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最后的風骨，死于1283年

面對兵臨城下的蒙古人，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臨安城里亂成一團，以兩位宰相陳宜中和留夢炎為首，帝國的大小官員們紛紛棄職逃命做鳥獸散。

自從靖康之變（1127年）以來，南奔建立的南宋始終處于北方游牧民族持續(xù)不斷的沖擊和高壓之下，如今，女真人雖然亡國，但不斷南下的蒙古人卻更加精銳致命，面對臨安城下的蒙古兵，已經(jīng)66歲的太皇太后謝道清發(fā)現(xiàn)，她和年僅4歲的宋恭帝趙?（xiǎn），已經(jīng)孤獨無依。

于是，謝道清下令，在臨安城中張貼痛斥公開逃竄的各級官員：

“我朝三百多年，對士大夫以禮相待?，F(xiàn)在我與新君遭蒙多難，你們這些大小臣子，不見一人出來救國。我們有什么對不起大家？你們內(nèi)臣叛官離去，地方守令舍印棄城……平日讀圣賢書，所許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何以見先帝？”

但蒙古人對此有另外一種解釋，就在此前逃竄前，南宋宰相陳宜中派出使者柳岳前往蒙古大營談判，以無比卑下的姿態(tài)搖尾乞憐說：

“希望貴國能夠憐憫我們班師回朝，我們肯定會每年進貢，修好于大元。”

蒙古軍的統(tǒng)帥伯顏倒是回答得干凈利落：

“如果想讓我軍停止前進，你們是想效仿當初吳越國國君錢俶，向我們納土稱臣？還是效仿南唐的李后主出降？當初宋人得天下于小兒之手，今天又失之于小兒之手，這是天意，不必多說了。”

想當初，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從當時年僅7歲的后周皇帝柴宗訓(xùn)處奪得帝位建立宋朝，如今大宋似乎也將亡國于年僅4歲的宋恭帝趙?。

冥冥之中，歷史確實蘊含著某種詭異的宿命。

宋朝天下得之于小兒，又即將失之于小兒，這種看似宿命的背后，透露著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嚴重后患。

早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為了解除自從唐朝中期開始的武人干政亂政局面，宋太祖就開始公開推崇文官集團，并聲稱：“宰相當用讀書人。”

宋太宗通過斧聲燭影詭異奪位以后，為了鞏固帝位，更加大力發(fā)展科舉制提拔讀書人出身的文官，以致當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文官集團的急劇崛起，和宋代皇帝的內(nèi)斂讓權(quán)，也使得宋代的知識分子自信與自尊空前高漲，曾經(jīng)官拜參知政事（副宰相）的張方平就曾經(jīng)對宋神宗說：

“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獨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在宋代，與君王“共治天下”是知識分子群體的自我期許，宋神宗時，王安石力推的變法受到利益集團強力阻撓，宋神宗為王安石辯護，說新政是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士大夫的利益，沒想到宰相文彥博卻反駁說：

“陛下你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與老百姓一起共治天下。”

既然文官集團要與皇權(quán)共治天下，那么危急時刻，文官集團的擔當又在哪里？

就在南宋帝國生死存亡關(guān)頭，一位狀元出身的官員挺身而出。

他，就是在南宋寶祐四年（1256年），以20歲之身榮膺狀元的文天祥（1236-1283年），眼下，這名39歲的昔日狀元，正擔任贛州知州。

自打1234年蒙古人滅亡金國，然后持續(xù)不斷南侵以來，歷經(jīng)四十多年抵抗，南宋的耐心和國力已經(jīng)日漸殆盡，當時，很多人開始觀望形勢首鼠兩端，以致當蒙古人逼近臨安城，南宋皇室向天下發(fā)出勤王詔書時，響應(yīng)者竟然寥寥無幾。

在這種情況下，文天祥散盡家財，招募士卒前往臨安拱衛(wèi)京城，這位“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的美男子狀元，捧著勤王詔書痛哭流涕，他對門客說：

