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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歲的虞云國健步如飛,滿頭白發(fā)根根豎起,大大的眼鏡片后面是一雙觀察者的眼睛。一進屋便親自弓腰搬椅子,聽從攝影記者的要求擺姿勢,動作麻利,像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坐定后,他很認真地從小挎包中找出事先打印出來的采訪提綱,摘下眼鏡,湊近紙面看題目。
由于“文革”,虞云國30歲才得以參加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試,“放到現(xiàn)在,30歲的年輕人早都已經出成果了。”他感嘆道。10年前,他從上海師范大學退休。現(xiàn)在的他很享受“科研體制外的生活”,沒有了考核壓力,以自己的節(jié)奏讀書寫作。有時候他的著作再版,他積極修訂書稿,只收取象征性的稿費。“到了我這個年紀,更加可以心無旁騖地追求‘實相’了。”他嘴里常念叨的“實相”,是40年歷史研究中追求的真理。“要能最大限度逼近這個‘實相’,我這輩子便是完美了。”
他的心中藏了一整個宋朝世界,選題小到桌椅茶具,大到朝代政體,都可寫得洋洋灑灑。筆耕不輟的他在《水滸尋宋》里挖掘宋時人們的日常起居、市肆游玩;在《從中州到錢塘》中縱論朝代;在《南渡君臣》中探究兩宋對后世制度的影響。他以嚴謹?shù)氖穼W態(tài)度和普及歷史的責任心,寫“豬隊友”、談“人設”、聊“穿越”,生動有趣,又考證鑿鑿,讀之有味。
虞云國的新作從中州到錢塘》
虞云國在B站開啟直播。
這次直播,虞云國事前只列了幾句提綱,沒想到直播過后觀眾反響熱烈。虞云國在工作人員的提示下回答了彈幕問題。直播后,許多觀眾紛紛追問:老爺子下次什么時候直播?當被問起直播時是否緊張,他笑道:“反正看不到觀眾反應,我也不太關注彈幕評論。當然,主要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能看到彈幕。”
自從那次直播后,虞云國便開啟了“直播事業(yè)”,邀請紛至沓來。首次直播不到一個月,陸家嘴讀書會便邀請他以“從樊樓到《水滸尋宋》”為題,深度講解了北宋時期的夜生活。樊樓是北宋東京的大酒樓,是北宋發(fā)達夜生活的縮影。
·《水滸尋宋》。
他還受上海聚珍邀請,以“說說宋代的太上皇”為題,在B站、抖音上直播,多受好評。細說《清平樂》,更是吸粉眾多。
直播過后,工作人員會給他看評論,有的夸他“老爺子真精神”“老爺子會用流行語,很潮啊”。他看了更加精神抖擻。有了經驗,虞云國已能夠在直播中“因材施教”。受眾面較廣的,他會使用“豬隊友”“人設”這樣的網絡用語;面對更加專業(yè)的受眾群體時,比如在浙江圖書館文瀾講壇的B站直播中,主題則更加學術性,更多的是探討兩宋制度與歷史大勢。
在歷史隨筆集《敬畏歷史》自序中,他寫道:“史學的社會功能是學術功能的延伸與補充,社會更有必要讓當今全體國民知曉歷史,敬畏歷史,這是造就現(xiàn)代公民素養(yǎng)的必要前提。”他開直播,目的是普及歷史知識,在普及中寄寓學術理想,讓受眾尤其是年輕人了解歷史,敬畏歷史。他說:“直播也是產生思維火花的地方。”
02 歷史的“實相”
1140年,宋軍在順昌、郾城大敗金軍,但宋高宗和秦檜屈辱求和。次年,與金國簽訂“紹興和議”。宋高宗重用秦檜,殺害岳飛,自此中國歷史由北宋的外在開放轉向南宋的內在保守。這就是“紹興體制”——虞云國用這個詞來指稱宋高宗朝的政治體制。
“紹興體制”是虞云國宋史研究中的發(fā)力點,選取這點便能看透兩宋區(qū)別。“紹興體制”對后世影響之大,甚至在后來中國的帝制中也或隱或現(xiàn)地存在。
