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建斌：契訶夫來到我身邊

陳建斌從酒店的房間走出來，接受這一天的最后一家媒體專訪。

從早到晚的采訪車輪戰(zhàn)把他折騰得夠嗆，每一次轱轆碾過，都得回屋緩幾分鐘，再出來，繼續(xù)說話。

在兩架攝影燈的包夾下坐定，陳建斌神色如常，沒有興奮，也沒有倦色。桌上一盤馬卡龍，黃白粉綠，碼得齊整，一點兒沒動。不同的采訪提綱散落各處，從5號宋體到初號黑體，各種大小型號。

51歲這一年，陳建斌帶來了自己的第二部導演作品《第十一回》。電影拍攝于2018年，經(jīng)歷了忐忑不安的等待和刪改，終于開始了兵荒馬亂的宣傳期。

 ·電影《第十一回》海報。

此前，他說起選檔期時“很受侮辱”：“我問這個檔期行不行？他們說不行，這是暑期檔，會有這個電影、那個電影。我又問那個點行不行？人家說也不行，那個點是那種電影……躲來躲去，就感覺365天，每一天都不適合。”

電影拍攝成本5000多萬，收回成本，票房差不多要兩個億。他做了不少突破自己“從業(yè)底線”的事，比如穿上袍子拍抖音，但為了電影，還是豁出去了。

上映第四天，《第十一回》豆瓣7.5分，票房4015萬——一個不低的分數(shù)、一個不太理想的收益，陳建斌站在很多新銳導演都曾置身的十字路口，在個人審美與觀眾口味之間，在藝術與商業(yè)之間，在對票房的隨緣與焦灼之間。

他在微博寫了一首詩：

?01 難產的藝術

?或許是巧合，《第十一回》講的也是一件藝術作品艱難的誕生。

話劇團的年輕導演胡昆?。ù簌i飾）正在排練新劇《剎車殺人》，改編自一樁陳年舊案——30年前，馬家溝村的一對男女，大白天在拖拉機下脫了褲子；女人的丈夫撞見后，一怒之下，用拖拉機軋死了兩人。

每一次，演員們在舞臺上排演得激情澎湃，就會有闖入者將他們打斷。先是“殺人犯”馬福禮（陳建斌飾），說自己沒殺人，認罪是為了保住“男人的面子”；再是死者的弟弟，拍下20萬要求改戲，說哥哥是受害者，一切只是女人意亂情迷的勾引；再是市領導，說“男女亂搞”的戲碼，價值導向有問題。資本、權力相繼登場后，胡昆汀又因為出軌女演員賈梅怡（春夏飾）慘遭封殺……劇本不斷被修正，藝術越來越跑偏，直至淪為鬧劇。

藝術荒誕，現(xiàn)實也如此。真相如《羅生門》一樣撲朔迷離、難以抵達。馬福禮如“男版秋菊”，在不斷“要個說法”的過程中，被不同人做著定義。殺人犯、說謊者、王八蛋……律師慫恿他做個“討回尊嚴的強者”，屁哥勸他做個“四大皆空的修行人”。

陳建斌由此搭建起他摯愛的兩個世界。一邊是中國老百姓的現(xiàn)實主義，那里有馬福禮、金財玲（周迅飾）和金多多（竇靖童飾）一家，守著自家的早點攤，把雞飛狗跳、一團亂麻的日子，過得堅韌粗糲、生氣淋漓。

一邊是戲劇營造的幻夢光影。話劇團里的各號人物，名字都是“諧音梗”：賈梅怡是“梅姨”梅麗爾·斯特里普，胡昆汀是昆汀·塔倫蒂諾，團長傅庫司致敬的是南斯拉夫導演庫斯圖里卡，保衛(wèi)科茍也武對照的是北野武，還有沒出現(xiàn)的副團長鄭錫蘭，指的是土耳其導演努里·比格·錫蘭。這些人，都是陳建斌愛的，如同電影里嵌入的那些經(jīng)典戲劇臺詞，來自他熟記于心的莎士比亞、契訶夫、阿瑟·米勒。