“以別人的快樂為快樂的人，也憂慮別人憂慮的事情，以別人的衣食為衣食來源的人，應(yīng)為別人的事而至死不辭。”

想當初他20歲就高中狀元，卻因為性格忠直得罪權(quán)臣賈似道，以致被貶出朝外，盡管在地方“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但一到帝國危難時刻，他卻不畏艱難“盡以家資為軍費”。

面對虎狼之師的蒙古兵，有友人勸告他說，如今元兵三路直逼臨安，而你卻帶著一萬多人的烏合之眾去以卵擊石，這跟趕著一群羊入虎口有什么區(qū)別？

這位狀元出身的地方官員，回答說，我又何嘗不知，但國家危難，眼下征召天下勤王，卻“無一人一騎入關(guān)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他散盡家財募兵，日夜憂愁奔赴臨安，在江蘇虞橋，他臨時組織的毫無作戰(zhàn)經(jīng)驗的勤王義軍，被兇悍且久經(jīng)戰(zhàn)陣的元兵屠戮殆盡，他不得不率領(lǐng)殘兵退保余杭。

然而在臨安城外，起初文天祥卻被拒絕入城，在宰相陳宜中等人看來，文天祥的勤王之舉是“猖狂”和“兒戲”，因為在更多的文官看來，文天祥越忠誠，就越襯托其他文官武將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所以一直到當年十一月，一直到蒙古兵已將臨安城團團包圍之時，文天祥才被允許召入臨安城中。

帝國已無人可用，無奈之下，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被風雨飄搖的南宋朝廷，任命為臨安知府，協(xié)助拱衛(wèi)京師。

當時，元朝大軍已經(jīng)逼近臨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敵兵的震懾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年）考中狀元的左丞相留夢炎開溜了。然后，右丞相陳宜中也腳底抹油了。

臨安城內(nèi)的鳳凰山皇城中，此時幾乎無人來朝，只有憨直的狀元知府文天祥，和少數(shù)一些官員，還畢恭畢敬伺立在老邁的太皇太后謝道清，以及5歲的宋恭帝趙?左右。無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謝道清，只得頒發(fā)懿旨，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全權(quán)負責與城外元軍主帥伯顏的談判事宜。

當王朝即將覆滅，南宋皇族們放眼望去，才發(fā)現(xiàn)那些他們曾經(jīng)寄予厚望的權(quán)貴高官紛紛倉惶逃命。而那幾個他們壓根不當回事的低級官員，卻始終堅守崗位，甚至不惜遠道千里勤王。

那些當初共富貴的人，都逃跑了。剩下那些他們看不入眼的人，卻選擇了與他們同生死，共患難。

宋朝養(yǎng)士三百年，這是最后的考驗時刻。

在宋代以前，中華帝國通過薦舉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選拔人才，盡管唐代開始有了科舉，但是由于人才選拔規(guī)模太小，加上多為貴族壟斷，所以唐代并未能通過科舉制，來培育起廣大的知識分子群體，因此從根本上說，宋代以前的朝代興衰，更多是貴族間的斗爭，而與知識分子群體無關(guān)。

但到了宋代，隨著科舉制的急劇擴大，平民階層開始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參與朝政，在北宋末期，參與每年各級科舉應(yīng)試的學子已經(jīng)達到了10萬多人，而到了南宋時期的12世紀后期，盡管丟失了三分之一的國土面積，但參與南宋每年各級科舉應(yīng)試的學子，更加擴大到了40多萬。

通過這種“朝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科舉制，廣大知識分子開始有了直接的通道可以實現(xiàn)階層流動和上升，也因此，知識分子群體對于國家興亡的責任擔當意識開始強烈膨脹，以致北宋時期，知識分子群體敢于在宋神宗面前，公開闡述皇權(quán)必須與“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后世強調(diào)皇權(quán)獨裁的明清時代，宋人和宋代知識分子群體的集體自信，是不可想象的。

陸游（1125-1210年）曾經(jīng)回憶說，南宋初年的紹興年間，那時他還是孩童，“某（即陸游）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丑裔方張，視之蔑如微不足道也。”

