卻發(fā)現(xiàn)自己無力決定自己在銀幕上的形象，這也是黃柳霜人生的悲劇和痛苦之源。盡管如此，黃柳霜依然勇敢地打破了種族隔離，向世界展現(xiàn)了才華橫溢、美麗動人的華人形象。這是黃柳霜最重要的遺產(chǎn)之一。
學者點評
黃柳霜的悲喜劇
◎中央民族大學影視人類學中心主任朱靖江
作為20世紀首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華人女影星，黃柳霜的人生無疑是帶有悲劇性的。一方面，她的藝術(shù)才華讓西方世界看到了現(xiàn)代、時尚、迷人的華人形象。但同時，她也是當時西方社會種族主義的受害者，成了西方銀幕上一個被凝視的“異域奇觀”。黃柳霜所處的20世紀早期，東西方關(guān)系極其不平等，西方主導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使得歐美各國對包括華人在內(nèi)的其他種族報以歧視的態(tài)度。這一歷史背景，決定了黃柳霜的悲劇命運以及她在銀幕上呈現(xiàn)出的文化景觀。
盡管黃柳霜一生都渴望在電影中扮演積極的華人角色，但她在好萊塢電影工業(yè)中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她不得不扮演一個西方社會眼中的“亞洲女性”形象。在很多電影中，黃柳霜的角色被西方賦予了兩個向度：在一些電影中，她是純潔柔弱、逆來順受的“蝴蝶夫人”。在另一些電影中，她又扮演著妖艷誘人、富有侵略性的“龍女士”。而這兩種角色，最終又往往都以悲劇性結(jié)尾。
這展現(xiàn)了當時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復雜感情：一方面，西方認為近代備受屈辱的中國軟弱可欺。另一方面，西方又對“神秘”的中國文化感到好奇和恐懼，甚至擔心中國可能在未來替代西方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由于20世紀初美國仍視跨種族婚姻為違法行為，許多美國觀眾也從黃柳霜身上獲得了一種“突破禁忌”的快感。
好萊塢的剝削，使得她重新思考自己與中國的關(guān)系。盡管她對中國的認識也帶有片面性和理想化，但她對中國的感情無疑是真摯而熱烈的。
在復雜的時代背景下，黃柳霜在西方影視工業(yè)中“身不由己”，但解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有無問題”。她沖入西方主流文化領(lǐng)域，展現(xiàn)了國際化的華人形象，證明了華人可在影史上獲得一席之地。她起伏的一生，也折射了特殊時代里華人在國際舞臺上的復雜命運。（鄭敖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