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殺嫂”疑云

宋哲宗有兩位皇后，分別是昭慈孟皇后和昭懷劉皇后，因各自立后時的年號，又稱元祐皇后和元符皇后。昭懷劉皇后立于元符二年（1099）九月，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病逝，徽宗即位，冊為元符皇后，崇寧二年（1103）二月，尊為皇太后，居崇恩宮，故稱崇恩太后（以下稱崇恩太后），政和三年（1113）二月九日，“后以不謹，無疾而崩”。

一

《宋史》及《宋會要輯稿》皆以崇恩太后壽及三十五歲，由此，崇恩太后約生于元豐元年（1078）。按照中國傳統(tǒng)，哲宗死時虛歲僅二十二，她為哲宗生下一子二女，有臣僚言獻愍太子茂“非后出”，“殺卓氏而奪之子”，（黃以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以下簡稱《拾補》，卷十九，中華書局2004年1月第1版，第689-690頁）但無論如何，子女都在哲宗生前夭折，因此，崇恩太后年紀輕輕，便寡居深宮。

據(jù)《鐵圍山叢談》，“崇寧間，九重一夕有偷兒入內中，由寢殿北，過后殿而西南，歷諸嬪御閣又南，直崇恩太后宮而出。殆曉覺之，有司罔測。……‘是夕，儀鸞司獨單和者逃。’……蓋和善飛梯，為儀鸞司第一手，常經(jīng)入禁闥供奉，頗知曲折”。（蔡條：《鐵圍山叢談》，中華書局，1983年9月第1版，第40頁）蔡條是蔡京季子，最受鐘愛，蔡京時為宰相，是處理該事件的當事人，所言當不謬，只是語多隱晦，但特意點出“崇恩太后宮”，言外之意，自不待言。聯(lián)系下文蔡京與徽宗的對話，可謂確鑿，和崇恩太后有染的，或許便是“儀鸞司第一手”單和，儀鸞司負責為宮殿供設幕簾幄帳，得以出入宮禁，冠以“偷兒”，顯然出于諱飾之故。

崇恩太后與單和“不謹”事敗露于崇寧年間（1102-1106），崇恩太后卻死于政和三年（1113），正如蔡京所說，“宮禁比修造多，凡事失防護，宜有此等（即指“不謹”事），且古今自有故事，不足煩圣心憂悶”。（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以下簡稱《備要》，卷二十八，中華書局，2006年12月第一版，第707-708頁；另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以下簡稱《拾補》，卷三十二，第1051頁）可見，崇恩太后穢亂后宮，并不足以構成徽宗痛下殺手的主因。事實上，崇恩太后之死另有緣故，而“不謹”只是幌子，實質是崇恩太后的政治野心已經(jīng)危及徽宗。

“上嘗謂蔡京曰：‘朕前日大病，那個便有垂簾意。’那個者，謂后也。又曰：‘朕不得不關防，使人當?shù)铋T，與之劍。若非宣召，勿問何人，入門者便斬之。’至是，后以不謹，無疾而崩。”（《備要》，第707-708頁）崇恩太后“有垂簾意”，危及徽宗皇權，才是導致她自縊的根本原因，從徽宗當時處置可以想見形勢之緊張，及其對崇恩太后防禁之嚴。

一般認為，趙宋皇室有高血壓和腦血管疾病遺傳基因，徽宗祖父英宗和父親神宗都死于腦血管疾病，虛歲分別為三十六歲、三十八歲，哥哥哲宗死于肺結核，虛歲二十四歲，徽宗晚年也有糖尿病及并發(fā)癥。（史泠歌：《帝王的健康與政治：宋代皇帝疾病問題研究》，河北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因此，“大病”對于徽宗的觸動想必極大，關鍵是“大病”發(fā)生在何時？

有關徽宗大病，《宋大詔令集》保留了一則《康復德音》，即徽宗病愈發(fā)布的詔書，日期署為“政和元年（1111）□月十一日”，（《宋大詔令集》：卷七，中華書局，1962年10月第一版，第28頁）但月份脫漏，《全宋文》編校者考定為七月，（《全宋文》，卷三五七八，2006年8月第1版，第164冊，第310頁）應屬實。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元年）七月壬申（十一日），以疾愈赦天下”。（卷二十，第386頁）可見赦書與德音同一天發(fā)布，但赦書不存。據(jù)《皇朝編年綱目備要》，“是日，商英初見，圣躬微興，遂留為中太一宮使”。（《備要》，第699頁）《拾補》將“是日”系為“大觀四年(1110)二月辛未”，即二月二日。（《拾補》，第968頁）另據(jù)《皇朝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以下簡稱《紀事本末》）引蔡條《國史補·道家者流》：“政和初，上有疾，逾百日稍康復。”（《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第2129頁）可見徽宗發(fā)病更早，歷時更長，只是政和元年六、七月份病重而已，這一時期，應該是崇恩太后籌謀“垂簾”的關鍵時期。