陸游的父親陸宰曾經(jīng)擔任淮南路計度轉(zhuǎn)運副使等官職，盡管只是一位中下級官僚，但父親陸宰與士大夫同僚們對時事和國家的強烈責任意識，提及抗金大業(yè)時“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的強烈情感，深深影響了陸游等后輩知識分子，可以說，盡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開始踐行這種理念。

而在文天祥看來，他20歲就高中狀元，39歲時以贛州知州的身份起兵勤王，如今危難之際臨時被任命為宰相，他對于家國天下，更是承擔著發(fā)自肺腑的崇高責任。

當時，文天祥等人主張依托臨安城中的幾萬殘兵和數(shù)十萬百姓支持，與元兵進行攻守決戰(zhàn)，然而66歲的謝太后和4歲的宋恭帝趙?束手無策，他們和更多的文官仍然遲遲夢想著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樣，在得到更多的“歲幣”和納貢后可以退兵回朝。

婦人小兒無力挽救趙宋天下，無奈下，文天祥只得代替宋廷，再次出城談判，面對氣焰囂張的元軍統(tǒng)帥伯顏，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縮，堅持與伯顏抗爭辯論，伯顏怒了，因為在他看來，一位即將亡國的南宋宰相，竟然敢如此當面頂撞他，于是伯顏下令，將文天祥拘押鎖拷起來。

文天祥公開怒斥伯顏并被拘押的這一天，是德祐二年（1276）農(nóng)歷正月二十四日。10天后，當年二月初五日，南宋朝廷在臨安向元軍投降。

與149年前經(jīng)歷靖康之恥（1127年）滅亡的北宋一樣，南宋，也已接近窮途末路。

但危難之際，謝太后仍然命令陸秀夫等人，在南宋朝廷于臨安投降元朝之前，秘密護送著趙宋皇族最后的血脈——7歲的趙昰和5歲的趙昺，出走福州。

臨安之降后3個月，1276年5月，陸秀夫和趕來護駕的張世杰一起，在福州擁立趙昰登基，是為宋端宗。

此后，被元軍押解北上的文天祥，也在途中逃脫南下，歷經(jīng)九死一生輾轉(zhuǎn)來到福州，并被任命為右丞相知樞密院事。

當時，南宋帝國已經(jīng)瀕臨末日，但帝國的各個角落，仍然有忠臣義士在頑強抵抗元兵，在揚州，盡管得知首都臨安已經(jīng)淪陷，但駐守江北揚州的李庭芝和姜才等人卻始終堅持不降，在率兵轉(zhuǎn)戰(zhàn)泰州兵敗被俘以后，李庭芝最終殉國，姜才臨死前，仍然對元兵破口大罵，誓死不降。

在重慶，張玨等人則一直孤軍奮戰(zhàn)，一直到臨安淪陷兩年后的1278年，從釣魚城率兵轉(zhuǎn)戰(zhàn)重慶城的張玨才最終兵敗被俘，不愿投降元朝的張玨，最終用弓弦上吊自盡以身殉國。

在李庭芝、姜才等人轉(zhuǎn)戰(zhàn)東部江淮，張玨等人孤軍奮斗西部重慶的同時，從元兵手中逃脫的文天祥也再次出發(fā)，從1276年七月到1278年十一月，他先后組織義兵，一度收復(fù)了被元兵占領(lǐng)的江西贛州、吉州等地。

然而在江西永豐，他再次遭遇敗績，妻妾子女都被元兵俘虜。而在進軍廣東潮州過程中，他的軍隊又開始流行瘟疫，并奪走了他剩下的唯一的兒子。

文天祥已然一無所有，可他仍然在堅持戰(zhàn)斗。

他率領(lǐng)著最后的殘兵一路轉(zhuǎn)戰(zhàn)，在退到廣東海豐時，被元朝將領(lǐng)張弘范部隊突然襲擊。猝不及防的文天祥最終被捕，倉促之中，他吞下腦子（龍腦）試圖自殺，沒想到自殺失敗。

