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高星在第二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開幕式上發(fā)言。
簡介：高星，1962年出生于遼寧。1985年獲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學士學位，2000年獲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學位?，F(xiàn)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崗位教授、博士生導師，亞洲舊石器時代考古聯(lián)合會榮譽主席。
1981年，高星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時，對考古幾乎一無所知。那時的北大還沒有成立考古文博學院，甚至沒有考古系，考古只是設在歷史系下的一個專業(yè)。
選擇這個專業(yè)，高星完全是被動的。他從小的理想是成為一名文學家，中文系自然是第一選擇。高考報志愿時，政治老師動員他選考古，理由是“可以走遍全國的名勝古跡”。高星卻想：“做文學家多有社會價值啊，游山玩水哪里是我的追求？！”然而機緣巧合之下，他偏偏學了考古，而且鉆研了42年。
高星正在承擔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研究“中國地區(qū)現(xiàn)代人的起源與演化”，涉及中華民族的本源問題。在2023年的央視《開學第一課》上，他以考古學家、古人類學家的身份，為同學們介紹了最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成果，“我們和祖先腳踩在同一片土地上，每次想到這里，我都會非常自豪”。
“這塊石頭為什么出現(xiàn)在這里？”
高星的老家在遼寧省寬甸滿族自治縣灌水鄉(xiāng)的一個小山村。他從小就愛讀書，成績一直很好，作文更是強項。懷揣著強烈的文學夢，他的高考第一志愿報了北大中文系。
但高星不知道的是，由于考古屬于冷門專業(yè)，國家為了扶持招生困難的學科，特批考古專業(yè)在服從分配的學生里有優(yōu)先挑選的權利。于是，在專業(yè)志愿里填了“服從分配”的高星，就被分到了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yè)。
“收到錄取通知書時，我挺失望的，入學時心里還有點別扭。”高星對《環(huán)球人物》記者回憶道。
北大入校教育的一項內(nèi)容是參觀新落成的圖書館，里面有很多知名校友的事跡介紹。高星看到了一些北大文學新銳的作品展示，羨慕極了，感覺自己本應是其中一員。
那時他對考古的理解就是“挖墓”，心想：“其他專業(yè)都是往前看，能對社會發(fā)展作出貢獻，考古卻是向后看，學出來有什么用呢？！”盡管如此，高星還是保持著從小養(yǎng)成的習慣，勤奮刻苦地學習，即使不那么感興趣，他的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我從小是個乖孩子，又是從農(nóng)村出來的，能到大城市讀書，非常珍惜這樣的機會。”
在聽課、聽講座、閱讀的過程中，高星逐漸覺得考古也沒那么無聊。由于成績好，他還當了班里的學習委員，但心里一直放不下文學夢，旁聽了幾門中文系的課程，想著等考研究生的時候再換專業(yè)。
1983年秋季，大學三年級的高星第一次參加田野實習，和全班同學一起去了位于山東長島縣的北莊遺址。這是一處非常有名的史前聚落遺址，當時剛被發(fā)現(xiàn)不久，后來展出的一些文物正是高星和同學們發(fā)掘出來的。
這次實習讓高星受益匪淺。他至今記得，有一天自己在探方（把發(fā)掘區(qū)劃分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里發(fā)現(xiàn)了一塊扁平的大石頭，覺得很普通，就隨手搬到了探方邊上。
當時，帶隊的北大教師嚴文明先生正好在巡視，看到這塊被遺棄的石頭，便對高星說：“你想一想，這么大的石頭，為什么會出現(xiàn)在土壤細膩的黏土地層里呢？你覺得它跟人類活動沒有關系嗎？”高星想了想說，從表面看沒有人工痕跡，應該不是人類的工具。嚴文明讓他把石頭翻過來，結果令高星大吃一驚——另一面是平滑的凹面——這是一個石磨盤。“那一次，嚴先生的批評和警示給我的教育意義非常大。直到現(xiàn)在，我也經(jīng)常教育我的學生，看地層時要嚴謹，多思考遺址里的東西為什么在這里出現(xiàn)，是不是與人類活動有關系。”高星說。