作為北宋皇族里唯一逃到南方的皇子,宋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偏隅東南,推行文字獄,建立獨裁統(tǒng)治,宣告“為與士大夫治天下”的良性政治生態(tài)消亡。對此,史學界為“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扼腕痛惜。虞云國承認,從個人情感或是歷史理性出發(fā),他都不喜歡宋高宗這個人,但“無條件地推崇整個士大夫階層‘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意識”,誤認為兩宋300余年一概如此,也是偏頗之論。
同時,他也肯定了南宋時期的社會經濟發(fā)展。在“紹興體制”下,中央在朝的許多士大夫被迫退居山林,下沉到底層社會,建立起治理鄉(xiāng)村的宗族制度,客觀上穩(wěn)定了鄉(xiāng)村環(huán)境,以至“南宋相比北宋,幾乎沒有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江南經濟中心地位確立又為南宋偏隅東南延續(xù)152年注入了強心劑,“這就是歷史的‘實相’,好壞兼?zhèn)洹?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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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反對“宋粉”謳歌的所謂宋代是“廣大民眾的黃金時代”,指出研究南宋歷史,同樣不可以偏概全,不可以江南社會經濟面貌代表整個南宋。“史學家要時刻秉持價值中立,要拿捏感性和理性成分,這才能抓住‘實相’。”同時,他強調“大宋史”要囊括與兩宋同時存在的遼、西夏以及金和蒙古。他跳出民族情緒,以開放的胸襟論述多民族政權并存的中國歷史。
03 人生與宋史,如同“渡海”
《從中州到錢塘》《從陳橋到厓山》,從北宋的起點到南宋的終點,40年的宋史研究生涯,讓虞云國心中裝著的宋朝世界越來越大。他說:“我年紀大了,但越是研究宋朝,越是覺得知之甚少。就像是渡海,怎么游都游不到頭。”
基于史學家的“職業(yè)病”,他將研究經歷比作“斷代史”,分為4個十年,以1982年發(fā)表第一篇論文作為研究宋史的開端,到1991年算是第一個十年,其間讀研讀史,學術積累;第二個十年他赴日訪學,回國繼續(xù)專力宋史研究;第三個十年中他開始歷史普及寫作;2012年到2021年是第四個十年,退休后的他致力于讓歷史走向大眾。正是在這第四個十年里,史學家的使命感更加清晰了起來。“這十年沒寫過幾篇像樣的論文,而是把學術性研究融匯進歷史普及文章中,將學術文章‘翻譯’成白話,讓大眾讀者看得懂。”
1948年虞云國出生在上海一戶普通的工人階級家庭。1965年,虞云國上高一,那時已對宋詞情有獨鐘。“文革”中,哥哥的死給父母打擊很大,于是母親向上級反映,希望能將小兒子留在身邊。作為小兒子的虞云國便不用去“廣闊天地接受再教育”,而是“待在城里吃干飯”。但哥哥去世的陰云一直縈繞著他,自此心頭常常帶著一個問題:歷史上,權力是如何失去原來正常的程序,造成嚴重后果的。
“文革”最后兩年,他開始教中學語文,成為沒有編制的老師。當時,批《水滸》、批宋江的運動如火如荼,虞云國被要求在校電臺講《水滸》,給學生提供“批判素材”。他將這項工作看作讀書的好機會,只講“素材”,將“批判”交給學生們。多年以后,他寫了《水滸亂彈》《水滸尋宋》等相關著作。
·《水滸亂彈》封面。
1977年,高考恢復。虞云國所在的浦東張家浜街道有900多人報考,首次發(fā)榜中了兩人,他是其中一個。時年三十,不敢折騰,沒敢填報北大。沒想到一發(fā)榜,分數(shù)上北大綽綽有余。幸運的是,他就讀的上海師范大學以研究宋史為特長,導師程應镠(音同劉)先生曾參加“標點二十四史”中的《宋史》工程。程先生告訴他:研究宋史是大有可為的。就這么一句話,沒想到成了他一輩子的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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