政和元年，徽宗二十九歲，考慮到祖父、父親及哥哥平均壽命僅有32歲，或有命不久矣的憂慮，此時崇恩太后“有垂簾意”，堪稱繼哲宗同母弟“蔡王府獄”之后，（張邦煒：《宋徽宗初年的政爭——以蔡王府獄為中心》，《西北師大學報》，2004年第一期）徽宗遭遇的第二次皇權危機，防患于未然，徹底解除崇恩太后威脅，勢在必行，“始事覺，上……重曰：‘不幸！’……何執(zhí)中忽攙（筆者注：或為“讒”，形近而訛）進曰：‘太后左右，愿陛下多置人侍奉。以婦人女子，加之愧懼，萬一不虞，則陛下不可負殺嫂名也。’上愕然，因曰：‘不欲即此決之，晚當召卿來議。’晚，果促召輔臣，既入殿，議將廢之，而太后已崩。蓋為左右所逼，自即簾鉤而縊焉。……會其已崩，故掩其事云”。（《備要》，第707-708頁）

將“不可負殺嫂名也”與“不欲即此決之”并置，足見徽宗已露殺機，宰臣何執(zhí)中所言，看似阻止崇恩太后另尋短見，反而可能加速崇恩太后之死，畢竟，“多置人侍奉”，幾同逼其自縊。所以，崇恩太后雖非徽宗所殺，確因徽宗而死，問題是崇恩太后僅“有垂簾意”，還是已經(jīng)付諸行動，若有所行動，她在內朝和外廷的政治同盟又有何人？

崇恩太后

二

有宋一代，后妃或曰女主垂簾者多達九人，實屬罕見，始作俑者便是崇恩太后口中的“章獻明肅”，即真宗劉皇后，天禧四年，真宗久疾，“事多決于后”；真宗崩，仁宗沖齡即位，尊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ɑ侍螅┨幏?rdquo;，即垂簾；治平年間，英宗感疾，“請（慈圣光獻曹皇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元豐八年，神宗不豫，宣仁圣烈高皇后“權同聽政”；元符三年，徽宗請欽圣憲肅向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

崇恩太后的政治野心更大，史稱，“后負其才，每曰：‘章獻明肅大誤矣，何不裹起幞頭，出臨百官！’”（《備要》，第707-708頁）一言以蔽之，她渴望像武則天一樣君臨天下，不過，章獻明肅于真宗為夫妻，慈圣光獻于英宗，宣仁圣烈于神宗，欽圣憲肅于徽宗均為母子，崇恩太后卻是徽宗嫂子，宋朝崇尚“祖宗之法”，改由嫂子垂簾，并不符合蔡京口中的“故事”，必不為士大夫集團接受。所以，崇恩太后“有垂簾意”，勢必假借他人之手，這位他人很可能是徽宗寵妃明達劉皇后（以下稱明達皇后）。

明達皇后與崇恩太后之間因為第三人而聯(lián)系在一起——徽宗另一寵妃明節(jié)劉皇后（以下稱明節(jié)皇后）。“（明節(jié)皇后）初事崇恩宮，宮罷，出居宦者何?家。內侍楊戩譽其美，復召入。妃（即明達皇后）以同姓養(yǎng)為女，遂有寵。”（《宋史》，《后妃下》，卷二百四十三，第8466頁）崇恩宮罷之后，明節(jié)皇后去向存疑，她之所以能再入宮中，并獲寵，有賴于明達皇后“以同姓養(yǎng)為女”，將其“復召入”的，極有可能是明達皇后而非徽宗。否則，若徽宗因“內侍楊戩譽其美”，“復召入”，明節(jié)皇后不必待明達皇后“以同姓養(yǎng)為女，遂有寵”，因此，真相或是明達皇后先將明節(jié)皇后“養(yǎng)為女”，再進獻徽宗，而北宋后宮“養(yǎng)女”就是后妃用以進獻皇帝，為自己固寵的。（彭康：《編外的后宮：北宋后宮養(yǎng)女》，廈門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

