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1979年生于廣州，中專畢業(yè)后，輾轉多地謀生，2009年開始在網(wǎng)絡上寫作，2023年出版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書，引發(fā)關注。
2023年5月，胡安焉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張森絢 / 攝)
這不是一名快遞員利用業(yè)余時間寫作，而后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一夜成名的故事。這是一位原本只顧著一日三餐，無意間抓住寫作這根稻草，斷斷續(xù)續(xù)14年，終于找到自我表達路徑的寫作者的故事，只不過這位寫作者碰巧當過快遞員。
他叫胡安焉，一個消瘦的廣東人，20歲中專畢業(yè)，做過酒店服務生、便利店店員、自行車店銷售，漫畫社干過美編，菜市場賣過雪糕，北京送過快遞……2019年11月25日，他就職的快遞公司解散，被動結束工作后，疫情又嚴重起來。對于一名普通的快遞員來說，這是糟糕的境遇，但對胡安焉而言，這一切都讓再次拿起筆寫作變得理所當然。他開始在豆瓣上講述自己在快遞公司的打工經(jīng)歷。
出乎他意料的是，第一個故事——“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便掀起不小的波瀾。文章剛發(fā)在豆瓣上，旋即達到30多萬的瀏覽量，后被多家媒體轉載，各路編輯也紛紛找來，他又懷著謙卑的心態(tài)，繼續(xù)寫了“我在北京派快件”，刊在《讀庫2103》上。熱度之下，他將這些故事重新整理修訂，又新增8萬多字，一筆一畫地回顧了做過的其他大大小小的工作，最終出版了他自己的首部非虛構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遞》。
胡安焉首部非虛構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遞》。
這本書3月面市，隨后便一直盤踞在各大平臺的新書熱榜上，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這位“快遞員作家”。有人被感動：“各行各業(yè)都不容易，正是像我們一樣的普通人的真實體驗才會如此感人。”有同行道謝：“謝謝你把我們的經(jīng)歷寫出來。”更多的是陌生人的贊許：“喜歡這種文字，平實、誠懇、不矯飾。”
文學創(chuàng)作者大都被虛構的魅力誘惑著，胡安焉也寫過《南瓜布丁》《消失的遠山》《鯨》等多篇虛構小說，反響平平。而進入非虛構寫作領域，把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這更像是無心插柳之舉。他坦承：“通過講述自己的真實經(jīng)歷，我做到了從前在寫作小說時想做但沒做到的事情，即和更多讀者建立關于生活的共鳴。”又說，“小說對我來說始終更重要，因為它有更豐富和復雜的表現(xiàn)形式，對作者和讀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虛實之間，寫作如何潛入胡安焉的生活，熱度過后，他的文字又將通往何處。2023年5月，帶著這些問題，《環(huán)球人物》記者在北京采訪了胡安焉，以下是他的自述。
1分鐘=0.5元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2017年5月12日，汶川地震9周年的時候，我入職了廣東順德一家當時全國最大的貨運樞紐中心，上長夜班，從晚上7點到第二天早上7點。我要把到站的快件按目的地分揀、打包，或者破開被大大的纖維袋裝著的快件，把它們倒在分揀臺上。重的纖維袋有五六十斤，要一整晚不停地倒。一到凌晨四五點，人就困得難受，常常感到眼前一黑要失去知覺。身子搖搖欲墜時，又猛地驚醒，模樣像行尸走肉。廣東夏天熱，我試過一晚上喝光3升水，整晚不小便，因為水都從汗腺排掉了。我干了10個月，中間拿過5次A等績效，但我漸漸感到腦子不好使了，反應變得遲鈍，記憶力開始衰退。于是養(yǎng)成了吃堅果的習慣，核桃、花生和瓜子，價格都在一斤10塊錢以內(nèi)。
開始寫這段“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的故事，并非是想向讀者說些工作的內(nèi)幕，更多是一種記錄，所以我還選了很多照片放在里面，像日記一樣。我從下午寫到晚上，幾個小時就寫完了。出乎意料的是，這篇文章的讀者反饋以及收入，比我之前10多年寫的所有小說加起來都要多。它后來就成了《我在北京送快遞》這本書的第一章。
第二章“我在北京送快遞”也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只不過它恰好是我以上班的方式做的最后一份工作。當時在北京通州，這一帶的快遞員按件計薪，一個月平均工資7000元左右，我也差不多，公司買五險，這是我收入最高的一份工作。我算過一筆賬：按每月工作26天算，我的日薪大約270塊。我們一般早上6點多到站點開晨會，然后卸貨、分揀、裝車，再去往劃定的片區(qū)派件，送完快遞要返回站點，整理第二天的工作，晚會有時開到11點多才下班。每天真正花在派件工作上大概9個小時，所以理想狀態(tài)我每小時掙30元，平均每分鐘就是0.5元。派一個件掙2元，因此，我要每4分鐘派出一個件才不至于掉到平均線以下。
每個快遞員的手機里都有一個“系統(tǒng)”。你早上領了幾個件、送了幾個件，都能實時監(jiān)測。我們在工作的過程中肯定會關注自己的工作進度，比如說到了中午11點，我想看看已經(jīng)送了幾個，一看送了50個，但是我昨天這時候已經(jīng)送了60個，我就覺得不行，今天慢了我要抓緊。