這是他第一次自殺。

元將張弘范要他跪拜，他堅持不拜。張弘范又要求他寫信勸降陸秀夫和張世杰等人，文天祥卻說：

“我無法保衛(wèi)自己的父母，又怎么可能教別人背叛自己的父母？”

他寧死不降，在被元軍押解前往追擊宋軍時，他寫下了千古聞名的《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jīng)，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已然抱定必死的決心。

▲文天祥起兵勤王，最終失敗被捕。圖源：網(wǎng)絡(luò)

在文天祥的時代，隨著知識分子家國意識的崛起，加上程朱理學的影響，南宋末期的知識分子心中，“家、國、天下”已經(jīng)渾然一體密不可分。

早在北宋時，理學家張載（1020-1077年）就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念，并在此后切實影響到了無數(shù)的知識分子為之奮斗終生，在宋代儒士們卡看來，“家-國”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宋代以前的知識分子，一是沒有形成像宋明清如此龐大的群體，二是沒有形成如此強烈的責任擔當意識，而宋代“三百年養(yǎng)士”的結(jié)果和終篇，就是文天祥和陸秀夫的末世悲歌。

因為這已經(jīng)不僅僅是家國興亡，而是天下興衰、匹夫有責了。

南宋寶祐四年（1256年），20歲的文天祥榮膺當年科舉狀元，當時，21歲的陸秀夫也高中進士，作為同榜和同年，這兩位南宋帝國末日的知識分子，也在窮途末日中堅持不懈地戰(zhàn)斗著。

文天祥在廣東海豐被捕的當年，1278年，年僅9歲的宋端宗趙昰在流亡途中病逝。隨后，陸秀夫又與張世杰一起，共同擁立當時年僅7歲的趙昺為帝，繼續(xù)抗戰(zhàn)。

在從福州退守廣東后，在廣東崖山，1279年二月，陸秀夫和張世杰率領(lǐng)著殘余的十多萬南宋軍民，與元兵展開了最后的戰(zhàn)斗。

宋軍最終慘敗。

面對重重包圍的元兵，不愿屈服投降的陸秀夫，毅然背著8歲的宋帝昺投海自盡。

在得知陸秀夫和宋帝昺跳海自盡的消息后，張世杰仰天長嘯，淚流滿面地說：

“我為趙氏盡心盡力，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亡矣，不知天意為何？”

在颶風中，張世杰也跳入滾滾波濤之中，追隨那個他為之奉獻所有的王朝而去。

在整個崖山之戰(zhàn)中，史書記載，南宋最后殘存的十多萬軍民，或在戰(zhàn)斗中壯烈犧牲，或不甘受辱投海自盡，“浮尸出于海十余萬人”。盡管首都臨安已經(jīng)于1276年淪陷， 但這些殘存的忠臣義士，仍然堅持奮戰(zhàn)到了三年后的1279年。

至此，南宋徹底毀滅于崖山的怒海波濤之中。

崖山之戰(zhàn)后，元軍統(tǒng)帥張弘范非常得意，下令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鎮(zhèn)國大將軍張弘范滅宋于此”十二個字，元朝滅亡以后，當?shù)厝藢埡敕兜淖秩跨P掉，改刻上了“宋丞相陸秀夫死于此”九個大字。

當時，文天祥在被關(guān)押的海船上，親眼目睹了這場南宋的亡國之戰(zhàn)，后來，他寫下了《二月六日海上大戰(zhàn)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

……

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

……

惟有孤臣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煙霧。

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

南宋已滅，元軍統(tǒng)帥于是讓人再次押來文天祥，引誘他說：

“你的國家已經(jīng)滅亡了，丞相您對宋朝的忠孝已經(jīng)傾盡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對待宋朝的忠心，來對待當今的圣上（忽必烈），那么一定還可以當上宰相！”

對此，文天祥淚流滿面說：

“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余罪，又怎么能夠背叛國家，不與之同生共死呢？”

