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1日，烏可力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 烏可力，蒙古族，1933年出生于內(nèi)蒙古土默特旗塔布子村（今土默特左旗塔布賽鄉(xiāng)塔布賽村），烏蘭夫之子，火箭衛(wèi)星技術專家，曾任中國長城工業(yè)集團執(zhí)行副總裁。1974年研究成功無機耐高溫涂料，填補了兩項國內(nèi)空白，為我國空間技術躋身國際市場做出了突出貢獻。
已經(jīng)88歲的烏可力有著一頭濃密的白發(fā)和胡須，步伐依舊矯健。和《環(huán)球人物》記者聊天時，他聲音洪亮、中氣十足，舉手投足間充滿豪氣。盡管離開家鄉(xiāng)內(nèi)蒙古多年，烏可力依然保留著愛吃羊肉、愛喝酒的習慣，“喝酒前先喝一瓶酸奶，不傷胃。白酒里擱上幾片檸檬，去辛辣”，他對記者說。
從內(nèi)蒙古到延安，從延安到北京，烏可力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見證了改革開放的發(fā)展。一生跌宕起伏的磨煉，就著酒味的醇香，從他口中娓娓道來。
“五馬奮蹄奔延安”
烏可力很小就知道延安了。年幼時，他和母親、哥哥、姐姐、弟弟生活在內(nèi)蒙古土默特旗的塔布子村。“七七”事變爆發(fā)之后，日本侵略者占領了內(nèi)蒙古歸綏城，新三師在伊克昭盟地區(qū)堅持抗戰(zhàn)。烏可力的父親烏蘭夫擔任國民革命軍新編陸軍第三師（簡稱新三師）政治部代理主任和中共地下黨委書記。1939年，綏遠地區(qū)黨組織先后護送大批蒙漢青年前往延安學習，烏可力的哥哥、姐姐也去了延安，而他和弟弟因為年齡小，留在了家中。那時起，烏可力就對延安充滿了神秘的向往。不久之后，烏蘭夫派了一名地下工作者，到塔布子村接妻子以及兩個年幼的兒子前往新三師。
烏可力記得，那是個秋天的早晨，地下工作者趕著一輛馬車，來到塔布子村接上了母親、他和弟弟。“我那時候7歲，看著母親收拾了些衣物用品，帶著我和弟弟上了馬車。我們從家出發(fā)走了四五個小時，來到黃河邊的一個小渡口，在這里乘船過河。那時天很冷，黃河水流很急，船只在湍急的河流中一直晃啊晃，我嚇得一動也不敢動，很怕自己掉下河。渡到了黃河對岸，我們又趕了兩天路，在新三師駐地附近一個叫察洛圖溝的地方見到了父親。”在察洛圖溝，烏可力一家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fā)，國民黨反共達到了高潮，烏蘭夫被迫離開新三師，帶著家人向延安進發(fā)。
這一路險象環(huán)生。烏可力回憶說，當全家來到黃河邊上準備開船時，遇到4個巡邏的國民黨軍士兵，這些士兵將他們攔住并帶走了烏蘭夫。烏可力和家人在岸邊緊張地等了一個多小時，才等回了父親。上船后，烏蘭夫告訴家人：“幸好駐防司令曾經(jīng)是我在蒙藏學校的老同學，要不然就危險了。”一家人有驚無險地渡過了黃河，上了岸，和奉黨中央指示專程來接他們的同志接上了頭。他們騎著馬和毛驢，為躲避反動派，晝伏夜行，走了一個多月，終于在1941年的8月到達了延安。
回憶起這段歷程，烏可力感慨道：“我們這是五馬奮蹄奔延安。”
在革命熔爐中成長
初到延安，烏可力一家住在王家坪朱德總司令家旁邊的幾間窯洞里。不久，烏蘭夫就在中共中央建立的延安民族學院任教育處長。“第一批學員有200多人，其中蒙古族學員占到了總數(shù)的40%。”烏可力說，“我父親根據(jù)延安民族學院的實際情況和學員特點，協(xié)助院領導制定了辦學方針、培養(yǎng)目標、教學原則及有關制度。他還承擔了一部分理論課程的講授任務，課余時間會給學員們講述英雄人物的故事。”
左圖：革命時期的烏蘭夫。右圖：中共中央延安民族學院的學生。 在延安期間，烏蘭夫還擔任過中共中央西北局統(tǒng)戰(zhàn)部民族處處長和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1941年，他以蒙古族代表身份參加了朱德總司令主持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1944年，由烏蘭夫主祭，在延安成吉思汗紀念堂祭奠成吉思汗，對外昭示了共產(chǎn)黨的民族政策，受到蒙古族各界的歡迎。