在北京送快遞時的胡安焉。
我有焦慮感，必須要知道今天到底慢了還是快了，如果快了我就會安心，今天比昨天好。如果速度慢了，我可能后面就要調(diào)整方式，比如說有收件人打來電話我就不能接了，因為接了就會浪費時間，我得直接沖向下一家。這樣去考慮問題，不是出于一種積極的進取——希望掙更多或者掌控更多——不是出于這種目的，而是因為害怕犯錯，害怕時效慢，害怕掉隊。就是這種心態(tài)，日積月累，循環(huán)往復。
變成像今天這樣一個人
為什么要增加“我做過的其他工作”這一章，是因為我想把更早時期所有打工的經(jīng)歷都梳理一下，我很想說明一件事——自己為什么會變成像今天這樣的一個人。
我中專學的是家電維修，實習時去了某家酒店的宴會部當服務生，后來在香港人開的服裝店里干過一段時間營業(yè)員，當過快餐店送餐員，其間還到夜校讀了成人大學，學設計專業(yè)。2003年，夜校畢業(yè)后，我先后去了兩家漫畫雜志，遇到了一些比較特立獨行的同事、朋友。受他們影響，那段時間我聽了很多搖滾樂，涅槃、電臺司令、平克·弗洛伊德是經(jīng)常聽的樂隊和歌手。在這些朋友看來，我們就職的這家漫畫社做的內(nèi)容是膚淺、幼稚、虛偽的，一番熱烈商量后，我們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一開始我們住在通州的八里橋，旁邊是通惠河，我們用噴灌油漆在堤岸邊的墻上涂鴉;后來搬到了燕郊，當時的潮白河是完全干枯的，我們就拿著吉他走到裸露的河床上，圍成一圈唱歌聊天;一起去石景山雕塑公園的迷笛音樂節(jié)，音量震耳欲聾，樂迷都奇裝異服，我感到震撼。
我并不是搖滾青年的性格，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員，他們教我的處世之道是克己。所以我的性格基調(diào)是溫順、內(nèi)向、沉默。但漫畫社的朋友觸動了我，我意識到一些約定俗成的現(xiàn)象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它不一定就是完善的狀態(tài)。這種懷疑意識，成為我的一種持續(xù)的個人思考。
后來，我離開北京，去南寧做女裝生意，這段經(jīng)歷對我來說創(chuàng)傷比較大。商場的競爭手段比較殘酷，有的競爭對手會抹黑、中傷你。那段時間我積累了很多負面情緒，但是因為投了錢，我不能像辭掉工作那樣離開。到最后我也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女朋友又跟我分手了。所以我厭倦了，不想再費力追求大多數(shù)人認可的成功——體面的生活，成家立業(yè)，生兒育女，等等。我只想找一個空間躲起來。
不算“素人”，也不是“博同情”
2009年初的時候，我坐在南寧市裕豐商場里，正為自己庸碌的人生自憐自艾。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讀到雷蒙德·卡佛(被譽為繼海明威之后20世紀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作家)的小說《大教堂》。商場里環(huán)境嘈雜，閱讀隨時被問價錢的顧客打斷。然而我感到自己找到了出路，有可能把我從這平凡、乏味、庸碌的生活中打撈起來，這個出路就是——寫作。在這一年，我開始有意識地閱讀文學作品并創(chuàng)作。海明威、卡佛，寫作《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短篇集以及契訶夫的作品，這些都是我早期創(chuàng)作過程中拼命去學習、借鑒的作家作品。
我的文章都是發(fā)在網(wǎng)上，然后編輯看到來找我，再有機會在紙刊上發(fā)表。我記得最早發(fā)表的刊物是《文學與人生》，現(xiàn)在可能都不在了，還有《重慶文學》《百花園》等，總的來說不多，稿費也很少。在網(wǎng)上，我也會去看讀者的留言反饋，其中有些先入為主的觀念，以為我一直干體力活，沒有讀過書，是一種“素人”狀態(tài)，就憑愛好和天賦在寫，所以他們很同情我。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多數(shù)人沒有很強的好奇心去了解你，但他們那種善意對我來說已經(jīng)是很大的震撼了，看到大家在評論區(qū)有這么溫暖的交流，讓我覺得這個世界其實并沒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糟。
寫《我在北京送快遞》也并不是博同情。事實上我并不覺得這些經(jīng)歷都是不如意的，做快遞員其實跟其他工作差別不大，任何工作都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困難，人們都要面對各自的問題，都不容易，也都有堅持的理由。而且物流行業(yè)的收入我是滿意的，一個月7000元左右的收入，對于我足夠了。所以我沒有覺得生活發(fā)生了本質(zhì)的變化，我并不是從一個痛苦不堪的工作離開，然后進行寫作，獲得名利。寫作是一直伴隨著我的事情。寫作過程也是我的思考過程，我想表達出個人在有限的選擇和現(xiàn)實中，生活依然可以有意義——生活中許多平凡雋永的時刻，要比現(xiàn)實的困擾對人生更具有決定意義。
現(xiàn)在，我想寫一個相對來說更復雜一點的作品，不想再寫那種簡單的現(xiàn)實故事，而是更有分量的、更具原創(chuàng)性的、更新的一些作品。當然，我也做好了再度失去所有的心理準備。