一席話，說得張弘范也動了惻隱之心，他命人護送文天祥北上大都（北京）覲見忽必烈。

文天祥再次自殺求死。在路途中，他絕食八日，沒想到仍然不死。于是他放棄絕食，決定與蒙古人周旋到底，最終以求一死，為大宋殉葬。

在《言志》詩中他寫道：

殺身慷慨猶易免，取義從容未輕許。

……

以身殉道不茍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在元大都的監(jiān)獄里，忽必烈讓當時已經(jīng)9歲的宋恭帝趙?出面勸降文天祥。

當看到宋恭帝一身蒙古人裝扮出現(xiàn)在牢獄中時，文天祥立馬跪在宋恭帝前淚流滿面。他說：

“臣不能保大宋，致使陛下今日，深愧。圣駕請回，圣駕請回！”

當時宋恭帝已經(jīng)懂事，也在文天祥面前失聲痛哭。

在牢獄中，蒙古人又將文天祥的妻子歐陽氏，和兩個女兒柳娘、環(huán)娘罰沒為奴，并讓他的女兒柳娘寫信給他，并提示他說，只要他愿意投降，他的家人馬上可以恢復(fù)自由身，他本人也可享受榮華富貴。但文天祥執(zhí)意不肯，在回復(fù)自己妹妹的信中，文天祥寫道：

“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里，于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環(huán)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

為了逼迫文天祥投降，懾服亡宋子民，元朝宰相孛羅親自提審文天祥。文天祥堅持不肯下跪，強硬地說：

“天下事有興有衰。國亡受戮，歷代皆有。我為宋盡忠，只愿早死！”

當時已經(jīng)投降元朝的王積翁等人上書忽必烈，請示說，文天祥堅持不降，或者就將他釋放做道士好了。但同樣為宋朝狀元宰相出身的留夢炎卻強烈反對，留夢炎說：

“文天祥如果被釋放，復(fù)出號召江南，那我們這些投降的人，將置于何地？”

對于生死，文天祥早已超脫看透，在元大都的監(jiān)獄中，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夏，文天祥在獄中寫下了《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

時窮節(jié)乃見，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jié)。

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從1278年被俘，到1279年目睹崖山之戰(zhàn)南宋的毀滅，中間兩次自殺，始終堅持不屈的文天祥，最終在被關(guān)押四年后的1283年，迎來了忽必烈的再次提審。

至元十九年（1283年）十二月初八（1月8日），忽必烈親自召見文天祥，進行最后一次勸降，文天祥卻說：

我文天祥作為大宋的狀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

忽必烈仍然重視這位南宋的狀元宰相，便問他說：“你有什么愿望？”

文天祥顯得非常淡然，只是說：

“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官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愿賜之一死足矣！”

次日，他被引出就刑。

臨刑前，他特地要求，向著南方故國大宋的方向鄭重跪拜。

然后，他要來紙筆，寫下了最后的絕命詩：

昔年單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

天地不容興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

……

天荒地老英雄喪，國破家亡事業(yè)休。

惟有一腔忠烈氣，碧空常共暮云愁。

寫完最后的詩，臨死前，他對著圍觀的上萬市民高聲吶喊說：

“吾事畢矣！”

然后，他從容就義。

文天祥被殺的那一天，是1283年1月9日，距今整整737年。

他死后幾天，妻子歐陽氏為他收尸，在他的衣帶中發(fā)現(xiàn)了他的遺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

在辦完文天祥的喪事后，妻子歐陽氏也選擇了跟隨文天祥，自盡殉亡。

至此，南宋帝國在1279年滅亡整整四年后，這個帝國的最后一位忠臣義士，最終選擇了一條殉國之路。

至此，宋史才算合上了無盡嘆息的最后一頁。

▲文天祥從容就義。圖源：網(wǎng)絡(luò)

文天祥死后，元人針對謝太后1276年在臨安城怒斥文官貪生怕死一事寫道：

“觀其從容伏質(zhì)，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者甚于生者，可不謂‘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進士，進士莫盛于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因為文天祥的榜樣，還有無數(shù)陸秀夫的忠烈殉國，元人對于宋人“養(yǎng)士三百年”，最終蓋棺定論、予以了中肯的評價。