明達皇后與明節(jié)皇后關系還可以從下列事實一窺究竟。政和三年二月辛卯（初九），崇恩太后“暴崩”，（《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紀》，第391頁）明節(jié)皇后出宮當在其后，但“閏四月，（明節(jié)皇后）自宮人為才人”。（徐松：《宋會要輯稿》，《后妃一》，中華書局1957年11月第1版，第六冊，第223頁）表明此時已有寵，可見明節(jié)皇后再入宮，在閏四月前，考慮到崇恩宮罷事涉宮闈禁密，崇恩宮舊人身份敏感，但明達皇后卻不顧猜嫌，迫不及待將明節(jié)皇后召入，并收為養(yǎng)女，似乎另有隱情，或許在崇恩宮時，明達皇后就已和明節(jié)皇后及其背后的崇恩太后往來，因此，崇恩宮罷，便“復召入”。

崇恩太后死于政和三年二月九日，僅半年后，七月庚子（二十二日），明達皇后薨。（《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紀》，中華書局，1985年6月第1版，第392頁）《宋史》明達皇后傳頗簡略，含標點在內，僅157字，但涉及其死亡的細節(jié)，卻很詳盡，“先是，妃手植芭蕉于庭曰：‘是物長，吾不及見矣！’已而果然。左右奔告帝，帝初以其微疾，不經(jīng)意，趣幸之，已薨矣，始大悲惻”。（《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下》，第8644頁）此細節(jié)多達59字，全文1/3多，足見史官的重視程度，其中暗示明達皇后臨終前，徽宗似乎避而不見，二人必有嫌隙，而“初以其微疾，不經(jīng)意”，像在刻意掩飾，真相可能和崇恩太后的圖謀有關。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引蔡條《宣和殿記》：

“商英……遂拜左丞，遷中書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即蔡京）。一日，上在禁中，偶視貴人之冠釵間垂一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細字曰：‘張商英乞除右仆射。’上語貴人：‘汝勿預外廷事。’因密降出示魯公，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懼，曰：‘此獨商英無狀耳，恐事干宮禁，不可治。’於是掩之。”（《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第2212-2213頁）

考《宋史·宰輔表》及《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大觀四年二月己丑，張商英加中書侍郎，六月乙亥，自守中書侍郎守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終于拜相。大觀三年四月明達皇后進貴妃，“宋朝承襲唐朝舊制，設置一名皇后和四名妃子。四名妃子的名稱從上而下為貴妃和淑妃、德妃、賢妃”。（朱瑞熙：《宋朝的宮廷制度》，《學術月刊》，1994年第四期）貴妃為諸妃之冠，地位僅次于皇后，前一年，即元符二年九月癸酉，顯恭王皇后崩，皇后之位懸置，貴妃僅有三人，另外兩位分別是鄭氏和王氏，由此，張商英升任中書侍郎之時，正是明達皇后有寵之際，史稱“（明達皇后）入宮，即大幸，由才人七遷至貴妃”。（《宋史·后妃下》）此時，明達皇后是角逐皇后寶座的有力人選，或許也是被張商英引為奧援，謀求相位的“貴人”。不過，大觀三年六月，蔡京已第二次罷相，與引文稍不符，當然，也有另外可能，蔡條所記為事后追述，時間錯漏。

假如張商英與明達皇后交通屬實，那么，這一時期正是徽宗內朝和外廷權力之爭相互交織，爭斗正酣之際。大觀二年至政和二年，吳執(zhí)中、石公弼、張克公相繼任御史中丞一職，三人和侍御史毛注先后彈劾蔡京，將蔡京逐出朝廷，吳執(zhí)中、石公弼、張克公、毛注無一不與張商英暗通款曲。（《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卷三百五十五）于是，大觀三年四月，明達皇后進貴妃，六月，蔡京罷相，出居錢塘，七月，謫居峽州的張商英復通議大夫，向接下來的還朝拜相邁出關鍵一步。

張商英，字天覺，四川新津人，《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有傳，被蔡京打入“元祐黨籍”，長期廢黜，但和崇恩太后淵源頗深。元符二年，崇恩太后被立為皇后，宰相章惇功不可沒，為此，章惇不惜偽造向太后手詔，（曾布：《曾公遺錄》，卷九，中華書局，2016年3月第1版，第247頁）而“張商英亦章惇門下士”，（《拾補》，第685頁）“實惇死黨”。（《紀事本末》，第2211頁）崇寧元年，徽宗欲廢元符皇后，幸賴時任尚書右丞張商英等反對，劉氏才保住皇后之位，進而被冊為崇恩太后。（《拾補》，中華書局，第714頁）對此，張商英都是有貢獻的。