實習過程中還有一件令高星驚訝的事。在他負責的探方里發(fā)掘出30多具人骨，從而確定了一處大型墓葬。但人骨擺放得非常奇怪——四肢骨堆成一堆，上面放一個頭骨。
高星知道，這是原始社會流行的“二次葬”，即人死亡后，尸體并不馬上“入土為安”，而是被放置一段時間，等待一個特定時日，族人將死者已經(jīng)分解的尸骨收集起來、集體埋葬。另一種“二次葬”的方式是先將死者草草掩埋，待尸體積攢到一定數(shù)量時挖掘出來，再集體埋葬。
這種習俗讓高星產(chǎn)生了興趣：“我想知道史前人類社會的喪葬習俗為什么與現(xiàn)在區(qū)別這么大？那么多人葬在一起，他們之間是什么關系？”
到了大四，高星參加了第二次田野實習，對考古的興趣進一步加深。臨近畢業(yè)，他再一次面對專業(yè)的選擇。這一次，他下定決心，繼續(xù)攻讀考古專業(yè)的研究生。
2009年，高星在河南靈井遺址觀察出土標本。
“舊石器時代考古就像‘刑偵’”
1985年，高星進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讀碩士，奠定了學術研究的堅實基礎，畢業(yè)后繼續(xù)從事研究工作。
1989年是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fā)現(xiàn)60周年，古脊椎所組織了一次國際性紀念與探討會議。高星負責接待部分外國學者，并帶他們到中國西部的一些重要舊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考察，這讓他進一步體會到東西方學術思維的差異。
“國內(nèi)側重研究器物本身的形態(tài)、類型等，西方學者則是通過器物研究人類的行為和活動，比如我們是怎么變成直立的，石器的類型與形態(tài)表達了制作者怎樣的思想。”
有一次，高星在辦公室里向一名德國學者展示了自己正在研究的一批標本和正在撰寫的論文。德國學者聽后，讓高星找來一個土豆、一把削鉛筆的小刀，用削土豆的方式解釋了古人類的技術，以及背后所反映的思想行為。
這件事給了高星很大啟發(fā)，也成為他去海外深造的動因之一。1992年，高星到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人類學系做訪問學者，第二年轉(zhuǎn)為留學生身份。1999年底，他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并順勢做了一段時間的博士后研究，2000年5月回國。之后，高星在研究所開辟了動物考古學、微痕分析、殘留物分析等學科領域，將西方前沿理念、技術與中國考古學相結合，引領了國內(nèi)相關學術領域的發(fā)展。
在多年的治學生涯中，很多人問過高星同樣的問題：你為什么喜歡研究舊石器時代？
中國有文字記錄的歷史長達幾千年，從地下發(fā)掘的文物可以與史籍相互印證。而舊石器時代從距今300多萬年前開始，到距今1萬年左右為止，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在很多人看來，研究難度太大。但在高星眼里，這段時期具有獨特的魅力。
“舊石器時代是人類演化最基礎，也是最漫長的階段，占據(jù)整個人類歷史99%的時間。正因為沒有文字記錄，才給了我們更多發(fā)掘、研究、闡釋的空間。這是一個大有可為的世界，對我來說充滿了神秘感和懸疑感，有想象和闡釋的空間，可以講述很多故事，非常有吸引力。”高星說。
他經(jīng)常打一個比方：如果將人類歷史濃縮為24小時，當零點鐘聲敲響時，直立行走的人類開始出發(fā)，狩獵采集、制作工具、學會用火、遷徙移動；當這一天快結束時，人類才進入農(nóng)業(yè)社會，才進入定居模式。因此，舊石器時代涉及人類共同的根基，具有高度的國際性，每當有古人類化石或文化遺存被發(fā)現(xiàn)，全世界的科學家都會加以關注。
但同時，這個領域最大的難題就是缺乏研究材料，即使發(fā)掘出一些實物，也大多是支離破碎的，很難找到完整的證據(jù)鏈。“舊石器時代考古就像是對遠古時代的‘刑偵’。刑警破案需要找到各種證據(jù)，比如血液、腳印、作案工具等，我們也是探尋古人類留下的蛛絲馬跡，然后把所有材料拼在一起，復原當時的生產(chǎn)生活圖景。”高星說。