而在宋代理學的影響之下，文天祥的人文形象也被不斷塑造，在此后越來越重視綱常和人臣之義的中華帝國還有文人士大夫們看來，文天祥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足以為萬世“忠君愛國”的典范，殊不知，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強烈自省，和對天下興亡的憂患責任，內(nèi)涵遠遠不止于此。

到了明亡清興的鼎革之際，以文天祥為榜樣的文人士大夫?qū)映霾桓F，文天祥這種強烈的精神榜樣和人格力量，使得在明末清初不懈奮斗的文人士大夫們振奮不已，例如江西金溪人傅鼎銓就在明朝滅亡后，跟隨同鄉(xiāng)揭重熙募兵抗清，傅鼎銓兵敗被捕后，被清廷要求作書招降揭重熙，傅鼎銓就引用了文天祥在《過零丁洋》所寫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進行拒絕。

在獄中，傅鼎銓還寫下了《正命銘》：

經(jīng)嚴猾夏，義大復(fù)仇。

民安弗獲，主辱何求。

生不負學，死不降志；

取義存仁，庶畢吾事。

這生命中最后的自白，與前輩文天祥的遺囑“衣帶贊”內(nèi)涵相同、追求一致。

“取義成仁”，自文天祥以后，一直在激勵著無數(shù)仁人志士。

同樣在明末清初，作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曾孫，同樣狀元出身的文震孟就以忠義著稱，文震孟在世時直言上疏對抗閹黨，被視為如文天祥轉(zhuǎn)世。文震孟死后，文震孟的兒子文乘又在明亡清興之際起兵抗清，作為文徵明的玄孫和狀元文震孟的兒子，文乘在臨死前面不改色，他先是朝著北方明朝首都北京的方向跪拜，然后又朝著南方蘇州家鄉(xiāng)的方向跪拜，臨死前他留下遺書：

閥閱名家舊姓文，一身報國九原聞；

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臥白云。

當時，在文天祥的老家江西廬陵，當時人供奉有文天祥的紀念祠文信國公祠，臨死前，文乘大聲吶喊說：

我的靈魂將皈依于你啊，文信國公祠，公（文天祥）其許我！

而曾經(jīng)與鄭成功一起反攻江浙一帶的張煌言，在兵敗被捕后，在監(jiān)獄中，也是一遍遍抄寫文天祥的《正氣歌》，在杭州西湖邊鳳凰山就義前，行刑官問他還有什么遺言，他大聲吶喊說：

我年適五九（指45歲），復(fù)逢九月七。

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一個張煌言死了，又一個“文天祥”活了。

對于文天祥以后的知識分子來說，文天祥強烈的精神榜樣，一直都是儒家“取義成仁”的典范，這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遠遠超越了“忠君愛國”的范疇，而是一種超脫于生命之上，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自我期許和責任擔當，同時進化成為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塑造力量。

對此，盡管自己是取代明朝的滿清皇裔，但乾隆皇帝仍然公正地評價說：

“若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于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該志士仁人欲伸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

好一個“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對此，近現(xiàn)代歷史學家蔡東藩評價說，文天祥與陸秀夫、張世杰等“宋末三杰”，“奔波海陸，百折不回，尤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城守不能而爭之海島，明知無益事，翻作有情癡。”

此后，在外敵入侵，中國再次遭遇國難的歷史背景里，在中華民族從傳統(tǒng)的“天下-華夷”觀到“世界-民族”的涅槃重生中，蔣介石評價文天祥說：

“尤其是文天祥忠君愛國的精誠和崇高偉大的人格，更不只江西一省之光榮，實堪代表整個中華民族之精神與人格，并為整個民族萬古不變的光榮。”

作為一個民族永恒的榜樣，他遠遠跨越了時空，滲透進各個人群和階層，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不斷浴火重生的精神力量和至高榜樣，從這個意義來說，他早已超越了知識分子的局限，而是轉(zhuǎn)化成為民族魂的象征。

一個大寫的宋人，他始終無愧于天。

無愧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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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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