“中共中央西北局非常重視我父親在民族工作上發(fā)揮的作用，多次委派他到伊克昭盟幫助解決問題。”烏可力說，“當時，伊克昭盟是陜甘寧邊區(qū)北部的門戶，一直被國民黨把持，進行反動活動。伊克昭盟地方武裝司令章文軒與定邊、鹽池、三段地等解放區(qū)處于對立狀態(tài)，形勢非常嚴峻。我父親去了之后，經(jīng)過實地調(diào)查，提出建議：選派有經(jīng)驗、懂政策的人，做章文軒和阿拉廟活佛的工作，向他們申明民族大義，維護抗日大局。他的建議實施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5年，烏蘭夫參加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他時常說：“延安是革命圣地，是錘煉革命者的熔爐。有不少有志之士和同志都是在延安這座革命熔爐中成長起來的。我在蘇聯(lián)取經(jīng)4年，回國參加實際斗爭12年，正是延安的4年使兩者熔煉到了一起。就我來說，要講革命覺悟，講對中國革命的認識，這時候才算是真正有了些覺悟和認識。”
“這是我父親唯一一次打我”
烏可力到達延安時，他的姐姐已經(jīng)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投身革命工作，哥哥則在陜北公學學習。不久，烏可力被送到距離延安30多公里的安塞縣，進入延安保育小學（保?。┳x書。
烏可力還記得第一天來到保小時的情形。“從延安市區(qū)騎馬到保小時已是晚上，我被帶到一個大窯洞里，里面睡著五六個小孩，沒有我的床位。保育員阿姨就臨時在一個大水缸上架了塊門板，又找了床褥子，我就這么湊合了一夜。半夜起身出去上廁所，我還把水缸給打翻了，被褥全濕了。”
第二天早上，阿姨喊孩子們起床吃飯，一人分了一杯豆?jié){、一個土豆，還有饅頭。吃早飯時，烏可力因為弄濕被褥，心里害怕，就悄悄對同來的奎元慶（奎壁之子）說：“這里不好，咱們回家去吧。”奎元慶表示同意。于是，倆人趁人不注意，偷偷地離開了學校，順著莊稼地朝延安城方向跑去，一口氣走了30多公里，下午四五點鐘回到了家。
烏蘭夫和妻子云亭乍一看到烏可力，嚇了一大跳，得知他私自離校后，非常生氣。烏蘭夫不僅嚴厲批評了烏可力，甚至踢了他一腳。烏可力說：“這是我父親唯一一次打我。”晚上9點多，學校的通信員找到家里，看到孩子好端端的，這才松了一口氣。
第二天一早，烏可力和奎元慶又被送回了學校。老師給他們做了細致的思想工作，在一次全校大會上，學校還以此為例對大家進行了組織紀律教育。這件事給烏可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再也沒有逃過學。不久之后，云亭也來到保小當保育員，她和孩子們住在一起，細心照料，大家都叫她“云媽媽”。
在學校，烏可力學習數(shù)學、語文、美術等知識，還上體育課。每周六晚上，是講故事時間。老師給他們講鄒韜奮、李公仆、聞一多等人的故事，還給大家讀《罪與罰》等世界名著片段。“我小時候還愛看古典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都是那時候看的。”
有一次，延安保小舉辦小學語文比賽，10歲的烏可力寫了首詩《保小我的家》：“保小啊，保??！你是我的家，管吃又管住，上課又玩耍，早晨洗臉去，延河邊上走，小草兒綠綠，流水兒清清，多美啊！延河，多好啊！保小我的家！”這首詩被語文老師謝永認真謄寫收藏了起來。幾十年之后，謝永的兒子程海將這首謄寫的詩又贈給了烏可力。烏可力沒想到老師居然一直珍藏著這首詩，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上圖：延安保育小學學生在上課。下圖：當年延安保小的校友在觀看詩作《保小我的家》。 在保小，烏可力還結識了女同學朱湘梅，讓他沒想到的是，朱湘梅后來成為了他的妻子。他們于1960年結婚，此后相伴了一生。
學校放寒暑假時，烏可力便回到家中，和家人一起種莊稼，“我學會了種土豆、西紅柿，還學會了很多農(nóng)活”。烏可力還喜歡去延安評劇院玩，他常常在那里看演員們練功。那些演員時常逗他：“小孩兒，你來跟我們一塊兒練，以后跟我們一塊兒表演。”烏可力就跟著他們舞槍弄棒，玩得不亦樂乎。
烏可力在延安度過了4年時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天，人們紛紛上街慶祝。“延安大街上的所有飯店門口都擺滿了吃的，讓市民免費吃喝。我走在街上，做生意的小商販就沖我招手，往我手里塞零食，我說我沒錢，他們就說不要錢隨便吃。那一天，大家都開心極了。”
在延安的生活、學習經(jīng)歷給烏可力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他說：“延河養(yǎng)育了我，保小培育了我，吃苦耐勞、百折不屈的延安精神一直陪伴著我，讓我日后無論遇到任何困難都不懼怕。”
讓火箭升上萬米高空
解放戰(zhàn)爭開始后，烏可力成為錫林郭勒盟的一名通信兵，后來又前往哈爾濱和北京求學。高中畢業(yè)后，烏可力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空軍系兵器科。讀大學期間，也就是1956年的夏天，哈爾濱發(fā)了洪水，烏可力和學校師生一起參加了抗洪搶險。