這個過程很像拼圖游戲。但古人類留下的遺物和遺跡被發(fā)現(xiàn)的機會少之又少，還會被各種因素不斷擾動、破壞，想拼湊完整極其困難。“因此，考古學家決不放過任何細微的發(fā)現(xiàn)。”高星說。
比如，用顯微鏡觀察一些石器上的微痕，能知道這種石器是用來砍樹的還是肢解動物的，它切的肉是新鮮的還是風干的、冷凍的；如果能從石器上提取到動物血液、毛發(fā)、脂肪或植物淀粉等殘留物，就可以知道古人類獲取過哪些資源、吃過什么食物。此外，還有一些新近發(fā)展出來的先進科技手段，比如遺傳學分析，能從骨骼甚至地層土壤里提取古人類或古動物的DNA。這些信息對于破譯遠古人類生存演化的謎團非常重要，就像是“芝麻開門”的密語。
“舊石器時代考古像是在讀一部‘地書’，它深藏地下，層層疊疊的地層就是一張張紙張、書頁，各種遺物和遺跡就是記錄歷史的文字，考古學家負責將它們挖掘出來、辨識出來，寫成大眾認識的文字，把地書變成一部真正的史書。這是一項崇高的事業(yè)。”高星說。
“意外”留給有準備的人
位于寧夏銀川附近的水洞溝遺址，是高星回國后主持發(fā)掘與研究的一個重點項目。2003年至2022年，他帶領由古脊椎所和寧夏考古研究所組成的聯(lián)合考古隊，并與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合作，對水洞溝遺址第1、2、7、8、9、12地點開展了發(fā)掘與研究。其間有很多意外收獲和驚喜。
2004年，考古隊在寧夏水洞溝遺址的發(fā)掘現(xiàn)場。
2007年夏，團隊成員在遺址外圍的一個磚廠附近做調(diào)查。登高而望，豁然看到遠處有一處斷崖。這處斷崖其實是磚廠挖土形成的剖面，奇異的是，在黃色沙土堆積層中鑲嵌著一層黑色條帶?？脊抨爢T敏銳地感覺到這條帶非同尋常，馬上前去查看，結果發(fā)現(xiàn)里面含有古人類遺留的大量用火灰燼、石器和動物碎骨。
團隊立即進行搶救性發(fā)掘，與磚廠鏟土機展開了時間賽跑，搶救出一批珍貴的文化遺存和科學信息，證明這是一處舊石器時代末期人類生活遺址，距今1.2萬—1.1萬年。在出土的磨制骨器中，有一種較大的梭形器，針眼比一般骨針粗大，是先民用來織網(wǎng)的。這是該類工具在中國首次被發(fā)現(xiàn)。由此可知，當時人類已經(jīng)擁有了織網(wǎng)技術，可以借此捕魚、捉鳥，獵捕野兔和羚羊等快速奔跑的小型動物。發(fā)掘出土的動物骨骼也印證了這個結論。
另一項意外成果來自遺址里一些看似普通的石頭。它們沒有加工痕跡，但大小和巖性好像經(jīng)過了選擇，上面還有一些裂紋。團隊經(jīng)過研究，得到一個重大發(fā)現(xiàn)——這些石塊被古人類挑選出來，燒熱后放到水里，用來把水燒開或把水中的食物煮熟。高星介紹，這種烹飪方法叫做“石煮法”，今天在一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還偶有沿用，但在國內(nèi)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中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在國外的舊石器時代材料中也罕見。
根據(jù)水洞溝遺址出土的材料，高星帶領團隊做了深入研究，在國內(nèi)外發(fā)表了大量學術成果，產(chǎn)生了重大學術影響力。“水洞溝遺址的發(fā)掘工作讓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重大的科學發(fā)現(xiàn)往往是不期而遇的。當然，機遇一定是留給勤奮的人、有準備的人的。”高星感慨道。
2009年，高星（左一）在湖北學堂梁子遺址考察。
研無止境。2011年，高星組織團隊，對西藏地區(qū)展開舊石器時代考古調(diào)查。
青藏高原一直是國際考古學界關注的熱點地區(qū)，因為這里有許多未解之謎，比如人類是何時到青藏高原生活的？如何適應高海拔缺氧、動植物資源稀少的極端環(huán)境？
為了尋找答案，高星帶領團隊走進了那曲申扎的尼阿底遺址。這處遺址位于藏北羌塘地區(qū)，海拔4600米左右，時間距今4萬年—3萬年，是目前海拔最高的舊石器時代遺存。而發(fā)現(xiàn)這處遺址的過程同樣是個“意外”。
2013年，已經(jīng)在青藏高原進行了多次調(diào)查的舊石器考古隊，來到了尼阿底山下。這里位于色林錯湖岸，科考隊員在此探查時，突然發(fā)現(xiàn)地表有大量石制品，很多是長條形的，上面留有清晰的人工打制痕跡，學術界稱之為石葉。石葉技術出現(xiàn)時間距今5萬—4萬年，是早期現(xiàn)代人的一個標志性技術。