這是陳建斌的私心。“我從20歲到32歲，一直在中戲。我對生活、對世界的認識，來自于劇場和舞臺。”他對人民文娛記者說，“你可以把《第十一回》理解為一部戲劇。”

他抱著“永無止境”的心態(tài)來導這出戲，從開拍到殺青，幾乎每一天都在改劇本。原本的片名叫《如是我聞》，到后期快定剪時，他又忽然起意，要做一版“章回體”，用一個晚上的時間，召喚好友史航來家里，起了10個章回的回目。就在那一瞬間，他決定，電影改名叫《第十一回》。

“這個電影只有十回，就像一場戲劇的序幕。當序幕結束，燈光打亮，每個觀眾走出影院的時候，屬于他（她）的第十一回，才真正開演。”陳建斌說。

02 新疆與少年

這也是他最初為電影擊中的地方。

1982年，陳建斌在烏魯木齊八中開始了初中生活。從家到學校，經(jīng)過三家電影院，他經(jīng)常背著書包去上學，路上直接拐進影院，看上一天。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文藝時代正在展開，陳建斌被香港的武打片，磁帶里的費翔、張薔和同學家訂的《中篇小說選刊》徹底分了心。

1988年，高考落榜的陳建斌當起了待業(yè)青年，平日就去群藝館唱歌、跳舞、詩朗誦。那一年，他看了張藝謀的《紅高粱》與特呂弗的《最后一班地鐵》。散場時，天是亮的，他特別惆悵：“故事里的人都去哪兒了？如果能變成電影里的人多好？”

那一年，陳建斌第一次來到北京。親戚在王府街逛街，他獨自一人從南往北走到了北京人藝，走到了美術館，在那里買了一套謝冕主編的《新浪潮詩集》。

回去后，他完成了人生中第一個劇本《藍灰黑》，三個故事三種顏色，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紅白藍》還早四五年。

陳建斌聯(lián)系了兩個在電視臺工作的朋友，借了一個碘鎢燈和一個M7攝像機，又找來一個朋友做演員。“開機儀式”在新疆大學的一間教室舉行，幾天后，因為沒錢，劇組散伙。

他和朋友商量，先積累資金。陳建斌從外婆家拿了一個鐵油桶，改造成烤爐，賣烤紅薯。生意很不錯，照這個勢頭，能開一個飯館，掙了錢再拍片，直到他們的烤爐被城管拉走，理想再一次破滅。

待業(yè)第二年，中央戲劇學院來新疆招生。三試過后，陳建斌焦急地等待放榜結果，給來招生的何炳珠老師寫了一封長信。

“我今年就20歲了，我清醒地明白，我的一生不能沒有藝術，不能沒有表演，不能沒有這個唯一讓我狂熱，讓我不能自已，讓我沉醉，讓我覺得生活還有樂趣，讓我為它激揚奮發(fā)，斗志不渝的東西，我不能沒有它，盡管它到目前為止也未青睞過我，我也從未想過要后悔……”

信的結尾，一連點了15個感嘆號。

1990年，陳建斌、王學兵、李亞鵬、曹衛(wèi)宇等17個新疆孩子，登上了開往北京的T70次綠皮火車，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下車時，所有人腿都腫了。

開學后，班主任何炳珠領全班去看北京人藝的《雷雨》和《茶館》。出發(fā)前，陳建斌跑到書店買了《焦菊隱文集》，讀得一頭霧水。戲演到精彩處，何炳珠回頭一看，大半個班都睡著了。

大一假期，陳建斌和王學兵得到在瓊瑤劇《梅花烙》里跑龍?zhí)椎臋C會，兩人演一對侍衛(wèi)，報酬70塊。拿到錢后，他們到學校對面的小飯館美美吃了一頓宮保雞丁配炒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