面對洪水，烏可力一點也不畏懼，連續(xù)抱著沙袋跳下大壩填了兩次漏洞。他的優(yōu)異表現(xiàn)讓隊長贊不絕口，當即給了他一張表，說：“烏可力，我們打算吸收你入黨，同不同意？”烏可力開心地說：“好，同意！”他洗干凈了手，填了表，就這樣入了黨?；貞浧鹱约旱娜朦h經(jīng)歷，烏可力自豪地說：“這在當時就叫‘火線入黨’。”
1958年9月，烏可力轉(zhuǎn)入中國科技大學現(xiàn)代力學系空氣動力學專業(yè)學習。“當時郭沫若是我們的校長，錢學森是我們的系主任，給我們講課的有郭懷永、吳文俊等著名科學家。”在群賢薈萃的校園里，烏可力如饑似渴地汲取著知識，后來他擔任了中國科技大學校辦工廠技術組組長，負責固體火箭發(fā)動機和研制高溫隔熱涂料。“火箭要飛得高，就要推力大、裝藥多。火箭升到3000米以上的高空，發(fā)動機內(nèi)的固體燃料就產(chǎn)生1800攝氏度的高溫，但發(fā)動機的金屬外殼，受熱1600攝氏度便會融化，我們的目的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用涂料來隔熱。”烏可力告訴記者。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的試驗，他和技術小組終于研制出了耐高溫涂料材料，讓火箭升上了萬米高空。此后，烏可力帶著技術小組在寧夏、四川、遼寧等地發(fā)射火箭，進行了多次人工降雨試驗，均獲得成功。郭沫若親自授予烏可力負責的技術小組“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稱號。
正當烏可力放開手腳準備積極投入科研建設時，“文革”的開始讓他遭遇了牢獄之災。在那段最艱苦的歲月里，他仍然不忘科研。勞改期間，烏可力把自己當年研制的高溫隔熱涂料進行重新調(diào)配，提高改進。1974年，高溫無機防火涂料研制成功，填補了國內(nèi)空白，廣泛應用于民用防火以及各種物質(zhì)的運輸、儲藏、大型建筑等方面，還被應用于毛主席紀念堂的裝修工程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烏可力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并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在頒獎大會上，鄧小平和烏蘭夫都坐在主席臺上，烏蘭夫指著烏可力對鄧小平說：“那是我家老二。”鄧小平笑著說：“我認識他。”給烏可力授獎的陳永貴問他：“你父親還沒留胡子，你怎么留胡子呀？有意思！”
改革開放后，中國航天部決心將中國的航天技術推向世界。1985年，烏可力調(diào)任中國長城工業(yè)總公司常務副總裁。上任伊始，他就提出利用“長征三號”火箭做商業(yè)發(fā)射，把中國的航天技術打入國際市場。烏可力組建了一個10人團隊，開始推銷火箭。當年6月，國際航天航空展覽在法國巴黎舉行，烏可力將中國的火箭衛(wèi)星送到了航展會上，并舉行了新聞發(fā)布會，宣告中國的“長征三號”火箭將準備投入國際商業(yè)市場。許多外國人看了中國展品后說：“過去我們只知道中國有原子彈、氫彈，沒想到中國還有長征系列火箭，還有像‘長征三號’這樣世界一流的火箭！”
從那時起，烏可力帶著團隊走遍亞洲、歐洲、美洲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對火箭發(fā)射市場進行了詳盡調(diào)研。從1985年至1995年，烏可力的團隊發(fā)射了5顆衛(wèi)星，將中國火箭發(fā)射服務推向世界。他為我國航天事業(yè)和空間技術躋身國際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被譽為中國尖端武器營銷第一人。1992年，烏可力被航天部授予“航天大獎”。
烏可力和夫人朱湘梅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活動中。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退休后的烏可力致力于推動全國少數(shù)民族人才的培養(yǎng)。他說：“延安哺育了我，延安精神激勵了我的一生，讓我盡己之力為國做出貢獻。今年是中國共產(chǎn)黨建黨百年，延安精神是我們永不能忘懷的。”（本刊記者 李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