另外，“徐知常供元符皇后（即崇恩太后）符水，有驗，被寵遇，遂薦范致虛”。（《拾補》，卷二十七，第908頁）而“范致虛等八人并坐商英黨，落職宮觀”。（《拾補》，卷三十，第1017頁）由此，范致虛與崇恩太后、張商英均有交集，或許是溝通二者的中間人。

有宋一代，由于“祖宗之法”制約，即便章獻明肅劉皇后，為取得垂簾正當性，也只能選擇和士大夫群體，尤其是宰輔集團合作。（田志光、梁嘉玲：《北宋真仁之際皇權交接與章獻皇后的政治考量——兼論儒家理念對宋代女主預政的雙面影響》，《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原本作為局外人的崇恩太后更不例外，而崛起中的張商英一黨無疑是其謀求“垂簾”的最佳合作對象。

三

“帝因人望而相之”。（畢沅：《續(xù)資治通鑒》，卷九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475頁）而張商英的所謂“人望”，除了石公弼等代表“公議”的臺諫官為其積極延譽之外，想必不乏明達皇后的推波助瀾，崇恩太后欲假借明達皇后之手垂簾，而明達皇后也想借重崇恩太后與張商英的關系謀求皇后之位。

總之，大觀四年六月，張商英為右相；八月，引鄧洵仁為尚書右丞，侯蒙同知樞密院事；第二年三月，再引王襄同知樞密院事，只是當他準備引石公弼為宰執(zhí)時，遭左相何執(zhí)中反對而未果。（《拾補》，第988）另一方面，蔡京黨羽余深、林攄、薛昂相繼被逐，一時間，張商英及其黨羽儼然占據(jù)宰輔集團半壁江山。

鄧洵仁，鄧綰長子，四川成都人，其父和張商英是鄉(xiāng)黨，且同屬新黨集團，熙寧五年十一月，張商英遭舊黨反擊，只有鄧綰為張商英辯護，以致于“上（指神宗）謂王安石曰：‘商英被劾，綰乃至出涕，言前此未有此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零，中華書局，1992年3月第1版，第2245頁）鄧綰有恩于張商英，張商英提攜其子鄧洵仁，將其納入自己陣營，也在情理之中。

王襄，字幼安，初名寧，徽宗賜名襄，《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有傳，王襄和蘇軾及幼子蘇過都有詩文唱和，過從甚密，張商英和蘇軾是鄉(xiāng)黨，也有詩文唱和，蘇洵去世，張商英有《挽老蘇先生》，《蘇軾詩集》保留了蘇軾寫給張商英贈詩多達六首，蘇軾門人黃庭堅、張耒也和張商英詩文往來，同屬張商英黨的侍御史毛注族兄毛滂和二蘇也頗多詩文唱和，（銳聲：《毛滂家世敘略》，《天津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6期）毛滂也曾在張商英網(wǎng)絡之列，張商英心腹幕僚唐庚素有“小東坡”之稱，和“蘇門”的共同關系或許也是張商英和王襄等人結黨的紐帶，因此，鄧洵仁、王襄、唐庚以及與張商英同屬章惇黨的范鏜均被明確定為張商英黨羽。（《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十八罷免上》，《拾補》，第1017頁）

侯蒙，字元功，山東高密人，雖無直接史料證明與張商英結黨，但侯蒙在政治上傾向于張商英，卻有目共睹，“先是，御史中丞蔡薿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薿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為然”。（《宋史》，《侯蒙傳》，卷三百五十一）

當然，徽宗朝后期黨爭嚴酷，政治人物往往出入不同陣營，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但大觀、政和之際張商英復出、拜相期間，這些人共同結黨，而張商英一黨崛起，或受益于明達皇后及其背后的崇恩太后，張商英自然要對明達皇后投桃報李，這些都集中體現(xiàn)在徽宗第二次立后之爭中。

在外廷，崇恩太后有張商英一黨支持，離垂簾之路近在咫尺，而最后一步，便是在內朝將劉貴妃扶上皇后寶座，以便假劉皇后之名，擅行垂簾之實，殊不知同為貴妃的鄭氏卻捷足先登。