團隊驚喜萬分，顧不得疲勞，馬上挖掘了一個探坑，發(fā)現(xiàn)原生地層中埋藏著同類標本。這是一項重大突破——以前在高原上發(fā)現(xiàn)的史前文化遺存，都分布在地表，沒有原生地層，無從判斷其時代和文化屬性。尼阿底是青藏高原腹地首次發(fā)現(xiàn)的地層明確的舊石器時代遺址，證明在遙遠的舊石器時代，先民已經(jīng)踏足世界屋脊。
2016年夏，團隊正式發(fā)掘這處遺址，先后出土了4000余件石制品，都是古人類狩獵和采集的主要工具。2018年11月，美國《科學》雜志在線發(fā)表了高星團隊的論文，公布了尼阿底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及研究成果，人類踏足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區(qū)的時間因此被提前到4萬年前。這是世界范圍內(nèi)史前人類征服高海拔極端環(huán)境的最高和最早的記錄，改寫了學術界的相關認識。
2006年，高星在云南大河遺址的發(fā)掘現(xiàn)場。
2013年，高星（右）在河北泥河灣盆地考察。
科考永遠在路上
由于古人類遺址通常分布在偏遠的地方，高星帶隊在野外科考時經(jīng)常跋山涉水，“從一個山頭到另一個山頭”，除了要有好的越野車，還必須組成車隊，一旦有車拋錨，彼此能及時救助。
在西藏考察期間，有一次團隊開著兩輛車回大本營，因為天黑看不清路，其中一輛車栽進了溝里，司機和坐在副駕位置的隊員嚴重受傷、失去知覺，坐在后排的兩人也受了傷。高星當時在北京，第一時間得知消息后非常焦急，由于當?shù)厝藷熛∩?、交通不便，只能打電話給隊員，鼓勵、指導他們自救。
“那里連一輛過路車都沒有。后排隊員一開始想到附近去找人，沒有找到，只好忍著傷痛，先把受重傷的同事小心地從車里移出來，等另一輛車返回接人，再送到日喀則的醫(yī)院救治。”高星回憶道，“受重傷的同事做了手術，留下了一些后遺癥，但保住了生命。”
高星患有高血壓，剛去青藏高原時整天頭痛、睡不著覺，走路像是腳踩棉花。后來他靠安眠藥強制睡眠、逐漸適應了。
尼阿底遺址附近連一棵樹都沒有，氧氣極其稀??；當?shù)貤l件艱困，村民和考古隊員要到遠處的一口井里打水、擔水，維持生活。
最大的問題是住宿，隊員們只能棲身在村部的兩間破舊平房中，其中一小間作為女生宿舍，散發(fā)著以前儲存風干臘肉留下的特殊味道。即使是盛夏時節(jié)，附近的山上也白雪皚皚。晚上冷風呼嘯，有時氣溫會降到零下十幾攝氏度，隊員只能蜷縮在睡袋里，靠自身熱量熬過漫漫長夜。為了避免到寒風刺骨的戶外上廁所，大家從下午起就減少喝水，以求一夜的安穩(wěn)。
還有用電問題。當時村里電力不足，停電是家常便飯。考古隊只能依靠一部破舊的柴油發(fā)電機提供電力。結束了一天發(fā)掘工作的考古隊員，要輪流用拉繩子的方式把發(fā)電機打著火，才有光亮，才能吃上一口熱飯。
“前前后后，我們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區(qū)考察、發(fā)掘了10余年，有幾個隊員出現(xiàn)嚴重的高原反應，無法適應，不得不撤下來，但更多人堅持下來了，并有了一系列重大發(fā)現(xiàn)，尼阿底只是其中的一個。這些成果使我們覺得付出是值得的，科學研究是崇高而偉大的。”高星說。
現(xiàn)在，高星每年在北京的時間大約1/3，其余時間要么在野外科考，要么在全國各地參加學術活動。隨著物質(zhì)條件的提升，科考時的交通、通信、后勤都得到了保障。近幾年團隊在西藏阿里地區(qū)工作時，雖然海拔也很高，但制氧機等配備都跟上了，住宿在縣城賓館，工作條件比之前大為改善。
高星坦言，不甘心做一個“考古匠”——那樣只會野外發(fā)掘、簡單整理材料、寫一些不痛不癢的報告、混一輩子。他對學生也是同樣的要求：要努力從材料中發(fā)現(xiàn)重大科學問題，對人類的起源演化、技術文化發(fā)展提出一些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觀點，立足遠古遺存，創(chuàng)造文化產(chǎn)品，成為行業(yè)佼佼者，“希望學生們能夠青出于藍勝于藍，一代一代把中國的考古事業(yè)做得更大更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