政和元年二月，貴妃鄭氏被冊為皇后。“后本欽圣殿押班，徽宗為端王，每日朝慈德宮，欽圣命鄭、王二押班供侍。及即位，遂以二人賜之”。后來，鄭氏、王氏俱有寵，明達皇后繼之，三人相繼獲封貴妃，距皇后寶座皆一步之遙，考慮到劉氏為徽宗生下三位皇子，而鄭氏僅育有一子，且早已夭折，劉氏似乎更勝一籌。

顯恭王皇后，即欽宗生母，是徽宗第一位皇后，“后性恭儉，鄭、王二妃方亢寵，后待之均平。巨閹妄意迎合，誣以闇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獄參驗，略無一跡，獄止。……大觀二年崩，年二十五”。王皇后因鄭、王二妃傾軋而早逝，但鄭氏想上位，也需外廷大臣襄助，對此，宰相何執(zhí)中與鄭氏族侄、時知樞密院事鄭居中不遺余力。

何執(zhí)中，字伯通，浙江龍泉人，《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有傳?；兆跒槎送鯐r，何執(zhí)中侍講，遂有“帝師”之名，大觀三年六月，何執(zhí)中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何執(zhí)中拜相之后，便積極擁立鄭氏。“大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宰臣何執(zhí)中言：‘長秋虛位，宜登崇賢淑，以慰安四海。’”“四年九月十五日，何執(zhí)中等又以為言”。“十月二日，詔曰：‘貴妃鄭氏……可立為皇后”。（《宋會要輯稿》，第六冊，第231頁）

鄭氏聯(lián)手王氏，除去王皇后，鄭氏隨即又在宰相何執(zhí)中及族侄鄭居中強力奧援下，乘蔡京黨集體出局，張商英羽翼未豐之際，搶先一步，冊為皇后，而張商英羽翼豐滿之后，恰值徽宗“大病”之期，便轉而對立鄭皇后一事提出異議，其潛臺詞不言而喻，必欲廢鄭氏而改立劉氏。

張商英一黨咄咄逼人，勢必激起何執(zhí)中和鄭居中的警惕，“張商英為相，（何執(zhí)中）惡其出己上，與鄭居中合擠之”。（《拾補》，卷二十八，第958頁）“何執(zhí)中……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賓客唐庚，竄之惠州。”（《拾補》，卷三十，第1009-1010頁）

張商英與何執(zhí)中兩黨交爭，卻為蔡京坐收漁利，乘勢東山再起，并第三次拜相創(chuàng)造契機，與此同時，徽宗康復，不滿于病重期間，張商英大肆更張，也有易置張商英之念，于是，“時中丞張克公等阿附蔡京，亦揣上（指徽宗）旨向京，數(shù)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

“中宮（指皇后）選立，（張商英）初無建明，陰懷異意”，張克公彈劾張商英奏議中，也有“比中宮建立，陰懷異志”，（《拾補》，卷三十，第1012頁）“中宮選立”，“陰懷異意”或指何執(zhí)中擁立鄭氏時，張商英立足未聞，暫時未置可否，內心卻另有他圖，而“比中宮建立，陰懷異志”，則是鄭后既立之后，張商英卻圖謀廢鄭氏，立劉氏。

宋徽宗

四

一時間，張商英幾成眾矢之的，原屬蔡京一黨的“給事中蔡薿亦助克公排之”。（《拾補》，卷三十，第1012頁）政和元年六月甲寅，復蔡京為太子少師，八月乙未，蔡京為太子太師，隔一天，丁巳（二十七日），徽宗果斷罷免了張商英，距徽宗發(fā)布《康復德音》僅一個半月。

九月戊寅，張商英同黨王襄罷，再被重用要等到靖康間蘇軾擁躉何?當政之后，不久，鄧洵仁落職，張商英一黨徹底瓦解，其本人也被逐出京師，從此，廢棄終生，崇恩太后垂簾夢隨之灰飛煙滅，徽宗則幸免于一場未遂的宮廷政變，雖無刀光劍影，但兇險不容小覷。

一旦和張商英交通的事情敗露，明達皇后自然“不安于位”，這或許便是遭徽宗冷遇的原因，但大臣交通“中貴”，干謁仕進，可謂無朝無之，本不足深罪，但和崇恩太后聯(lián)手，圖謀“垂簾”的事情敗露之后，性質已然不同，事實上已經(jīng)觸及徽宗底線，并由此對崇恩太后動了殺機，而崇恩太后自縊，對明達皇后無疑是雪上加霜，終至于積郁成疾。

政和八年七月庚子，距崇恩太后自縊僅半年，明達皇后薨，之后，徽宗對她大肆追崇反而有欲蓋彌彰的嫌疑。寵妃病故，徽宗或有愧悔，于是，“欲踵溫成故事追崇，使皇后表請，因冊贈為后，而以明達謚焉”。（《宋史》，卷二百四十三，第8644頁）溫成皇后張氏，仁宗寵妃，死后追冊為皇后，謚溫成。（《宋史》，卷二百四十二，第8622頁）

既有“溫成故事”在先，徽宗追崇劉氏無可非議，原本不必再使鄭皇后出面，假托為養(yǎng)女，徽宗之所以多此一舉，或許另有隱情，很可能借以掩飾明達皇后與崇恩太后之間的關系。

“政和三年八月十九日，皇后上表言：‘妾有養(yǎng)女故貴妃劉氏，襁褓而入禁庭，總角而親宸扆，方幸榮昌之漸，遽為冥漠之游。愿賜討論，別議追崇之禮。’手詔追冊劉氏為皇后”。（《宋會要輯稿》，后妃一，第六冊，第232頁）“（九月）戊戌，追冊貴妃劉氏為皇后，謚曰明達”。（《續(xù)資治通鑒》，卷九十一，第479頁）

事實上，明達皇后僅比鄭皇后小八歲，（《宋會要輯稿》，后妃一，第223頁）果如鄭皇后上表中所言“襁褓而入禁庭”，則明達皇后入宮當在哲宗元祐初年，崇恩太后即將成為后宮主人，因此，可以斷言明達皇后必然出自崇恩太后門下，甚至崇恩太后極有可能“以同姓養(yǎng)為女”，北宋士大夫之間同姓聯(lián)宗頗為盛行，想必后宮更甚。

崇恩太后“有垂簾意”，且內朝聯(lián)手明達皇后，外廷和張商英交通，圖謀借徽宗“大病”之際，染指皇權，引發(fā)徽宗警覺，一旦康復，便果斷出手，迅速罷免張商英及其黨羽，但考慮到趙宋皇族的“恐懼癥”遺傳病史，尤其是徽宗祖父英宗因心理抗壓性不足而神經(jīng)異常，哥哥哲宗也有心理壓力過重問題，因此，崇恩太后事件變故對于徽宗心理造成的影響同樣不容小覷。（楊宇勛：《從政治、異能與世人態(tài)度談宋代精神異常者》，《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2006年第7期；另見史泠歌：《帝王的健康與政治-宋代皇帝疾病問題研究》，河北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

“垂簾”事件，雖然有驚無險，但徽宗對于他人可能染指皇權的警惕性卻日甚一日，轉而進一步獨斷和集權，“惟欲權出于己”，“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鐵圍山叢談》，卷五，第97頁）徽宗用以集權的途徑和方式，便是臭名昭著的“御筆手詔”。（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政和三年，詔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違限一時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論。舊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詔而后命學士為之。……事無巨細，皆讬而行焉。有不類上札者，而群下皆不敢言也”。（《備要》，卷二十七，第696-697）徽宗“自攬權綱”及“御筆手詔”，都緊跟事件之后涌現(xiàn)，恐非偶然，或受“垂簾”事件影響。

崇寧年間，蔡京初相，“銳意更張，以為天下后世無以復加”。（《拾補》，卷二十八，第956頁）今人津津樂道的安濟坊、居養(yǎng)院、漏澤園等社會福利設施、制度，醫(yī)學、算學、書學、畫學等分科教育及學校制度等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都出自蔡京第一次執(zhí)政時期，但政和二年五月，蔡京第三次拜相之后，“寵任既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為”。（樓鑰：《樓鑰集》，卷二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419頁）權臣如蔡京，不過充位而已，而再無作為，繼任宰相王黼更被徽宗以“俳優(yōu)”蓄之，所謂“佞幸”而已。（《宋史》，卷四百七十，《佞幸·王黼傳》第13683頁）王黼之后，“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皆鄙夫患失之徒云”。（《備要》，第717頁）其中，李邦彥“善謳謔，能蹴鞠”，人稱“李浪子”，不過以此取悅徽宗罷了。（《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彥傳》，第11120頁）

徽宗獨斷和集權一發(fā)而不可收，“海上之盟”、聯(lián)金滅遼之際，更以“御筆手詔”親自指揮前線將士，宰執(zhí)們對前線戰(zhàn)況懵然無知，也將北宋帶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最終國破家亡，身死異域。(王正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